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卡 | 中国的40年造景:技术的正反论
发起人:点蚊香  回复数:0   浏览数:186   最后更新:2018/10/08 17:09:08 by 点蚊香
[楼主] 点蚊香 2018-10-08 17:09:08

来源:典藏艺术网  文:卞卡


刘窗的影像作品《经济特区》截图。(长征计划提供)


1978年厉以宁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第4期发表了〈技术教育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西欧和美国技术力量形成问题研究〉一文,文章通过系统的旁徵博引,勾勒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力量自18世纪以来如何从英国蔓延至整个欧美。在文章的结尾处,以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来像是例行公事的正确性口吻写道:「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历史上,英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才建立今天这样一支适应现代生产条件的技术力量,美国和德国从产业革命开始算起,也都大体上用了150年的时间。这是漫长的过程。我们坚信,我国将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支宏大的,优秀的技术队伍。」40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段论述变成了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式的大预言,在「改革开放」政策之下的40年来,中国社会以加速度驶入一条快车道,迅速发展成一个似乎可以左右世界的悍然强国。

何锐安的影像作品《亚洲不奇迹清单》,影像中展示了中国高铁的稳定性测试,使用了一枚欧元,以其稳定状态检测列车的平稳性,实验恰好构成了一个喻指:中国的高速状态和欧洲的不稳定性。(长征计划提供)


厉以宁的这篇文章传递出的资讯契合了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路线,并不只是说他做出了正确的预言。一方面他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核心价值,另一方面明确了意识形态的前提,即「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符合改革开放政策的基本结构:保持政治上的专制制度的同时,建立市场经济并积极发展科学技术的路线,40年间这个政策逐步成形,演绎成为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当人们开始怀疑由西方单边的「现代性」主导的全球化之时,「中国模式」看起来也可以变成一种可能的选项,至少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限定下被严肃地讨论。

山寨歌词小组作品现场一景。(长征计划提供)


刚刚结束的展览专案「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简称「特区」),可以被看作是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艺术领域的投射和回应。展览的文本中第一时间强调了「违章建筑」作为「隐喻」的逻辑位置。把这个词套用在本文的论题裡:对比小政府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相对应的集权政府控制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在普世价值观作为标准之下,「中国模式」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违章建筑」。

颜磊的《第五元素》在「长征计:违章建筑三——特区」的展览现场一景。(长征计划提供)

颜磊的《第五元素》在2003年的展览「第五系统:后规划时代的公共艺术」的现场一景。(长征计划提供)


「特区」的指涉则更为具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政策和步骤之一,那时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虽然这显得不公平,但在集权的国度确实也没有什麽不可以的。恰好出生于于1978年的艺术家刘窗,在他27岁时走上深圳街头收集打工者身上全部物品,展览现场展示了这段行为的纪录,这或许是展览的点题之作。从某种角度来说,此刻作为作品的具体指向已经消褪,而13年前深圳街头一张张茫然踌躇的年轻面孔,则成为了历史的印迹,他们也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正是这个加速发展的历史车轮的组成部分。


「特区」轮廓出了技术主导的高速发展,进而压缩出的美学景观。这种景观的溯源可以视作这40年来中国发展的切片,展现了不同世代和国别的艺术家个体在中国以及亚洲发展和危机下的美学回应,策展团队在「特区」的框架下引入了「加速主义」这个既令人兴奋又显得时髦的理论。但这裡没有透露出价值判断,长征计画团队曾在一篇访谈中说道不一定认同加速主义的意识形态,并「试著不以讚歎其(指改革开放)加速度的方式……思考改革开放生产出来的技术观点是什麽。」

郑源的《一段简短的历史——中国西北航空公司》在「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的展览现场一景。(长征计划提供)


在意识形态无法被绕开的情况下,技术自身不能被独立判断。技术的高速发展令人兴奋,心驰神往,这也可以被视作是新一代中国青年与世界连接的通行证。但技术崇拜加上共产主义的集权意识形态则有可能滑向法西斯美学,变成「自由主义保守派」的对立面。所以面对技术崇拜,我们可以规划出对它的正反两种立场:认同或反对。

郑源的《一段简短的历史——中国西北航空公司》的剧照,影片剖析了西北航空公司如何发展并走向倒闭。(长征计划提供)


必须谈论的一点是,外界(包括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也是中共宣传口径的官方论调:中国用了短短40年製造出了经济和技术高速发展的奇迹,并将其归纳为制度优势(当年厉以宁也可谓是一语中的)。这种观点的荒谬之处在于将1978年前后中国社会割裂讨论。1978年之前,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几乎未间断的政治运动虽然对经济和技术发展造成了断崖式的打击,但对于全社会的人文精神则是彻底的毁灭,即消灭了无数的反对声音,也造就了大批麻木求生的底层劳工,某种程度上说1978年前的30年是为1978年之后40年所谓的高速发展扫清了伦理障碍,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政策经历了30年的「前改革」状态,没有这30年的「肃反」,就没有后40年的「速度」。关于改革开放的「技术崇拜」自身便是一种原罪。当1989年邓小平命令坦克驶入长安街和1992年的南巡谈话相联在一起看的时候,这种原罪是进一步加深的。所以讨论关于技术的正论和反论,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前提。这也就意味著所谓的「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技术和财富疯狂增长的样本被谈论时,也有必要知道它只是「中国」的模式,不能快速被套用成别的国家的模式,除非你也可以製造一个类似于30年的政治压制。

1979年深圳夏巴汽车装配厂一景。(摄影/何煌友,图片由「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的文献资料提供)

约翰.杰勒德的影像装置《河(四川)2018》在「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展览现场一景。(长征计划提供)


但另一方面,当谈论中国模式发展的原罪时,反方也可以说资本主义罄竹难书的罪恶史。同时,残酷血腥的政治斗争在第三世界国家并不鲜见,但他们并没有被逆转为一种高速的发展模式。所以这时话题就变得更为複杂了。


实际的情况是,这40年的爆发式发展时是真实地发生了。然后,它伴随著各种伦理和价值观争议,衍生出了种种激烈的美学倾向和官能奇观,在各种外部压制的反作用力下製造出错位和多维度的视觉图像。

刘窗的影像作品《经济特区》截图。(长征计划提供)

刘窗的影像作品《经济特区》截图。(长征计划提供)


「特区」不带预设判断的立场澄明无蔽地展示了如此的景观,也将现实作为问题摊在了桌面上。当唐纳.川普(Donald Trump)制裁中兴公司的摇摆不定的时刻,中国式的技术崇拜的也当然的遭遇了质疑,但也被认为可能是某种外力製造的技术奇点。关于技术在伦理内外的正反论之争议,搁置在40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图景面前,这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话题,虽然中国的政治环境不会允许它被公开讨论。

刘窗的影像作品《经济特区》截图。(长征计划提供)

刘窗的影像作品《经济特区》截图。(长征计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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