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里希特为原型和灵感的电影《无主之作》
发起人:另存为  回复数:0   浏览数:288   最后更新:2018/12/27 10:22:56 by 另存为
[楼主] 另存为 2018-12-27 10:22:56

来源:界面  文:Anna Altman


艺术背后的苦痛与真实:《无主之作》与德国历史

只有不断回顾过去,重述受害者与施暴者的故事,将历史铭记于心,才能让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度开始走上救赎与前进的道路。

图片来源:Caleb Deschanel/Sony Pictures Classics


在德语单词中,有许多冗长繁琐的复合词,它们将多个音节和概念集成一体,表达的含义却往往令人意想不到。“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词就是其中的典型,指的是与过去达成和解的过程。权威德语词典杜登将其定义为“大众对国家近代史中一段混乱动荡时期的讨论。在德国,该词往往与国家社会主义联系紧密”。实际上,这也是德国独有的特色。

自1940年代后期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德国社会对纳粹暴政下个人及群体的罪行进行了全国性的反思。统一后的首都柏林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纪念场所,其中欧洲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地处核心地带,其设计以文字与雕刻为主,颇为抽象。就在不远处,是为纳粹时期被害的辛提人、罗姆人以及同性恋死难者而建造的纪念碑;当然还有在德国随处可见的黄铜“绊脚石”,上面刻有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此外,为纪念东德治下翻越柏林墙及霍恩施豪森监狱受害者的场馆也对公众开放。“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词所传达的理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德语中,同时有两个词语能够表达“纪念碑”的意思:“Ehrenmal”和“Mahnmal”。前者以致敬为主,后者则更具有警示意义。只有不断回顾过去,重述受害者与施暴者的故事,将历史铭记于心,才能让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度开始走上救赎与前进的道路。

无论是文学、电影、戏剧、美术或者其他艺术形式,都是我们重访过去、追溯历史的可靠途径。事实上,许多后二战时期的德国艺术都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该国近代史上那些暴行、罪恶与苦难。无论是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执导的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安塞尔姆·基弗史诗般的画作,还是约瑟夫·博伊斯高深莫测的艺术作品,无一例外。但是,对德国历史的全新解读视角还在不断涌现,这也是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2006年的作品《窃听风暴》被视作重大突破的原因。

在当时,很少有电影选择以严肃的叙事语言来讲述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受害者的故事。在这样的背景下,《窃听风暴》讲述了一名国安局情报员在对一位作家及其女友进行监视之后,对该任务产生质疑进而改变立场的故事。该片主题鲜明,以小见大,从个人视角对广阔的政治背景进行了深刻的审视,被誉为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对东德刻画最为到位的影片。2007年,该片不仅荣获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殊荣,还在德国和欧洲获奖无数。在某种意义上,《窃听风暴》就是对“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词的最佳诠释。

在新作《无主之作》中,多纳斯马讲述了二战时期一位年轻艺术家库尔特·巴纳特的故事。故事从二战前期讲起,一直到战后东德的建立以及柏林墙的建设,对20世纪德国漫长且艰难的社会局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作为主人公库尔特的人物原型,当代德国最有声望的艺术家之一格哈德·里希特为主角的艺术生涯和生活经历提供了现实写照。同里希特一样,库尔特也出生于德累斯顿,并且在德累斯顿艺术学院进行深造。在职业生涯早期,里希特创作的社会现实主义壁画作品为他赢得了关注,在逃往西德后,他进入杜塞尔多夫国立美术学院,继续进修。里希特的父亲和叔叔加入了国防军,他的阿姨则患有精神疾病,之后不幸成为纳粹“安乐死计划”的受害者。孩提时代,他曾亲眼目睹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惨剧,成年以后,他又不得不在意识管控严格的东德苦寻艺术自由。但是,面对重重阻碍,里希特仍然创作出了上世纪最为令人垂涎和推崇的艺术作品。

导演在塑造库尔特这一人物时,选取了里希特的艺术成就与生活经历作为创作灵感。在接受德国巴伐利亚广播采访时,多纳斯马讲述了新作背后的创作动力。“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创造力,”他说,“去探索在时代洪流下的个体,是如何将生活经历和心灵创伤转化为艺术的。”多纳斯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无主之作》能够达到与《窃听风暴》同样的高度,毕竟,两者都旨在通过塑造扣人心弦且充满戏剧张力的个体人物经历,来揭示德国历史对精英人士的生活和艺术的影响。

当代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1932-)


《无主之作》开场设定在1937年,年轻的伊丽莎白牵着六岁的小库尔特来到德累斯顿美术馆观看展览,身着海蓝色连衣裙的她拥有一头耀眼的金发,美艳动人。一位身穿制服的纳粹官员正在夸夸其谈,说现代艺术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竞争游戏,奥托·迪克斯、乔治·格罗兹和瓦西里·康定斯基等艺术家更是对此乐此不疲,热衷于在作品中展现那些流行甚至丑陋的社会现实。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堕落、放纵且毫无技巧可言,不仅是对德国士兵的侮辱,也是对纳税人钱财的浪费。影片这一幕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1937年纳粹党举办的那次臭名昭著的“堕落艺术展”,展出作品被纳粹视为德国文化分崩瓦解的罪魁祸首。正如伊丽莎白和库尔特的导游在片中指出的那样,在1930年代的德国,艺术必须展现和赞美纯正的德意志传统及情感,而并非艺术家自我表达的窗口。随着剧情的推进,艺术的意义和目的也多次发生改变,且往往与当时的社会主导意识体系相一致,包括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还有资本主义。这些转变也属于电影核心主题的一部分。

在德累斯顿的观展结束后,伊丽莎白带着库尔特回到了他们宁静如常的家。但这短暂的宁静并没能持续多久,伊丽莎白不合时宜的美貌就招来了麻烦:她被选中在希特勒到访时献上鲜花。从那以后,她便释放了自己的疯狂。当库尔特发现她赤裸着身体在弹琴时,她对他说,在这古朴美妙的音符当中,蕴涵着宇宙的奥秘。有时她会用家里的水晶饰品重重击打自己的头部,声称可以在脑海中听到同样纯净的回响,直到血液顺着她的脸颊慢慢流下来。她告诫库尔特,不要移开你的目光,因为“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是美丽的”。

伊丽莎白的崩溃,使影片开始真正进入主题。在她的疾病被上报到医疗机构之后,伊丽莎白被强行带到了精神病院,从此便成为了历史巨轮下的平民牺牲品。无数和她一样身患残疾或精神疾病的女性被强制绝育,以免将她们的“劣等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当伊丽莎白得知此事后,她向医院妇科主任卡尔·西班德教授求助,而作为遗传健康法院成员的西班德却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在伊丽莎白的名字旁做了红色的标注,以纳粹的方式宣称她的存在“毫无意义”,应当被“除掉”。

当得知西班德教授有一个女儿后,伊丽莎白便亲切地称他为“爸爸”,希望能够唤起他心中的仁慈,但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西班德的女儿竟有着与她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若干年后,库尔特在德累斯顿美术学院与艾莉(对伊丽莎白的爱称)邂逅,尽管发色棕黑,但是艾莉雪白光滑的肌肤,还有那闪闪发光的蓝色眼眸,却与伊丽莎白姨妈十分相像。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然而好景不长,库尔特发现自己的岳父是一个心狠手辣且控制欲极强的前纳粹官员(尽管他对此并不知情),对艺术更是毫无敬畏与喜爱之心。当然,库尔特也不知道原来他就是杀害伊丽莎白姨妈的凶手。

《无主之作》剧照,艾莉与伊丽莎白姨妈一样美丽


由于这不是一部传记电影,导演并没有严格遵循里希特的生活轨迹来塑造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但影片讲述的许多故事十分真实,令人不可思议。现实生活中,里希特的确有一位名叫玛丽安的姨妈,而她也是一位曾被强制绝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影片中不同,玛丽安最终饿死在集中营,伊丽莎白却被送进了毒气室。在他30多岁时,里希特创作了一幅玛丽安的画像,怀里抱着还是个婴儿的里希特。巧合的是,这位艺术家第一任妻子的名字,也是玛丽安,不过她管自己叫艾玛。而她的父亲海因里希·尤芬格,则是纳粹党卫军中的一名医生,曾经为上千名女士实施了强制性绝育手术。里希特知道他的姨妈死于纳粹优生运动的迫害,但直到一名调查记者在2004年发布自己的研究报告之前,里希特显然对岳父和姨妈之间的联系毫不知情。里希特的生活经历饱含惨痛的历史纠葛,使人不禁为其不幸的过去感到唏嘘。因为它们曾经真实发生过,恰恰证明了纳粹暴政所带来的影响之深远,并将长期挥之不去。(里希特告诉《明镜周刊》,他只看过电影的预告片,觉得它“太过震撼,太过催泪”。)

在电影的最后,库尔特创作了一系列关于新闻摄影及家庭合影的作品,之后却用粗厚的笔刷模糊了画布。在这些画作当中,有伊丽莎白姨妈和小库尔特;身穿国防军服的古恩特叔叔;岳父的护照相片;还有一名曾任纳粹优生项目负责人的党卫军医生,画中的他戴着手铐将被带走。纳粹的罪行席卷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而他们也在库尔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一阵疾风吹过库尔特工作室的百叶窗,将岳父的护照相片投射在了画布上,而上面是未完成的伊丽莎白姨妈和小库尔特的画像。层出不穷的偶然事件不仅对主人公的生活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也在他的艺术生涯中留下了深远的痕迹。经过几个月充满未知的探索,库尔特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显然,导演希望观众能够将这一幕视作主人公艺术细胞的觉醒。

在电影里,导演试图用百叶窗象征命运与创作的交织,却显得过于刻意。实际上,里希特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倾向于掩盖相片起源,试图将它们的原意与他正在渲染的图像分开,而多纳斯马似乎忽略了这一点。2002年,在接受迈克尔·基默尔曼采访时,里希特表示,他利用相片进行绘画的原因正是由于他将它们视为“没有作者的作品”(即《无主之作》,这也是电影的德语名称)。

“60年代,我开始进行类似的尝试,受到了许多人的嘲笑。我清楚地表明我是通过相片来创作的,但这听起来似乎很幼稚。人们围绕着我的创作形式进行批判,却没人过问画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们不关心玛丽安姨妈究竟是谁,因为这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

在影片即将结束时,库尔特在发布会上表示,那些温情满满的家庭照片不过是他随机选取的素材而已,就连那张护照相片也是他从照相亭里随手拿走的。当被问及他作品背后的意义时,库尔特再次进行了否认。“我的作品比我要聪明多了,”他引用了里希特的话,并且强调,“我没想表达什么,我只想画画。”

《无主之作》剧照,年少时的库尔特


里希特的作品,从未刻意表达过对个人经历或国家历史的态度。在绘画时,他总是热衷于使用模糊不清的照片写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这些物品可以是窗帘、奶牛或者他的孩子。一些作品甚至略显滑稽,比如里希特对父亲和狗的描绘,还有对他妻子一家人在海边度假的刻画。它们一方面记录了那段糟糕的历史,另一方面,也只是对任何寻常家庭生活的记录而已。里希特的作品清楚地表明,在每一个家庭平静的表象背后,都存在着不幸与创伤,而所有的历史和个人记忆都是相互矛盾的。

相比之下,多纳斯马的意图就太过明显,他希望通过电影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态度,而这对于一部艺术片来说,却成为了它最大的败笔。有时候,影片使人感觉就像是对“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词笨拙的解释,令人生厌。如今,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在德国社会非常普遍,德国民众早已树立了一套极高的标准,来分辨此类举动究竟有无价值。这也是《无主之作》在德国并不被看好的原因,观众指责导演为了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历史的准确性和歧义性。在他们看来,多纳斯马为电影打上纳粹和东德的标签,只为营造噱头占取头条,而他的目的不过是再赢得一座奥斯卡奖杯而已。在一定程度上,《无主之作》显得过于史诗化,也过于雄心勃勃了,影片竭力渴望表达观点,却忽略了去寻找故事中的痛苦与真实。

里希特作品《S和孩子》(1995)


无论如何,多纳斯马仍然对个人生活、艺术灵感与历史事件的碰撞进行了探索,三者的交融最终能够产生某种具有长远价值的东西。尽管里希特一再否认,但毫无疑问,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引起观者内心震颤的原因。电影中有这样一幕:以约瑟夫·博伊斯为原型的教授安东尼厄斯·冯·维尔滕在下课前,犹豫着向同学们征求见解,库尔特勇敢地举起了手。他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乐透号码的运行机制,一串随机的数字,在运气或者数学概率的作用下,竟然能够产生巨大的价值。同样地,那些过去的事件和巧合,或许在当时并没有任何作用,但在某个时刻,它们也许就会变得有意义。


(翻译:杨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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