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杂志

杨德昌，《恐怖分子》，剧照，1986

第 13 天  叙事延续性中的杜撰

虚构的幸福，不存在的恐怖分子

洪昊贤｜文

1986 年，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在台北上映，翌年台湾解严。这部带有中产美学色彩的电影，体现了现代生活的枯燥感和都市人群之间的相互隔绝。几条冥冥中互相牵连的故事线透视了台湾中层人们的生活模式。像个恐怖分子，杨德昌炸毁了“台湾奇迹”的表象。在伤亡和烟雾之中，我们注意到必然和偶然之间存在着禁忌般的无法叙述。

合作多年的吴念真经常念叨杨德昌不会讲故事。当年，吴念真问杨德昌《海滩的一天》是在讲怎样一个故事，杨德昌如是回答：一个女人有天醒来发现丈夫不见了，寻找过程最后，在海滩边发现了一具疑似她丈夫的尸体，但对她而言，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杨德昌的叙事没有套路的技巧，但之所以令人着迷，就在于他永远能发现生活里最微细的裂缝，从那里抽出锁匙。

《恐怖分子》里的主要角色，作家周郁芬所经历的事，既是任何创作者必定会经历的困难，也是每个对自我有强烈意识的人必然会遭遇的关口。“三十年的生活，怎么会一下子就写光了。”已为人妻的作家，生活苦闷，丈夫是一名不了解她的医师。创作的瓶颈与生活的枯燥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周郁芬在一通“告知她丈夫有外遇”的电话中找回创作动力，小说得奖，镜头这时拍到丈夫：他注视着电视机上的妻子，画面中两人仿佛身处两个世界。

透过作品去理解创作者的世界，极其危险。“小说归小说，你连真的假的你都不分了吗？”周郁芬讽刺丈夫透过小说理解自己，真以为这只是两人间的误会。周郁芬以为自己能够驾驭虚构乃至幸福，小说最终给予她致命一击，以她虚构但无法接住的重量上演了人生。著名学者詹明（Fredric Jameson）这样评价过《恐怖分子》:“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现在看来有老掉牙的话，经常在创作者身上得到验证。危险的是，你永远不知道虚构和真实早就在暗中协议。

杨德昌，《恐怖分子》，剧照，1986

富家子，摄影爱好者小强是电影中另一要角。有这样令人深刻的一幕：暗房窗帘拉开，“视差”式的拼贴照片浮现，这明显就是向安东尼奥尼的《放大》（Blow Up）致敬。在女子拼贴照片的浪漫情境下，两个互不相爱的人说着情话。拼贴的叙事，支离破碎的“真实”，真相到底在哪里？杨德昌当时还是相当愤怒，甚至带着毁灭性的。这个摄影盲点的视角在《一一》中又再出现，但那时候杨德昌好像已经温和乃至妥协⸺ 至少这时他对艺术呈现真实，仍然不信任。

小强知道周郁芬与丈夫之间的事，读过周郁芬的小说，他像个冷漠的旁观者，道出电影的关键对白:“好恐怖啊。”这可以视作杨德昌的艺术反思，但更像是一枚真实的炸弹，投放在观众的内心。生活将回到重重复覆的节奏之中，“恐怖分子”始终在生活的倾轧中犹疑。

片尾以后现代的手法呈现，结局之一是郁芬的丈夫杀了这对偷情男女，之二是郁芬的丈夫开枪自杀。周郁芬从呕吐中醒来，两种结局是否又是另一个虚构？一切都缘于那通恶作剧电话，但假如没有这通电话，夫妇两人的幸福假像就能维持下去吗？幸福到底是否存在过，抑或自始至终都只是推动生活的一个象征符号？

电影片尾曲是蔡琴的《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当时，杨德昌和蔡琴这段柏拉图爱情刚刚开始了一年多。现在看来，仿佛没有人比他们更懂，阻挡幸福的不速之客其实一早已经入座。这段感情结束于 1995 年，同年杨德昌和彭铠立结婚，蔡琴于 1999 年结婚。千禧年前，两人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又或者一如始终虚无的“麦高芬”，“幸福”和“追求”由始至终只是一个随意开开的玩笑。

你记忆所能触及的，只有从慵懒的中低音中慢慢哼出来的歌词：“明知道我的梦／到了尽头 ／你不再属于我所有。”

杨德昌，《恐怖分子》，剧照，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