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艺术调查局

从不消逝的遭遇

文/宋振熙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在巴西的亚马逊地区，古老的亚诺玛米人（Yanomami/Yanomamö）（图1）和平常一样，正在茂密的丛林里进行集体围猎。这次，他们无意中选择了从未搜探过的一片密林区域。忽然间，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巨大的红色金属盒子（集装箱房），耸立在已经被砍伐完毕的森林空地上。在盒子的周围还放着一些奇怪的金属怪物（起降机、货车、挖掘机等），既恐惧又好奇的他们战战兢兢的向前行动，想求证是否是神明在的地方。突然从铁盒子上打开了一扇门，一位穿着现代的采矿工人从中走出，他同样被眼前手持原始武器的亚诺玛米人所惊吓，相持数分钟后，木讷的双方相互开始尝试简单的肢体接触，仿佛等待某种意识上的确认。手握长矛的亚诺玛米人，并未攻击这位从未见过打扮奇特的“生物”，并不需要多长时间，他们便确认了这是“人”——我们的同类。双方在这一刻完成了历史的遭遇。

图1 生活在南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人群“Yanomami”

我们并不认为原始部落的人和现代人之间的“相识”会有多大困难，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有了对“人”的认同？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磨灭关于“人”的“样貌”[1]。那这次文明首尾的遭遇将揭开的可能是过往和未来，我们都不会消失的痕迹。回看当代，我们对自我的改变又进入到新的阶段，科技进步让人工智能开始取代人的意义，这种危机感让整个社会开始重新定义“人”的状态。是否我们在未来会进入一个无人的时代，就像电影《超体》（图2）中，那个被发现最早的人——lucy，一个孤独和寂寞的化石，最终成为了一个被循环的结局？

图2 电影《超体》片段

历史的遭遇从来不会孤独，至少人类不会。当我们克服了恶劣的环境，人类永远在做一件事情，即弄清楚“我们是谁”。在弄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自己弄“丢”了。有了“我”就有了“你”。主客体的问题在这里开始，一直相互转译和编码，辐射到人类文明的各个方向，我们的艺术当然在这里不能例外。

法国南部加加斯山洞窟里发现的三万五千年前，人类祖先用天然石颜留下150多个神秘手印向后人来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图3）。从这一刻起，它从图像的意义上，用艺术的方法来证明“人”的存在。此后，在哲学思想的推动下，人类在多个古代文明社会开始构建自我了解的艺术之路。我们不断强调“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位置，但由于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又是什么，所以人的感受力会从身体滑走，向外扩张，我们更想知道，人类身体之外的东西。于是，我们在历史文明中开始从神秘和无法解释的现象出发，依托人的本体经验，构造神话世界。神话中的神是一种“非人”（non-man）[2]，但实质上是人世的折射。

图3 法国南部加加斯山洞窟远古人类的“手掌”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一切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恐惧。在那片无人的山林中，作为神之住所，人们给予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膜拜式祭祀。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所有的神话故事，形成了人类众影的折叠，人性和社会之间的属性在这里表漏无疑。神话在此成为了一个“众人”的史诗。在“非人”一面上，古希腊神话思想带来的是建筑上的辉煌，如帕特农神庙（图4）[3]一样，有着无人之境的神圣和气势。人类宣告自己的“消失”，而为永恒的“自我”（神，作为人的变体）制造伟大的艺术。在“人影”的角度上，古希腊神话又带给了人们日常的艺术。从陶罐上的绘画到建筑的壁画、雕塑，古希腊人完全相信自己的“回归”，从未有过“Unmanned”的时候，神（人，作为神的变体）就在我们身边。神话，是人第一次抽离主体去看自己，把这个世界秩序建立的一个完美方式，人类有意识的想把自己弄丢，从而找到更强大的方式。

图4 希腊雅典的帕特农神庙

在东方地域，和神话时代后期相衔接的是另一种信仰模式——宗教。2500年前，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Gotama.Siddhāttha)通过自己的修行达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他的信徒们创立了佛教。此后，在西方又出现了基督教，我们同样相信有着另一个平行世界正在在等着自己。最后，在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也闪亮登场了。在宗教时代，我们把“神”和“人”作为两个不同世界的论述方式打破了。这些对“人”的阐述中，有着重要的设置，就是打通两个世界的链接，人可以成为神，即“非人”的永恒。只要我们在现世中，做到教义上的恪守，便能够在另一个被虚构（信徒们认为是一种实在）的世界里得到永生和欢愉。“人”被认为是一切痛苦和磨难的承载体，“非人”才是现实的理想。一切艺术在这个时代里也指向了“非人”的理想。耸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教堂（图5）就是这个时期的艺术建筑[4]。无论是作为基督教的教堂，还是后来成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它的建筑方式都为宗教树立起了一个良好的体验性空间，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崇立权威的代表。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学会了用“沉浸”式的方法，让人在这里体验到“非人”的征服。绘画中，那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未谋面的圣人成为了从自己身边走出的“神”，他们指引我们到达彼岸。艺术在这里为宗教服务，也可以说为“非人”的教义服务。但事实上，更多时候它还是在为权力，即人的欲望服务，从建筑到雕塑，从壁画到装饰，让人精神的迷幻超越不可逆转的在世欲望。可是，宗教时代的神卸下了自我的欲望，全部抛给人类，让现世更加混沌。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成为信徒，艺术在这里决定来一次重要的偏离，让具有神性的“非人”向“人本”转向，让“沉浸”做到真实，神灵在我们身边，宗教才能更加永恒。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欲望的再次爆发在这个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启蒙。

图5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圣索非亚教堂

欲望的体现在于对“人”的重新尊重，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已在萌芽。在这个时期，我们仿佛看到了艺术中，人真正的存在。鲜活的“人影”在绘画中得以体现，达·芬奇就是这个时期典型的艺术个案（图6）。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绘画并不是艺术的唯一部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坚信科学和艺术的统一，在研究人的问题上，他作为了一个时代的代表。随后，米开朗基罗则开始了继续杰出的挑战。在熟知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作为“非人”的回归，充满人性的塑造，让这个时期的人重新遭遇到了自我。我们好像不再只是“上帝”[5]在现实世界教义信仰的载体细胞，重新认识自我，并收回被异化的“灵魂”，仿佛让人类找到了新的目标。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创作生涯还向我们成功的展现了未来艺术商业化的某种作坊式模式。到后期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工作者的资本运作化，正揭示着自我觉醒后，人类新时期的到来。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就是新时代人们觉醒的代表。大量以为为中心的科学实验慢慢发生，我们更加追求理性的世界。科学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下逐步开始取代宗教成为新的信仰，虽然很多时候并不想这么认为。在艺术领域，这个时期的绘画有了突出的成就。可以说，长达数百年之间，艺术的创作都基于人本主义的思想，人的存在是核心的意识，直到今天的当代艺术，同样都在沿着这样一个世界观制定规则，实时发生。

图6 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

1498 年 湿壁画，460 x 880 公分 葛拉吉埃修道院，米兰 ﹝Milan﹞，意大利 达芬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区别于西方的是东方人仿佛在这个时期找到了一种新的讨论“人的”方法。那就是“山水”。它不是西方艺术语境中的风景画，因为作为风景，西方人更加强调“无人”的美学，欲望的投射。而在中国，“山水”是一种讨论人的世界观。山水，作为自然的对象，在东方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下，产生了主体与客体同一的内在性。人即“非人”（自然，亦或者宇宙），自然即“人”（人的教化）。文人画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艺术语言（图7）。透过不存于世的山水造型，而绘心中山水，慢慢将无人的自然变成了艺术家自我的载体，读画更是阅读人自己，在和这个世界的对话中，中国古人找到了某种平衡关系，“非人”的世界其实和“人”的世界达到了某种统一。在其背后，道、释、儒最终统一在“山水”中呼吸延绵。不过，在这个“山水”观中，教条和程式慢慢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机械的尚古，违背了人性的主动性，而走向了“非人”化的禁锢。直至今天，中国文化中的“山水”的危机其实是一场“人”的危机。

图7  赵孟頫 《鹊华秋色图》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纵28.4厘米，横90.2厘米

历史的遭遇终归会让我们人类再次从自己出走。这次的驱动力成为了资本与科学。资本主义的发展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一切阻碍着这个目标的对象都会被革新。宗教的圣坛崩塌再次释放了人的欲望。科学和资本是一对再好不过的“朋友”了。两者可以开辟更加重要的未来。当人用科学的逻辑观看世界的时候，神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被加强了。这里的“神”即将成为人，自己。我们发现科学是可以让我们取代那些似乎不存在的“神”，即“非人”的主体。于是，我们开始改造世界，构建庞大的工业时代，并且让它从1.0的时代发展直到今天所谓的4.0时代。人类正在享受造物主的身份，等待这一天，我们花费了近3万年的时间。在高科技的技术支持下，我们仿佛创造了更多事物和方法。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仅仅只是替换而不是创造。用技术替换人的属性一直是这个时代的重要手段，其实人并没有任何的发展[6]。在替换中，每个人都仿佛被一种迷幻的魔力所遮盖双眼，看不清楚创造的本质。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这些在许多科幻电影中被想象出来的情节慢慢真实的出现，而“人”对创造物的了解似乎一无所知。我们用替换的逻辑逐步走向终点，“人”将被“非人”（人的创造物）替换。这是普遍的社会担忧，为此大家要商榷新的道德伦理。缓解这种危机感的任务往往又落在了艺术之上。有了当代艺术，这个极度看重人的经验思考和观念的艺术语言，看似成为了对抗“unmanned”语境下重要的阵地。然而情况仿佛并不是这样。这种主体性缺失的危机，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袭来。第一就是资本的自动化，在这个时代的艺术生产，基本上无法和资本和市场完全分隔开来讨论。艺术家个人的创作大部分会被无形的手所干预，走向某种娱乐消费主义熏染后被预设的结果。第二在虚拟世界和网络语言之下的人，作为主体，已经慢慢丧失了个体的权力，我们构建了不同于神话和宗教时代的二元式世界。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正是一种平行的世界（图8）。在这里，双方对个体经验的争夺，从消费“真实”开始，最终的指向正是对“人”和“非人”的相互转译。我们在大量新媒体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对这样问题的讨论。第三点，就是在技术的干预下，作为主体的人慢慢从创作中被抽离开，智能化的语言开始自动创作艺术，如大数据化的新媒体艺术，智能算法的视觉图像艺术等。三重遭遇的不断深入，让当代艺术的主体意识问题，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正在从肉身中被多维度的抽离，成为新未来中一种游离，或者被悬置的客体。在这时，艺术捍卫直面捍卫人的存在显得过于艰难。这不由得总是让我们想到电影《黑客帝国》的故事。然而，确实的做法是，真正的艺术家们如同在地下游离的特殊群体，在特定的时候面向地上游走的，肉身化却只有非人灵魂的人群给予一整疼痛感。这种疼痛将让被出走的灵魂回到人的个体中，意识到人的存在。在当下，更多是一些艺术家以更为艰苦的方式在创作介入社会和个人存在主义的创作之中。他们在和“无人”的艺术进行各种博弈。一方面是某种失去艺术创作主动权的“无人”艺术作品，一种则是“无人”化的艺术商品。或许艺术不能够带给人们持久人本回归的可能，但是在新意识形态、新娱乐主义、新技术殖民的三大未来问题中，艺术或许可能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如同一种缓解历史遭遇的药罐，等待下一次历史的转折。

图8 艺术家王茜作品《迷失在图像中⽆无法返回...》虚拟现实与影像 2018

从人本出走到人本回归，我们的历史从未离开过这样的走向。看似当下的境遇要更加猛烈一些，仿佛我们的创造物将带我们回到更为原始的开始，那就是一种新的神话。人的命运不会是一种等待戈多式的荒诞。它应该更像是我们文章开头一样，那种文明和原始之间同一时间下的及时遭遇，更像是一种循环和递进。无论人在衍变里附加有多少关于文明历史下的意识装备，但最终的不变，只有从存在主义[7]的肉身中才能看到，或许正如我们的宇宙，不断膨胀的事实，繁衍与扩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人总是要像宇宙一样获得永恒的存在，这就要选择超越时间的属性。但事实是，人的意义正是因为他有了生与死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可想而知，有限的世界和有限的时间，构筑了人可以作为“人”的资本。但“无人”的存在其根本还是人的缔造，是一个“人本存在”的影子。并不指望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最后，我们用艺术来守卫“人”的定义，但至少，我们还可以如同数万年前，法国加加斯洞里的人们，用自己所谓艺术的方式证明了他们的存在。在文章的开头，亚诺玛米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握手证明着人类基因记忆下的根源共鸣，也证明人类多次出走“人本”之后的永恒内在依然存在。或许一天，当人的永生使得肉身消失，意识随智能世界的数据而流淌。但谁又能预言，这不是“人”的进化呢？就像我们不愿意承认人类是从“Lucy”而来一样。

[1]. 从人类学角度讨论的“样貌”可以是生理上，也可以是文化上。而我们更加强调文化意义上的样貌。

[2].亦可以理解为巴利语中amanussa。含有情感的人类之外的“人”。

[3].位于雅典卫城主体建筑，帕特农神庙建于公演前447年，耗时15年，为歌颂雅典城邦战胜波斯帝国侵略而建，它的建筑本体、浮雕、雕塑等都是古希腊辉煌艺术成果的代表之一。

[4].始建于公元532年的圣索非亚大教堂成为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曾使用过的宗教建筑体，也承载了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信仰记忆。

[5].在这里，用“上帝”代指各种宗教信仰下的神祇。

[6].相关理论，详见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与时间》，2000年1月1日译林出版社出版。

[7].关于尼采对“永劫回归”（Eternal recurrence）的讨论，是讨论时间、人的存在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