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ula对谈|夸特默克·梅迪纳(Cuauhtémoc Medina)
发起人:小白小白  回复数:0   浏览数:175   最后更新:2018/12/14 10:46:25 by 小白小白
[楼主] 小白小白 2018-12-14 10:46:25

来源:Ocula艺术之眼  文:蒂安娜·迪安伯格


夸特默克·梅迪纳。图片提供:上海双年展


自1996年创立以来,上海双年展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双年展,已走过十二个年头。承办上海双年展的主场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在私人美术馆主导的当代艺术景观中显得尤其特殊,它是中国唯一一家由政府资助的艺术空间。本届上海双年展(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由墨西哥籍策展人夸特莫克·梅迪纳(Cuauhtémoc Medina)担任主策展人,汇集了来自26个国家的67名艺术家,其中包括唐纳天(Nadim Abbas)、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艺术家小组Chto Delat、杨福东、阿尔弗雷多·贾尔(Alfredo Jaar)和张徐展。梅迪纳藉由诗人E. E.卡明斯(E. E. Cummings)创造的、由进步和退步缩合而成的单词Proregress(“进退”)来表明世界的矛盾性状况,并以《禹步:历史矛盾时期的艺术》(Proregress—Art in an Age of Historical Ambivalence)来命名本届双年展。

“Proregress”一词认为现代性并非以线性的方式展开、扩张和完善,它其实极易受到价值观和政治的影响——这更像是恩里克·耶泽克(Enrique Ježik)在《围地》(In Hemmed-In Ground,2018)中的表达:他在上海艺术博物馆的一楼中庭拼出汉字“前进一步,就是后退两步”。要而言之,梅迪纳的策展思路触及了西方启蒙叙事的进步主义本质,揭示了工业经济向东方和南方的迁徙,以及世界各地的排外心理和右翼运动的兴起。墨西哥建筑师弗里达·埃斯科韦多(Frida Escobedo)将一系列走廊设置为展览的叙述主体,这些走廊不但充当了放置艺术品的空间“脊柱”,还把一种韵律嵌入了整体的观看经验,同时也意在强调当代经验的不和谐本质。

除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双年展的城市项目遍布各处,包括思南公馆,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和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台湾艺术家姚瑞中在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展出了黑白摄影系列作品《巨神连线》(Incarnation,2017年):他在贫瘠的城市景观中拍下各种神像。城市项目于2012年推出,旨在凸显双年展独特的城市环境,同时激发公众的兴趣,并进一步地将展览融入城市的文化结构中。

自2013年以来,梅迪纳一直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当代艺术博物馆(MUAC)的首席策展人。2002年至2008年间,他曾任伦敦泰特美术馆的首位拉丁美洲当代艺术收藏联合策展人。他曾组织、策划了大量展览和艺术项目,包括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ÿs)的行为表演《当信仰移动山脉》(Faith Moves Mountains,秘鲁利马,2001年);《差异时代:墨西哥1968-1997艺术和视觉文化》,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当代艺术博物馆,2007年;以及特蕾莎·玛格丽丝(Teresa Margolles)在2009年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负责的墨西哥馆项目。2012年,他担任位于比利时亨克的“Manifesta 9”的首席策展人,展览主题为“现代深处”(The Deep of the Modern)。

恩里克·耶泽克,《围地》(2018)。展览现场:“禹步:面向历史矛盾性的艺术”,第12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图片提供:上海双年展。


本届上海双年展的标题取自E. E. 卡明斯的概念“proregress”,他在1931年的实验诗集《W [Viva]》中创造了这个词。你为什么选择它作为起点来延伸你的思考?

2017年春天,我决心阅读E. E. 卡明斯的全部诗歌作品。当我读到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早期文本时,我被他自造的一个混合词 “proregress”所震撼。如果说词语是我们早就预设在意识之中的、具有目的导向性的工具,那么这里还存在另一种早已被遗忘的工具:通过发明新的用法来重定义词语本身;它被遗忘在卡明斯浩如烟海的作品之中。我震惊于它的及时性:除却经济思维霸权和引发世界动荡的资本主义,这个词似乎总结了世界的矛盾性状况,它被冲突和新的意识形态斗争所撕裂。

我认为“proregress”一词能够表达进步与回响的力量在我们所处世界中的聚合状态: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时刻同步于政治和社会衰退的的复杂性;女权主义运动的回归伴随着日益增长的性别暴力;通讯手段得到普及,我们却同时面临着广泛存在于各民族和各种重要社会形态之间、不断加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分歧。当我有幸成为第12届上海双年展的入围候选人之一时,我决定使用这个词以及我从中得出的构思来着手这个项目。

费尔南多·桑切斯·卡斯蒂略,《摆荡》(2018),青铜,425 × 400 × 120 cm。展览现场:“禹步:面向历史矛盾性的艺术”,第12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图片提供:上海双年展。


我们知道中国在文化生产和全球经济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那么这届双年展如何参与并应对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社会和政治挑战?

我们为双年展寻找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时,曾商定了四个问题作为研究方向。其一是方式:鉴于这个时代政治模式的危机,我们关注的是,解放的宏大理想如何立即变成压迫和控制的形式,以及艺术与个体面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方式。另一个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状态变得不再容易区分,尤其当资本主义似乎能在社会失范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时,战争状态虽然没有被正式宣布,但它似乎早就成为部分地区的永久性特征。

无论在工业化的影响方面,还是就我们对人性和自然的理解的变化而言,自然与社会已然成为彼此交织的范畴。这一点极大地启发了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也有相当多的困惑和矛盾,于是,我在研究文化“他者”的概念时,加入了这样一种视角:高效的文化艺术生产形式怎样与“非文化”的或“野蛮”的材料发生关联。

陆扬,《器世界骑士》(2018),影像装置,尺寸可变。展览现场:“禹步:面向历史矛盾性的艺术”,第12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图片提供:上海双年展。


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性,鉴于上海双年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标志着艺术世界去中心化的事件之一,我们有必要向观众传达一种非西方立场的视角。然而,那种设想原始文化或传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的观点,并不必然地导向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如果我们想吸引那些渴望了解当今挑战与问题、渴望成为超越任何民族国家范围的全球公民的观众,就需要发展一种复杂的、多元化的艺术和文化观。

巴勃罗·巴尔加斯·卢戈,《上海日食》,高清影像,有声,15分钟。音乐由由胡安·克里斯托瓦尔·塞里尔约和拉蒙·德·布埃创作,由上海大同中学交响乐团与市八中学的学生演奏。展览现场:“禹步:面向历史矛盾性的艺术”,第12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图片提供:上海双年展。


这次双年展的策展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

最主要的挑战是时间。其实我在展览开始前一年就受到了任命。但就像中国所有的出版物和文化活动一样,展览的内容也必须由艺术局审查和许可;实际上我只剩大概六个月的时间用来研究和创造,再花上几个月进行展览制作。到了最后阶段,艺术家对每一步的投入都推动了我们的工作。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同事们习惯以惊人的速度制作展览。安装作品只花费了不到两周的时间。

你如何去遴选艺术家?你寻找的是什么?

由于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我首先邀请了15位与我关系密切的艺术家,希望他们尽早为新的委托创作提供一些意见。然后在2017年底和2018年初,我根据各方建议以及我们的项目需求,对大中华地区几个城市的艺术家工作室进行调研与访问。与此同时,我请求三位分策展人——神谷幸江(Yukie Kamiya)、王慰慰和玛丽亚·贝伦·赛斯·德伊瓦(María Belén SáezdeIbarra)——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进行调研并提出方案,不仅针对他们各自研究的主题线索,而且也要为团队中的其他人提供思路。这个过程富有组织性,艺术家在另一位策展人同意入选的情况下才能被邀请。事实上,我们利用了2月份在墨西哥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和开幕式,在另一个地理环境下聚集并开展工作。多元化的策展团队和复杂的研究过程使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双年展的可能性。

朱玺,《梦经书》(2016),书籍,标本,灯具,木头,风机,500 × 150 × 170 cm. 展览现场:“禹步:面向历史矛盾性的艺术”,第12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图片提供:上海双年展。


多数情形下,双年展俨然成为现代都市的符号,给文化旅游业带来福音。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之外,上海双年展与其他双年展的区别何在?

我的意见与很多同行相异:我是双年展的支持者,赞成它们推动艺术界去中心化的方式,此外,它们还为富有政治社会性的艺术实践形式提供了空间,准确地说,这是因为双年展意味着对地理和观众提出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上海双年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发全球艺术地缘政治变化的机构之一。因此,策划双年展的任务要求它与历史发生联系,而这种历史远远超越了世界范围内对艺术叙事之复杂性的批判性追求。负责遴选策展人的上海双年展国际委员会,以及最终被任命的策展人,一直认为这个特别的双年展是当代艺术视野中追求批判性的少数派;同时在当今世界,它也不乏对国际化前景的追求,每两年都焕然一新,充满了活力。

小泉明郎,《暴风雨后的新风/七大罪》(2018),影像装置,10至20分钟。展览现场:“禹步:面向历史矛盾性的艺术”,第12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图片由上海双年展提供。


在我看来,双年展的危机被严重夸大了——它们形态各异,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大多数问题被神秘化了,它们频繁反映出这样一种不安:艺术界已经部分地证实了世界版图的扩张,因此艺术作品无法恢复旧日地理和概念上的纯真性,也没有人可以假装站在当代文化的制高点上,这仅仅是因为你无法见证所有这些同时上演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并不存在那么多共通的“挑战”,因为双年展在不断挑战我们的文化地方主义,消解着我们对一种“舒适的”文化地理的留恋,而这一点可能受到很多人的认同。

康瑞璟,《黑席鶯》(2016至2017年),混合媒介装置,涂漆钢板,塑料轮子,钢螺栓,木头,线,尺寸可变,三屏影像,有声,8分46秒。展览现场:“禹步:面向历史矛盾性的艺术”,第12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图片提供:上海双年展。


上海双年展如何与中国观众互动?

我必须指出,双年展第一周的人流量和观众的热情就足以说明一切。这是由人民用脚投票的双年展。毫无疑问,我感受到极大的喜悦。为了照顾到中国观众的体验,我们用多种方式来筹备展览,譬如,我们为配合展览开幕而出版的批判读本仅以中文版本呈现,它作为对文本和艺术品本身的补充,能够确保本土观众比外国游客更密切地关注到展览的论点。我们还定义了一个与“禹步”相关的中国式平行概念——一种身形来回摆动的神圣道教舞蹈。这些元素都归功于我们对展览的理解:本土受众——而不是国际游客或批评家——对这个展览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双年展在为公众思想提供空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日的艺术常常作为一个平行的“公共领域”,以不同的语言和视角解决着公共问题。甚至作品中的加密元素以及它们的寓意,也期望着能够成为本土消费的对象。

你如何保持本土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平衡?

我相信观众和艺术家越来越习惯于认为本土与全球都是无须特殊对待的身份,但一件艺术作品、一个句子或是一幅图像却能够内在地激发我们。我建议我们以分身(doppelgängers)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体现为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善恶二分法;我们拥有以城镇为据点的诸种文化形式,它们能以全球性的规模呈现出来而无须太多调节。我认为,全球艺术常常由特定的故事和参考文献构成,不需要投射到一个抽象的平面上以迎合远方的观众。

同样,国家不再是我们文化认同的主要参照物:我们常常将生产的重要性定位在我们的社区与我们所属的全球网络之间的不确定空间。这其中包含着误解也具备文化生产力的事实,因为在文化互动中,我们并不期望正确的翻译能够促成对话。我们将地方性与全球性相混合,就无需假装我们在形式或概念上渴望着任何通用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关系不在于这些概念之间的平衡,而指向一种与舞蹈密切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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