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瀚如&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去中心化的策展理论与实践
发起人:开平方根  回复数:1   浏览数:196   最后更新:2018/11/19 11:35:52 by 开平方根
[楼主] 开平方根 2018-11-19 11:26:14

来源: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


去中心化的策展理论与实践(上)


11月10日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开幕,墨西哥历史学家、评论家夸特莫克·梅迪纳梅迪纳将关于现代化进程中“进步or退步”的复杂性思考带进繁华而喧嚣的国内艺术圈。在这个展览中,有很多来自非西方的艺术家、思考者和行动者,提出一些能够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不同的其他类型的发展设想和实践。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和艺术能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和作用?双年展作为一种大型的主题式展览,策展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究竟希望通过展览来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宏大的主题与其中单个艺术家个体的思考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似乎能从一周后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的两位国际策展人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lolas Bourriaud和侯瀚如的演讲与对话中找到一些答案

讲座现场 侯瀚如演讲


侯瀚如曾经在2007年策划第十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创始于198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成为最早在西方国家之外发生的最重要的双年展之一。在其创办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一些很重要的时代背景:冷战的结束、柏林墙推翻以及关于后殖民讨论的第一个高潮。1989年在象征着西方艺术中心的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非常重要的展览“大地魔术师”,侯瀚如也参与了准备工作。这个展览上,第一次同台平等展示了五十位西方重要艺术家和五十位非西方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站到了世界舞台。同样地在这个时期创办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作为一个在欧洲和亚洲之间重要地带里产生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另外一套对全球文化格局的自己定义的方式。


侯瀚如阐述了他为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所作的研究工作和策划过程。从拜占庭到东罗马帝国再到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本身就体现了世界中心如何位移和转换的过程。二战后伊斯坦布尔经历了快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应该是在中国之前最大规模的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的案例。


以下是侯瀚如部分演讲内容

我2005年开始考察伊斯坦布尔时,它的政治正在有所变化,经济在几次危机之后开始复苏。我要考虑的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重新去看双年展的存在和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今天的艺术创作和今天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转化的过程当中如何产生一种紧密的关系。我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也用了一个复杂的题目来回应它,翻译成中文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一个全球战争时代的乐观主义(Not only possible,but also necessary:Optim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war)”。当然全球战争不光是一种军事上的战争,而且是经济模式的竞争,是意识形态的竞争,或者各种价值观的竞争。这种竞争的出现,在2000年以后就更加强烈,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而且这种冲突好象没有解决的办法。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去考虑所谓生存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可以继续乐观主义的态度来试图面对这样的时代,我是把它作为一种态度和课题提出来。

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

伊斯坦布尔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留下来很多漂亮的历史性古迹,这些在过去的双年展里经常被其他策展人用来做展场。而我感兴趣的是跟伊斯坦布尔现代化和城市化有关的一系列建筑,这是最近刚被拆掉的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阿塔图尔克是土耳其现代共和国的创立者,被称为土耳其的国父。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70年代初盖的一个文化中心,可以说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文化和政治的象征。这个建筑是很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建筑。很有意思的是当我开始去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当时正在讨论的是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要把它拆掉,拆掉的原因就是这个建筑太小,而且样子太老,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更加综合的多元的文化和消费的地方。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现过,在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很多类似的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为特点的的政治文化的公共建筑都在很快地被拆除,变成文化和娱乐和消费结合在一起的新的商业中心,比如说莫斯科的酒店、东柏林的议会大厦等。阿塔图尔克中心在我去看的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只有很少很少的节目在里面演出,进去都是空荡荡的。当时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怎么把当地居民特别是文化界的人士对这个地方的价值的认识,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课题来讨论。从那时起土耳其文化界人士一直在和政府交涉这个问题,直到2015年有个结果就是市政府要把整个广场跟建筑一起拆除改造,当时很多艺术家还有很多居民,很多社会活动组织就马上占领了这个广场,形成了“阿拉伯之春”之外在中东发生的很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事件。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在去年的时候,彻底把这个房子拆掉了,土耳其进入很新的大家不太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时代。

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

艺术家Didier Faustino作品 200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现场

艺术家Lee Bul作品 200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现场


回到双年展,整个展览分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叫“要不要把它烧掉(Burn it or not)”,就在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当时我请了十几位艺术家和建筑师介入进来。

伊斯坦布尔纺织市场大楼


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土耳其在全球化的角色。有一天我从飞机场出来坐车去我的办公室,路上看到这个建筑叫伊斯坦布尔纺织品市场,这是很典型的50年代的建筑,由当时新一代的土耳其建筑师设计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业市场。从50年代开始,土耳其以出口带动的工业方式来发展它的经济,特别著名的是纺织工业。中国从80年代、9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出口为主的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一种模式,这种工业制造的不光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而且可能在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所以我们把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叫做世界工厂。整个建筑有600多家商店,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把双年展的一部分放到商店里面,把它变成展示关于世界工厂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包括从中国的、墨西哥的、土耳其的各个地方来的艺术家,他们如何研究和呈现这个问题。最后租下来二十几个商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陈界仁作品。平时如果是收藏家和收藏机构买他的作品要三万或者五万美元,但是这次他用三块钱把他的录像作品翻版卖掉,这个钱收集回来以后送给当地的儿童教育机构。


陈界仁作品 200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现场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是往届双年展经常使用的海港仓库,经常有很多大型邮轮靠着它停,我把这个地方看成了一个关于伊斯坦布尔怎么跟世界发生关系的地方,从贸易、移民,包括地缘政治冲突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展览,都涉及到很多关于各种各样的冲突。这是黄永砯复制的清真寺的塔,有点像正在制作的过程,你不知道他在拆还是在立,同时从外面看很神秘,有点像武器一样。


黄永砯作品 200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现场


双年展怎么能更好的跟城市发生关系,不应该只能在白天展出,晚上也应该给人提供一个参与的地方,我把展览的一部分称为“梦想的房子(Dream House)”,每天晚上从8点到凌晨4点,大家可以到这来睡觉和看艺术。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双年展如果能跟城市居民直接发生关系,就更加有力量。我请了当地五位年轻策展人向普通民众召集他们的与夜生活有关的录像。然后在土耳其城市中挑了大概95个没有文化设施的地方,每天晚上用一个卡车拉着一个投影机去其中一个地方放映。


每天晚上用一个卡车拉着一个投影机去放映


可以看出,在这次展览中,侯瀚如进行了对当地历史和建筑等元素深入考察的方式,将全球化和后殖民问题中非常重要的关于地缘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体系等课题加以呈现和讨论。而在接下来的Nicolas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在思想界和艺术理论领域被激烈讨论的另外一些新的课题和方向,在人与自然等泛政治化的方向上的探索。如果说侯瀚如的双年展尝试的是地缘政治上的去中心化的话,那么Nicolas这几年的思考集中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向上。


(未完待续)

[沙发:1楼] 开平方根 2018-11-19 11:35:52

来源: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


去中心化的策展理论与实践(下)


讲座现场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演讲


以下是尼古拉斯·伯瑞奥德部分演讲内容



我经常把展览的准备和策划比喻成歌剧。导演一场歌剧要涉及很多内容,我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有什么理念,确定这些之后找相应的音乐家、歌唱家还有观众等等,所以我经常觉得策划一场展览和策划一个歌剧一样,牵扯到很多细节,是比较复杂的过程。


回到具体地如何策划明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问题上,我想的是,我们既有的规则是什么,我们是否要服从这些规则?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时刻,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特点,尤其和政治有关的问题,譬如今天土耳其的政治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但我想说的是狭义上的政治不是我现在想关注的,我想让大家从现有的事物和观点中脱离出来,去探究在日常生活模式和主流模式之外的地带。


所以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分子人类学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研究“关系美学”,当时提出一种观点说艺术是哲学,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后来慢慢我也关注到人类学和艺术的关系。对艺术和人类学的关联的研究和比较,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人提出“艺术家就是人类学家”。在我理解看来艺术也是一种形式的人类学研究,它表达的是彼此间非常不同的群体,人类学研究也是一样,研究特别不同的一群人和一些事物。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艺术,由谁做出的艺术,艺术都是意识的表达,是一种信号。这种信号要持续地发出,需要很强的能量。传统文明用“美”来定义艺术,我觉得更应该用“能量“这个词来表述。我们为什么需要回望两千年前的艺术,要去看伦勃朗或是塞尚,是我们从这些艺术品中捕捉到了能量,然后用这些能量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种能量实际上来自一种复杂性。譬如说一个好的艺术家,他是要能够看向自己所在的时空,能找出的不仅仅是光明,也能找出光明背后的黑暗。是看见光还是看见黑暗,这是两种不同的角度。无论是人类学还是艺术,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譬如如何看待传统的关于“进步”的概念。


上世纪60年代,艺术家George Kubler说过一段话:“与其我们看所有的事情都认为它有无限的形式,艺术家更应该倾向于去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它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但是这个宇宙的大部分地区,还未曾被人探索和发现。同样,与其认为未来是无限的,我们应该将未来的可能性视为有限的,并且从过去中寻找未来的意义。”以前认为未来是有无限可能的,艺术家在寻找新的形式,去定义艺术的未来是什么,今天有一些特别,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对已经发现事物的再次发现,以及去思考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星球上的问题。

Pierre Hughe作品


这张图片是艺术家Pierre Hughe的作品,是一段视频,这个视频特别不清楚,非常模糊,而且上面的图像一直不停在转动。这个视角不是人类的视角,可能是什么动物的,就好像苍蝇的眼睛能看到和人类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里有一个概念叫“非世界(Unwelt)”,是19世纪德国作家Jacob Von Uexkull提出来的。这个理论是说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物种,都代表一种现实,因此我们去观察的时候不能光从我们的视角去看,而是应该看世界上每一个物种他们的视角看到的是什么。

Mark Leckey作品


这个图片是艺术家Mark Leckey的作品。虽然作品中的物体来自不同的时空,没有人类的介入,这些物体之间也是可以相互交流的。今天哲学界有一个很主流的流派,就是说世间的万物是平等的,人类、动物、矿物、机器等等,从微观层面来看都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分子化的世界。这个理念有一个外延叫他者,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或事物来说都是他者,所以角度是可以转换的,通过他者的角度来看事物。

但是又不要把差异性或者他者性看成崇拜的对象,而是只是看成从这点到另外一点的过渡的工具,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差异性、去中心化等等,但是不要绝对化,更重要的是这种运动的过程。

我希望2019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每一位来参观的观众都能像人类学家一样,去思考去发现,用一种新的眼光和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过去的主导西方的理念中认为自然和文化/社会是分离的,这样一种理念现在越来越过时,而且越来越危险。因为正是分割和分离的理念,导致了我们上世纪看到的很多不幸,大隔离、殖民主义,包括性别歧视等等现象的出现。

所以我们想做的双年展是希望能给艺术重新下一个定义,看看今天联系着所有人类和非人类物种的全球生活。

嘉宾对谈

讲座现场嘉宾对谈

左起:现场翻译、国际策展人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国际策展人侯瀚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

张子康:

今天我一直在仔细地听,在学习,很多内容对我启发是非常大的,Nicolas讲到艺术跟人类学的关系上,他对艺术的理解,给了我很多新的启示。我觉得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由于自身的环境,可能更多建立在本土的文化视觉和思考上。侯老师的讲座我听了也是很受启发。但是我想问,这个双年展学术性很强的,为什么在中国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

侯瀚如:

张馆长说为什么中国不太认识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其实中国很多人关注的事情,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实际上是单一的,因为我们太希望把自己变成中心。实际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演变过程,是怎么寻找一些办法,把自己跳出原来的中心帝国的自我定位。12年前,我做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时候,还是从一种物质的层面去探讨全球化的问题。现在Nicolas提出来的是很符合12年来关于全球化或者全球性讨论的一种新的进展,就是从物质的全球化转化到观念的世界图景上的全球化。我们现在把人和非人、动物到物质,这些结构重新进行新的想象,这个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12年的过渡,两个双年展的构想,它有一种逻辑上的联系。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说到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我想起一个重要的年份:1991年,世界上第一次有20万台电脑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互联网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证明中心化是非常愚蠢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最早的时候发明互联网是军队为了相互之间高效的沟通。如果司令部让人炸了,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非中心的地方进行交流,交流不会中断,但如果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被炸掉以后,就全完蛋了。

邱志杰:

这个可以联系到现在最流行的比特币和区块链来取代央行的系数模型。我有一个问题给尼古拉斯,看起来都是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您的策展方法和侯瀚如是相当不一样的。侯瀚如是完全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研究里找到的方法,但是您的展览也可以发生在另外一座城市,北京或者巴黎。

第二个问题是侯老师在那个时候提出的全球战争年代的乐观主义,不仅可能,而且必须,过了12年,今天土耳其的局势比那个时候还要糟糕,世俗精神似乎在土耳其萎缩,策展真的能改变这个世界吗?您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信念要进行策展。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首先在2007年发生的事情我可以不重复了,我想说在同一个地点,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做策划和展览。伊斯坦布尔在过去十多年前和现在已经大不同了,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要从不同的层面去做策展。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展览能否改变世界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说是可以改变的,像蝴蝶效应一样,在一个地方的蝴蝶煽动翅膀,在另一个地方引起大的暴风雨,我也相信一场展览也能带来巨大的改变,可能一开始只能带来小的改变,但是小的改变慢慢会引导出大的改变。

邱志杰:

看起来这是真正的乐观主义。

侯瀚如:

我当初用乐观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有某一种讽刺性,我所有的题目都是有讽刺性。伊斯坦布尔双年展讲了很多的故事,这里没有时间去详细讲,其实都不是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有一种可比性,可比性不等于是等同性,而是透露出某一种可以比较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反应。刚才尼古拉斯说的,一个展览是提出问题,一本书是试图回答一些问题,两种方式实际上都是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做策展,为什么要写文章,但是这个文章不是你策划这个展览的插图,或者展览反过来也不是你写这个文章的插图。乐观主义实际上是很不乐观的,必须要有一个距离,有一种幽默感,有一种甚至是自我解嘲的办法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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