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过去的,香港







转自某人博克

(和陈冠中先生聊天，他说,你们是多幸运的一代，这么自然就生长在通俗文化中，你们的城市化过程最自然。这位《号外》杂志的创办人，从香港、台北到北京，不断跟随文化浪潮的起落迁徙，他大概不能理解，我们的“启蒙”跟随中国商品社会的到来而发生，在“脑体倒挂”，“卖茶叶蛋还是卖原子弹”这样追问中，不知道什么是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在漂亮热闹幽怨情感化的香港电影中完成对于爱情英雄的最初幻想。坦白说，年轻语文老师说起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乡愁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寻根热”和“85新潮”，更不知道怎样用文化正确性来了解所谓“通俗”和“精英”。而那“城市化”，只是香港电视剧里的布景武侠剧，那个时候，知道的不是雅皮的《号外》或者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

去世之前，她存了1万港币，这是她准备去香港的旅费。

2004年的初春，我们在南中国旅行采访，从深圳、广州到香港。那个时候，她还不曾告诉我，她这么喜欢香港，在深圳，我计划从广州去香港的行程，她那时亦和我们在一起，但她拖着行李箱，没有选择和我们同行，那是她第一次到深圳，也是距离上和香港最近的一次。

那是一次时间紧张的旅行，在广州只逗留一个下午和晚上，去了博尔赫斯书店，和语言稀少的陈侗和鲁毅吃晚饭。晚上在欧宁的“别馆”，说了很多话，一直到午夜。

在香港，金钟地铁站，见到久违的黄灿然。他带我们去吃鱼丸米粉和尖沙咀的外文书店。比想象中更爱说话，长期的夜班生活，让他的皮肤看上去，幽幽发白。

这是我第一次去香港，大概和所有的游客一样，我被铜锣湾的人流和店铺弄得发晕。在太平山顶，香港中文大学的冯请我们吃晚餐，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小孩，加入我们的聚会。我见到的香港男子，都奇怪的有低于他们年龄的男孩子气，干净、斯文、妥帖，有一些英式的绅士味道，但没有英国人那么锐，这个印象，大概是从冯开始。他在太平山上开着车，说道香港的空气越来越不好，世面的不景气。

我记忆中的香港，大概不是冯给我描述的那样，全世界的城市，大概只有摩纳哥和香港一样，有那样的密度和高度，高层建筑像密集的铅笔。小学或者中学时代，那南方城市，几乎成为一种被粤语歌和电视剧代表的乡愿，夏天的武汉，街道上的竹床和14英寸的电视机前，围聚着看香港电视剧的家人。《射雕英雄传》或者《上海滩》，电视主题曲曲一响起，连饭都不要吃了，被牢牢锁定在电视前。顾嘉辉、罗文、甄妮……初中时，南方办的报纸《舞台与银幕》和席慕容的诗集一起在女生中流传，香港，是无线电视台的明星，是亦舒的小说，是周润发和张国荣的〈纵横四海〉，是模仿郑裕玲在〈流氓大亨〉里的发型吹起的高高的刘海，是几乎每期必看的《港台文学选刊》，盗版的好片烂片录像带，以及蹩脚的学习陈百强的粤语歌《一生何求》，他是我中学时最喜欢的歌手，尽管唱歌经常走音。

那个时候，在《中外少年》杂志，也不晓得是早熟还是没头没脑，从王蕤采访费翔开始，我们这些学生记者，大概是最早去采访这些台湾或者香港明星的一群，也没有任何联络人，就跑到演唱会现场软磨硬泡，每次写完这样的文章，都有无数封来信索要明星照片和签名。

漫长的暑假，是各种阅读的囫囵混杂，从语文老师那里借来的李敖、尼采、以及同学家里的全本《神雕侠侣》，单卷本的《十八春》，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叫张爱玲的作者是哪里人，磁带里的张国荣在唱《风继续吹》……怎么没有消化不良呢？这毫无头绪的菜单，就这么被搅拌吸收。

陈冠中说，你们是多幸运的一代，这么自然就生长在通俗文化中，你们的城市化过程最自然。这位《号外》杂志的创办人，从香港、台北到北京，不断跟随文化浪潮的起落迁徙，他大概不能理解，我们的“启蒙”跟随中国商品社会的到来而发生，在“脑体倒挂”，“卖茶叶蛋还是卖原子弹”这样追问中，不知道什么是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在漂亮热闹幽怨情感化的香港电影中完成对于爱情英雄的最初幻想。坦白说，年轻语文老师说起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乡愁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寻根热”和“85新潮”，更不知道怎样用文化正确性来了解所谓“通俗”和“精英”。而那“城市化”，只是香港电视剧里的布景武侠剧，那个时候，知道的不是雅皮的《号外》或者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段记忆好象是要被选择性的遗忘一样。我不能说，中学时代，我是因看《麦田里的守望者》而变得孤独叛逆，那不是我青春期的真相。伴随一个出生于70年代的中国中部城市少年成长的，不是披头士或者其他《美国往事》，她常常被各种要命的数学、物理考试弄得精疲力竭，只能在陈百强或者《天若有情》那里得到一些喘息。

那时候，对金钱和机会的渴望，变成身边人最多谈论的话题——直到今天，这样的渴望和焦虑在身边还是如此强壮。曾经借给我看李敖和尼采的语文老师被要不要去海南或者深圳这样的问题所折磨，最终选择了离开学校去南方。而我在高中三年级的暑假，在洪山体育馆看完郭富城的演唱会，忽然对那些漂亮的灯光和舞曲，感到了厌倦，我并没有和他的音乐一起跳舞的热情。也是那年夏天，第一次来北京，坐硬座火车，住在月坛某个旅馆的地下室里，到地坛看摇滚乐队演出，舞台上，一半是“灰狼”艾斯卡尔和鲍家街43号，另一半是群众艺术馆的京剧演出。那些长发黑靴的歌手，是我从没有接触过的世界，让我惊讶而且好奇。

大学一年级，开始听校园民谣，之后是张楚或者窦唯，而那些香港流行曲，逐渐成为94、95年所谓大陆原创音乐要划清界限的对象，半信半疑的，听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而罗大佑或者崔健，则是更正确的方向。在图书馆里发现吴文光在《十月》杂志上的《漂泊在北京》时，我的朋友正在那北方城市，他给我看的《黑皮书》、试刊的三联生活周刊，和北方城市高远辽阔的蓝天，在大学时代，对我更具吸引力。

如果要寻找我一代人的文化路径，应该是先香港、台湾，而后才是北京，至于书本上的伦敦、巴黎，小时候以为不可及的环球旅行梦想——比之90年代初的武汉之于香港——离现在的生活更近。

而2004年的香港之行，已经不复青春期的记忆，那黑社会的友谊和仇恨，女人街或者旺角街道的纷乱混杂，痴缠爱恋的幽怨男女，是另一个录像带时代的想象。眼前的城市，紧张、密集、秩序，即使是兰柜坊，也没有三里屯那么喧哗。身处铜锣湾的闹市，大部分的声音也并非来自路人。“他”不仅仅是一个通常的城市，几乎是“过度文明”而客观。只是街道书摊上的八卦杂志和电影院的B级片海报，像从这文明样子里生出的别样花草，妖异，蓬勃，好象在隐蔽地招引你关于这城市的记忆。

那一年4月1日，张国荣在香港文华酒店纵身而下。我不听他的歌已经很久，找出他告别演唱会的VCD，再看一遍时，发现他真的不属于这现实世界。

那一年12月，梅艳芳去世，她曾经极力模仿的麦当娜依然生命力强健，生儿育女——今年夏天在伦敦，还看得到她的演唱会海报。

这一对男女，是现世的《胭脂扣》，如花和十三少，只能寻来觅去，换个世界相见。

在2004年最后一期报纸上，她写怀念他们的文章，《昨日似露，明日如歌》。我曾经和她计划，来年的春天，要做一期香港特辑。她依然沉浸在对这城市的热爱中，尤爱黄耀明。或者是——小我五岁的她，还是被那样的妖异歌声所魅惑，要痴缠执着的爱恋，这样的沉迷，属于未完的青春期。

05年的1月，这女孩走得那样轻，几乎是无声息。

那一年，我们去香港时，按她说的，给她带过一瓶Hermes香水，或许，这是她和这城市曾经有过的最实在的联系。

除了准备去香港的一万港币，她那里还有没打开看的一整套《金枝欲孽》。

这年头，０回复的出现是懒惰！是耻辱！是变态！是典型的对沙发的漠视！是对ＢＢＳ暴力丑态的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