《神秘莱特》，2018

甫进入现场，声音降临并包裹观众时，我们已经跌进何子彦的陷阱：人们从“对话”的主客体二元，滑移到主体的共情和体验中，然而随着那个灵魂之声说：“根据一位英国前情报官（后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利昂·康伯尔的记录，我在1903出生。”加上此后这个灵魂之声不断用“据说”来引介自己的生平，似乎主体在异化，他者在介入，我们便对这个主体的唯一性和确定性产生怀疑，猜测这个声音是否一半来自莱特的鬼魂，一半来自整理莱特生平的作者何子彦。这种二元并存、把确定性束之高阁的延宕状态，将一直维持，并成为这个作品最显著的特征，成为何子彦最狡黠又最诚恳的叙事态度。

莱特的自叙充满了各种二元对立，似乎其整个人生都处于某种分裂的状态。他既是告发朋友监视邻居创造叙事的间谍，又在控诉告发朋友监视邻居创造叙事的警察；他既熟悉新儒家经典，又隐然憧憬孟德斯鸠和罗素；他既拥有广为人知的大名莱特，又有着平凡不过的越南真名范文德；他既是列宁斯大林，又是菩萨大救星；他既是领导革命的启蒙者（Mr. Light），又是参加革命的被领导者（Mr. Wright）；他既是马共党领袖，又是马共史上最大叛徒；他出生的故土越南义静，名字来源于两个中部省份各取一字；他服膺于对民族的爱，又俯首殖民者的权力。（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何子彦同一母题的作品《无名》，那个扮演过《色戒》中汉奸的梁朝伟，即是位于这种撕裂的缝隙中，就连梁朝伟在《色戒》中的名字“易先生”之“易”，也带有不断变化身位、不断逃遁身份的意指。）

《无名》（视频截图），2015，图片来自网络

何子彦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哲学观点，去重复、阐释、加强、叠加这种二元意象，比如道家的“一生二”、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法、“体内的两头野兽”。但最具有咀嚼意味的，当属莱特的间谍身份。所谓间，是二元之中，是不确定，是不稳定，是两块陆地之间飘荡的波涛。既是此又是彼，既非此又非彼。莱特作为间谍，游走在殖民和被殖民之间，游走在统治势力和革命力量之间，游走在东西文化之间，甚至在不停反复和螺旋的自我审判里，游走在自身灵魂的两极，更吊诡的是，他还游走在不同叙述者所写的“莱特史”之间。总而言之，他在夹缝中存在着，因这二元之间的飘荡，产生主体失焦的状态，与《神秘莱特》作为作品的现场空间设置，即一个无主体的场域（这里只有机器人肉身、生硬朗诵的语调以及由他者所书写的自传史料）同一逻辑脉络。而在《无名》中，主体之缺失被置换为“名”的消弭，有称谓却无名相，有能指却无所指，两个作品在这一点上更是互为修辞与脚注。进而，我们很快就会从莱特个人失焦主体的虚空中，体会到何子彦更大的指涉和隐喻。

“我是越南，我是马来亚，我是无数幽灵附身的大地。”莱特恍然已经将自己投射到广阔大地上，悄悄把间谍的身份政治意象，转译给了位于政治角力之下的东南亚群国。由此，那些关于东西方文化张力、资本主义和马克思革命思想之角力、混乱的政治交易、忠诚与背叛轮换表演的个人史，变成了“摇摆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东南亚史。我们也就从莱特这多义、复杂的人生里，体味到东南亚叙事普遍的焦虑：政权主体飘摇于世界两极政治掀起的浪潮，身份认同因华文世界的离散和欧美语境的遥远而流浪于无地，文化信仰在鬼神崇拜与“照相机、细菌、原子能、银河系”的未来语汇中被不断拉扯。于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的这个空荡场域——空荡的空间空荡的肉身——对应着东南亚海陆空荡的主体性，似乎在一片棕榈旷野中，回响嘈杂不安的热带雷雨之声，回响着多声道混杂的历史记忆，回响着诸神争斗时怒吼的回音。

《一个或几个老虎》（视频截图），2017，图片来自网络

对这热带焦虑的转译——即把东南亚历史、政治、文化的复杂身份认同及其带来的主体孤悬感还魂到各种具象化的戏剧性中——是何子彦许多不同形式之创作的主要范式。在《乌塔马——历史里千千万万个我》（2003）中，何子彦虚构了许多关于新加坡的“创世故事”，乌塔马以苏门答腊王子、哥伦布、郑和、莱福士爵士等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了新加坡，这片土地不断经历“遮蔽-揭蔽”的唯一时刻，从而制造出多条时间线的并列感。何子彦把身份根源神话一再解构，形成混乱的历史记忆，来对照东南亚多重身份认同来源（热带王国的本土记忆、西方的殖民记忆、华文文化记忆以及现代化进程记忆）的历史现实。但同时，这个作品的名字又在暗示着：多个看似分裂、矛盾的主体，却都是同一个“我”，这个引申的观念与《一个或几个老虎》中关于“一与多”（一个主体多种形态）的思考形成互文。由此我们得到一种重新看待东南亚的“知识考古学”视阈：东南亚的身份认同不是单一时间线下固态化主体性的呈现，而是由各类主体叠加——各种文化语境互相渗透、各种政治身份界限融化——而成的流动性魂影（因此，原本作为何子彦创作工具的“转译”/“隐喻”，也成为东南亚之具象在各种身份间滑移和逃逸的表征）。我们再次回到莱特的话，就会发现其远不止于一个交叠了个人史和东南亚史影像从而阐述漂泊之主体的故事。一生二，二生三，故事里的主体从唯一性中挣脱出来，生成了某种无序的秩序，无主的自主。

《神秘莱特》，2018

在莱特自叙里，他并没有因这种主体失焦而崩离和坍塌，反而如同局外人一样接受这种如影子一般的身份认同，当然，他这局外人的“超然”态度，或许在暗示这个灵魂之声的某种“他者”性（我们甚至可以看做是何子彦假装第一人称后故意留下的痕迹），但不论如何，莱特的这份“超然”，把政治划分和道德审判悬搁一旁，使“背叛”披沥现象学的审视目光，得到一种哲学和美学上的重新阐释，既是一种根基失却后的痛苦，也是一种跳跃出非此即彼之限定框架的自由，何子彦甚至没有过多停留在对莱特摈弃忠诚遗忘革命的批判上，而是更多聚焦于“背叛”这个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合谋和变身：“背叛”一会儿是作为文本书写者的叙事技巧，一会儿是作为革命这一概念的变体，一会儿启发莱特反思历史的成王败寇定律（“一旦成功改朝换代，谁敢说他们是乱臣贼子？”），一会儿又让观众堕入关于东南亚政治历史复杂网络的迷宫中。何子彦以“背叛”作为一个跳板，穿梭在“间谍”概念的无数变体和回声中，不断搅乱思绪，让一个本身带有先天性道德缺陷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反噬观众主体确然性的巨大陷阱，观众在此间不断坠落、迷失，那些确切（或说刻板）的概念开始震动，边界开始模糊，观念开始摇撼，主体开始消失。进而，莱特说自己的故事是“同时行走在两条道上的故事”，并要在这“漂泊无定”中“渡向未来”。这个未来是革命性的多元新世界，也是如湄南河百川汇海的元叙事。最后，莱特说：“讲故事背叛真相，讲人的故事背叛了那个人，讲自己的故事了自己，讲背叛的故事就背叛了背叛本身。”这话听起来有种熟悉的逻辑概念，不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么。

《神秘莱特》，2018

那么，我们重新审视何子彦这个作品的设置，一个不断讲述自身的灵魂之声飘荡在空的躯壳上空，这就是莱特说的“讲背叛的故事，背叛了背叛本身”。灵魂之声讲述背叛的故事，却已经背叛了背叛本身，换言之，我们看似在这个文本的体例中借着“背叛”来打破自己的二元对立，打破自己的威权主体刻板，打破了自己的认知边界，打破了自己的固化思考，但我们一旦意识到我们“打破”/“背叛”这个行为，却又重新悄悄树立起新的威权主体，革掉了革命，叛掉了背叛。

莱特神秘吗？当然，他是不同历史记忆的堆叠，是出于不同需要的修辞，他复杂，多义，人们因无法简单定义而归之于神秘。但正如何子彦所展示的，这个以莱特之名而兴建的还魂现场，只是在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莱特这个人。莱特是无。莱特在被说出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消失隐遁。莱特只是一个关于“间”的概念具象，连这个作品也只是围绕“间”而营建的文本性的东南亚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