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掩体实验空间

【编者按】2018年12月23号，辛云鹏个展《希望》引发的关于3·18背景的讨论在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内的de艺术中心进行，期间多位学者和艺术家杨北辰、苏伟、王子云、倪海峰都有发言，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摘取整理了艺术家辛云鹏和近代史学家雷颐的对话片段，以期为理解展览提供些许帮助。

辛云鹏：我觉得涉及到3·18这个事件，肯定是与这个地方有关，而艺术中这种踩点式的做法也不稀奇，只是在北京最近这段时间中没有这种类型的展览——大家大多是在画廊或者美术馆里。具体踩点并依此策划一个展览在当代艺术里其实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关于这个展览的史料刚才也提到过：我看过3·18的史料汇编，根据这种历史感创作了作品。我对3·18事件有很多疑惑：虽然作品中没有表现，其实我个人有很多疑惑，比如鲁迅在3·18前后的立场和变化是怎样的；比如当时教育界的经费缺乏导致很多学校、老师停课，因此学生也不上学，当时许广平所在的女师大，刘和珍也是许广平的同学，她们六个人被开除了。当时的女校长——杨荫榆，学生运动已经进入了一种常态，时常会发生学生请愿的活动，这之间的联系和促成事件的因素，其实我自己也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我想请教雷老师对这段时间的主要线索的判断。

雷 颐：其实3·18事件大家都比较清楚，这个事件没有什么更多复杂的因素。纵使深挖后的一些复杂因素大家也都有一些了解了。从国际背景来说，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深深地介入到了中国政治之中，因为苏联急于希望在远东营造一个和平环境。苏联认为他们面对的敌人是欧洲和西方，在几年前(1926年前）帮助成立了中国G。C。D——至于究竟谁来成立中国G。C。D，他们进行频繁的谈话和了解，发现陈独秀、李大钊比较接受他们（觉得他们比较可靠），本来他们也有和军阀比如吴佩孚进行接触，去判断究竟谁更适合成立中国G。C。D。当时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关系就不用说了，自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就深深地介入了中国的政治，他们认为中国的北方、东北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中国国内，军阀彼此之间为了权力斗争，找不同的西方国家作为靠山，彼此之间分为了很多派，彼此之间很难分清各自是哪一伙的，经常出现两军对战到一半，第三方的加入使得一开始对战的双方联盟起来，当时中国的政治极其复杂。但是一些新的因素出现了——国民党和G。C。D，而国共又开始了合作，这种合作也在苏联的调和和要求下。因为他们觉得军阀太陈旧、不太可靠，国民党和G。C。D又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所以他们决定扶持国民党和G。C。D，使他们开始了合作。

中国当时的背景非常复杂，，随时可能发生偶然事件，而中国社会又处于转型之中，比如说从1905年创办学校，到1926年也不过二十年，中国迅速地建起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各类师范院校，教育部总是出现经济困难，国立学校总是会欠老师工资，老师又因此不断发起“师潮”，就是罢课。学生接受了这种新的时代观念，就更多地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对老师的不满，也是一种常态了。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背景之下，各种政治力量都介入到了学生运动之中。有的人说是政治家利用学生，但他们其实没有利用学生啊，因为学生从来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因为只要有一方发起革命，实际上各方都会做出回应。所以当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事件或许是偶然的，但“发生事情”这件事是必然的。在冯玉祥发动政变之后，国共的力量还比较弱小，那么苏联就觉得或许冯玉祥是可以利用的。

你的作品中，手指缝中沾满油污的手，代表工人阶级也就是苏联，把硬币放在身后盘算——究竟把钱给国民党、G。C。D还是冯玉祥呢？最后想好了，确定后放在身前了——给冯玉祥。但其实就算支持了冯玉祥，还是希望国民党、G。C。D都能支持冯玉祥，因为当时苏联（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温和派，而支持中共是希望最终将中国农民也卷入到政治斗争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虽然很短，但是寓意表达的非常明确。

你觉得这个事件中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而我觉得现在人们将3·18原本没有的东西附加上去了，这才是值得思考的，比如说段祺瑞道歉就被夸张，他道歉其实是由于3·18事件发生后遭到了全国各地的谴责，使得他采取了一些对下令开枪的官员的处理措施。虽然证明政府认识了这件事是错的，但人们附加上去的段祺瑞下跪这部分其实只是表明了人的一种心理期待。尽管这件事是假的，但仍旧有很多人在传，有很多人相信这些编造出来的假的东西。

辛云鹏：我这个展览第一篇报道出来的时候，就被赋予了段祺瑞长跪不起的这个情节。我说这肯定不可能啊，哈哈。

雷 颐：这个展览形式很好，尤其艺术家这么年轻，却会对这么复杂厚重的历史感兴趣。如果需要我提一个建议的话，我认为你或许可以再表现一个日本人也是在拿着钱。这样就不会显得太简单化。这一方指甲中有油污的代表苏联，那另一方如何表现日本人的手在盘算？这样它就会变得更复杂，并更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实际上日本当时也是在给钱，去支持奉系。并不是只有苏联在支持冯玉祥和G。C。D，日本也在背后支持了。最初的时候是日本的军舰要进入大沽口，冯玉祥不同意，并布雷。日本就说你违反了当年的辛丑条约，引起了这一系列事件。但恰好当时群众与国共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帝运动，这其实也反映了当时国共的紧密合作。那个时期发生了很多事件，包括3·18前一年的五卅运动。所以你也可以将展览和整个大时代联系起来。

最后那个作品：通过一位女性的的嘴用俄语说着G。C。D宣言。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它首先表明了这个思想传到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他们当时是由俄国人用俄语传进来的。我当时在想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中国人说德语代表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呢？为什么要说俄语而不是德语的G。C。D宣言呢？等于说是苏联人将德语的G。C。D宣言翻译成俄语。因此如果是一个中国人说俄语，那么其中就会有更深的寓意——这像是一种被动，俄国作为主体，中国作为一个客体——一种输入。当然，对于当代艺术来说，一个作品可以有多个指向，我的理解可能有限。

雷 颐：那么我们回到正题，作为艺术家，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呢？

辛云鹏：其实我生长在北京，而318这个事件你在小学受教育的时候就知道。比如刘和珍君。晓阳老师邀请我在掩体空间做展览，相当于打开了这个盒子——因为这篇文章的背后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因为一般当代艺术都是处理当下的事情，而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我能不能抓住历史给我的材料并作出处理，或者说作为当代艺术我应该如何处理？如何能抓住历史又能抓住当下相通的地方？在做项目之前我没有什么预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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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娜拉出走》，我觉得是个巧合。我当时在史料汇编里看到青年人的日记，我才看到《娜拉出走》这个书的影响。这位青年人是3·18惨案中一个死者，看过他的想法后我才知道20年代时《娜拉出走》在当时是个很大的话题，包括鲁迅也有对这件事的讨论。所以我就用磁带做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既让磁带延伸出去，又围绕成一个封闭的圈子。

对，用这个材料的经验也是来自小时候上学，教室的风格也是用磁带的条带做装饰条。当时的装修的风格就是用廉价的方式去做一个屋子的围墙。

雷颐：讲到娜拉出走，我觉得这其中还有一个时间节点的意义。明年正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新青年》当时就专门有一刊介绍易卜生的言论。他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一部是《人民公敌》，另一部就是《玩偶之家》。易卜生对当时青年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当你一直被束缚在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突然有人说：人可以解放，你就是你自己。你应该释放自己的个性。多少年轻人受了他的启蒙。比如巴金写了《家·春·秋》，之前我的一个前辈，他在关于自己身处大家族时的一段出走的自述中说：我当时就是受到巴金的《家·春·秋》的影响，一直在思考我究竟是觉新、觉民还是觉慧？

辛云鹏：其实主要是涉及到俄款的事情。因为这件事在我的教育里是完全真空的，而日本方面的内容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雷 颐：那我就明白了。这个想法非常好，突出了俄国在这方面参与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