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后台”栏目  作者：李晓婷

张颂仁（视觉中国/图）

（相关报道：《“扒手”还是“推手”？——那些艺术圈说不清楚的事儿》，刊登于2014年5月15日）

我的困惑是，我是不是对“（大部分）艺术家公敌”张颂仁没有给予足够的“同情的理解”，而背后真正的利益纠葛，实际上难以触及、难以言说？

“最贵当代中国艺术家”之一——曾梵志的画据说是这样火起来的。

1990年代，香港富豪邓永锵买了曾梵志“面具”系列中的一张，挂在了中国会的楼梯间。

作为1990年代全亚洲最高级的会所，中国会往来的都是名流，邓逢人就要介绍，画里的人是查尔斯。实际上，那幅画是标志性的曾梵志手笔，形象概括而雷同，恰恰不像什么王子。也的确不是。

不过，邓永锵制造的故事，很多人买帐。戴安娜王妃来，跟这张画合了一张影。张国荣来，也合了一张影。慢慢地，这些故事连着艺术家本人和作品的故事，就传出去了。

10多年后，曾梵志的作品拍卖成交超千万，2013年，创了中国当代艺术品最高价，1.6亿。

当年，邓永锵买下的那张“面具”，4000美元。中间人是香港汉雅轩画廊的老板张颂仁。

发现曾梵志，并帮他兑现价值的幕后“黑手”，最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里，就有张颂仁。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当代艺术一片芜杂，张颂仁从香港来大陆，除了曾梵志，还“淘”了一批艺术家，买他们的画，又把他们带向国际，这批人，到现在依然占据中国当代艺术身价榜的Top 20。

2013年底，威尼斯双年展丢画事件一出，全天下忽然都知道了：原来张颂仁是“骗子”、“偷画贼”。大部分人认定的事实是：当年他是故意扣下艺术家的画，20年后，又假装不小心找到了。艺术家们忙着申冤、诉苦、翻旧帐，“中国当代艺术推手”的事倒是没几个人提。

我见到张颂仁，是在他的画廊30周年展览上。穿灰白短褂，走路很轻，国语不标准，声音极斯文，跟每个人打招呼，脸上的笑容几乎没有中断的时候。

采访在中国会，展览当日，各种觥筹交错、你来我往，乱到晚上九点，张颂仁要打的招呼还没有打完。

采访到后半段，问丢画的事，问到一半，始终在微笑的张颂仁生气了。他站起身，念叨着“我很生气”，往门外走，走着走着又折回来了，继续表达他有多生气，他本来就深的法令纹现在变得尤其生硬。

酒廊灯光昏暗，桌上有红酒，气氛之紧张，我一时非常担心，他会抄起酒杯，泼我。他没泼，走了。

我还没有想好下一步何去何从，他又回来了，坐下。不知怎么的，对话又进行下去了。他的脸胀红，也许是喝了红酒的缘故。关于丢画，他当然非常愤慨，所有指控一律否认，至于细节，大都不记得了，“不要再谈下去了”。

不知是出于失态的歉意，还是发泄完后的轻松，他又回复了笑容，顺便把边上的一位朋友介绍给我。这位朋友是德国人，艺术家，目前在蒙古为某品牌做衣料鉴定，听上去颇神秘。

快十一点，张颂仁带上太太、儿子，以及这位艺术家朋友，也邀请我，一起去吃点东西。那家私人会所，只接待会员，席间有邻桌的西人来恭贺张颂仁。张颂仁推荐我来一份星洲炒饭，号称香港最好吃的星洲炒饭。其间德国艺术家又讲了一些关于他的衣料鉴定以及艺术创作的神秘无比的事。

我见缝插针，继续把关于展览的问题问完。至于丢画事件，我还不怎么有头绪。

接下来，我采访了丢画的当事人、和张颂仁有关系的艺术家，正反双方都有。最后，一方面讲了丢画事件的疑点，另一方面也讲了，无论偶然、必然，张颂仁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是有过贡献的。

初衷是要平衡，结果是大家各自断章取义。丢画的艺术家，很快来感谢我“伸张了正义”。一个做画廊的朋友则觉得我铁定把张颂仁得罪了，他用一种“我早就看穿你了”的语调表示嘲讽：在你的价值观里，资本家天然有罪。

我反省了一会儿，我的确是资本家的反面——无产阶级，也难免多少持点资本家原罪论。但问题不在这里。我的困惑是，我是不是对“（大部分）艺术家公敌”张颂仁没有给予足够的“同情的理解”，而背后真正的利益纠葛，实际上难以触及、难以言说？

而我还有一点纯属个人的、既微小又微妙的困境——那天晚上宵夜结束，张太太温柔可亲，开车送我回酒店，儿子悄悄把手机里存的涂鸦拿给我看。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干嘛这样翻脸不认人、黑他们家人？

早知道，我就不吃那一碗星洲炒饭了。

还有——张颂仁告诉我，贵报是他唯一订阅的内地报刊，作为资深订户，他最爱的版面是往事版。如果他就此不再看贵报了，我还是很遗憾的。

立刻有前辈无情指出我的谬误，让我又羞愧了。他说：“你也太小看这些人了，别整天净想这些有的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