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江湖儿女》招贴
男人更坏，还是女人？总会有素材的加入引发新的讨论。其实各有各的坏法，都不是省油的灯。观测角度决定物体形状。拿女人这事来说：孔子认为，女人等于小人，得罪不起。尼采告诉你，跟女人搞时别忘记带上鞭子。不得志的曹雪芹转向对女儿性的寄托，与其说他笔下的宝玉怜香惜玉，莫如说宝玉是想变成女人，在细腻的情感观照中躲避男权社会种种无意义的建构。
看完最近热映的《江湖儿女》，我觉得贾樟柯是要用电影为中国现代女性再立一个纪念碑。早在28年前，一部叫做《渴望》的电视剧卷入更多大众的朴素感情，以刘慧芳为名立下一个女性纪念碑。在刘慧芳的慈眉善目中，铭刻着两千年中国妇女的含辛茹苦，举手投足间充满男权伦理下的贤惠与隐忍。这个女人用贤良淑德赢得了全世界的赞美，用母性的宽阔胸襟获得了社会颁发的奖章，人民群众是评委，被她感动得涕泪横生。社会的框框塑造了刘慧芳的善良，她又于其中升腾出超越时空局限的博爱，使这种内在美成为了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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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儿女》里的巧巧，乍看起来就不是这一路数的女人。与刘慧芳的中国好媳妇不同，巧巧身上天然带有生命的不羁。这种出自民间的野性异于西化的现代女性的个性解放，后者是光鲜的知识、大方的计算、合理的进取、必要的矫情的综合体。而巧巧的独立出于与传统文化中“义”的观念的神交，此种独立观念与知识女性严格计算后的情感输出和有的放矢的事业心毫无瓜葛。因此，它虽相似于西方的女权主义，却仍旧与刘慧芳式的贤惠同属一个文化谱系，成为同一个月亮的正负两个半圆。
从电视剧《渴望》到电影《江湖儿女》，编剧与导演都由男性组成，对两种中国女性的纪念碑式的塑造带有一厢情愿的神往。上世纪九十年代，受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传统伦理及品格沦丧于点滴的日常生活，刘慧芳的出现是对经典女性外柔内刚形象的告别式祭奠。而巧巧身上那不合时宜的真切、叛逆与侠义，则出现在当下各种“绿茶婊”“心机婊”“岁月静好婊”群婊乱炖又千篇一律的雌文化生态结构中。贾樟柯用一部《江湖儿女》揭露了男性污秽的同时，对中国女性日渐式微的节烈情操进行了一次影像的回溯，好似一席最后的晚餐。
“民国女子”张爱玲
在民国文人胡兰成的笔下，常会见到对传统女性特有的刚烈之美的赞赏，与可追溯到宋代的兴于文官阶层对女性裹脚后妖娆身段的病态美的迷恋完全不同，这种美别具一种绝世而独立的大魅力。在其代表作《民国女子》中，胡兰成写道，“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张爱玲的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中国旧式床栏上雕刻的男女偶舞，那蛮横泼辣，亦有如薛仁贵与代战公主在两军前相遇，舞亦似斗。”“民间看戏，爱看与公公斗法的桃花女。也喜欢樊梨花，樊梨花杀夫弑父，但大唐世界还是要她这样的美貌有本领的人。”此外，在胡氏的各种亦文论亦散文的写作中，他又将女性思维推举到了创造人类文明的高度。女性强于造形思维，它先于逻辑，是所有推理活动的起点，因此可以开创新事物，产生“六种震动”。而中国文明就是女性思维的产物。若以数学作比，西方则是男性化、抽象化、欧几里得式的；中国的算法则出自《周易》，兼具了具象美的造形于其间。
这种造形化的女性的果敢、凛冽之美就是“义”文化的表现。西方有公理、有契约、有博爱，却没有“义”。情没有了，还有义在。这是《江湖儿女》中巧巧面对先抛弃她又投奔她的斌哥的态度。这种久违的侠义之风在经历了政治运动与现代化的种种洗礼后，于中国的边缘小城死灰复燃，各种交融之后续上了文脉，催生出别具一格的江湖女性的磅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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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也罢，风尘也好，这种女子仍存有一份规矩在心间，它有别于传统庙堂的规范及现代契约的规则，成为流民文化中的江湖规矩。巧巧自始至终活在这个规矩中。最初，单纯的她并不觉得自己身在江湖，她要的只是寻常女子的与爱人相伴终生，直到被迫踏入江湖，在生活的挤压下学会各种非主流的生存技能。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一开始卖弄风情的少女，还是肩负生活重担后的中年女人，巧巧对她的信念是从一而终的，她是千百万诚恳、坚韧的中国普通妇女与柳如是、小凤仙、秋瑾似的民间烈女的合身。
刘慧芳的纪念碑是幽怨的，她的出场设置就是五花大绑，在束缚中涌现柔和的古典贞洁之美。这种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观众心中经历了发酵与激荡，之后便迅速泯灭在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各种情感实践中。而巧巧纪念碑上的文体则更加浑厚与多元，这种女人可以于风平浪静时表现出可爱与多情的一面，在家对男人撒得起娇，在外可以充当缓解矛盾的润滑剂。然而，一旦男人作为主体的形势遭到塌陷，她们又能凭一股义气在社会中独当一面，甚至闯出自己的天地，进而还会反过身来对其身后的平庸男子进行反哺式的施爱。
电视剧《渴望》中的刘慧芳
张爱玲说，女人所谓的爱其实指的是被爱。在当代，很多不时摆出女权主义姿态的女孩，内心实际祈求的是在这种话语的包装中吸引到更高级的男性，以赚取物质与虚荣上的更奢侈的依赖。这样便可以既不承担刘慧芳的妇道责任，也可以避开巧巧的生存能力的高额成本。女权主义成了主动诏安的诱饵。这十分好理解，独立，毕竟是很辛苦、很痛苦的。
巧巧不知道什么女权主义的说辞，她是行之而不觉的。同样，她的不自知的女权主义实践也是东方式的，不是计算结果，而是出于义气。你瘫了，我来管你。这绝非一个女人对曾经小情小爱的眷恋（情太矫饰、也太易逝了），我是出于义气！这是一种更加宽阔的人性实践，是江湖本来的秩序底色，是我们这种人的“规矩”。我从始至终遵守着这种规矩，说到也做到了，没有贪图自己舒服而轻易改变原则。我不是傻，我是义气，我是讲原则。而你不是的，你是斌哥，你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此时，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通过巧巧的行动竟成为了男人自己打脸的子曰圣言。在各种宫斗剧与“伪女权”轮番上阵的当今社会，贾樟柯就这样用一个江湖女人的史诗，树立起了一座明晃晃的女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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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最动人的一幕是，当巧巧坐在车中看到斌哥被流氓抓着，头如凿蒜地向车身一下下砸去的时候。她迅速从一个小女人完成了江湖侠女的转变，拔枪、开车门、放枪，动作连贯、眼神笃定、气势撼人，使人不得不相信这是基因在作祟。小混混们的拳脚顿时显得凌乱、苍白、无力了。
这一刻，无论你的视觉审美是否与演员赵涛相合，你都会瞬间爱上这个女人，被巧巧隔着人身实践了一次精神上的高潮！
如《红楼梦》一样，男性在这样类型的戏份里一般都不是个东西。斌哥是其中的代表。斌哥身上，拥有强烈的侠客梦与成功欲。在如此虚幻的欲求的挟持下，他的爱经不起时间、机变与权势的考验。而同样经不起考验的，还有他的幼稚病。幼稚与人渣几乎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当一个人擅用无知与天真换取护身与关注时，它的背影很可能已经投射出他的渣性人格。因为不用担当、不用思考，便得以享有无知的一切权利（胡说八道与胡作非为），还会肆意嘲笑担当者的艰难困苦和思考者的忧心忡忡。当这种无知被现实冲刷并检验后，潜意识里的人渣一面迅速生长，转脸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其实，不变的都是充分维护自己利益的自洽式自保，无知与天真在此处是一个强大的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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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斌哥的不切实际、爱慕虚荣、见利忘义不同，巧巧是真切而踏实的。因此她与斌哥的人生轨迹几乎是倒过来的。斌哥从一开篇的小有所成、耀武扬威，到忘恩负义、流落他乡，再到中风瘫痪、架子不倒。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对虚无梦境的追赶，这种追赶并非以卓越的才华与坚韧的性格来实现，而是依靠莽撞、运气和后来的不义去填充。巧巧走的则是一条从不知江湖为何，到不得已行走其中，最后担起生活重担的平实之路。这是两种关于“出走”的文化。前者是浮夸式的，往往拥有得意的开始，必然伴随大喊大叫与立场的宣言，但说出来似乎就是为了将来崩塌、反悔之用；后者则是生而本分却不惧变数，愿意承担信守诺言的恶果，满怀期待又随遇而安。在这样一个充满虚假与权变的世界中，巧巧的出走必然是无奈的，也是一种修行。
“义”是在变动不居的世间强调精神的“不变”性。遗憾的是，贾樟柯的影像再次调戏了坚守原则的众生，他们不会巧妙地更改基本标准以破格牟利还不被抓住把柄，他们的人生注定笨拙与暗淡。这是“义”文化的悲哀，也是宿命。正因为此，它才会于有效性上输给另一种原则的定制方式，即西方的源于数学思维的公理与源于宗教热忱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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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除了为斌哥白白坐了五年牢外，还在影片的结尾为早已失势的斌哥大打出手。她想的始终是一份安稳的生活与情义的人间。这种人生不是你曾教给我的吗？你先跑了。于是，为了证明它的存在，巧巧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从未排演过的角色。相反，斌哥要的是飞黄腾达、是面子，气派与虚荣对他重于泰山。除此之外，巧巧也好、兄弟也罢，只是他的一个工具，是轻于鸿毛的人生佐料。当巧巧问他，你早就出狱了，为何不来看我？斌哥想的还是自己的合适。他说，你知道我在出狱时没有一个人来接，马仔都混得比我好，我当时的感受吗？斌哥想通过傍富婆东山再起，却在最后落得瘫痪在床。
除斌哥外，影片还出现了各种低劣的男人，可以汇成一桌大菜。一身戾气，抱怨、赌博的巧巧父亲，趁火打劫、见色起意的摩托司机，包二奶的小土豪“张译”（饰），爱说大话又胆小怕事的“徐峥”（饰）。这些不靠谱的男人，成了刻在纪念碑上的铭文，以此反衬出巧巧的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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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篇章颇为动人。出狱后追到成都的巧巧，在被斌哥冷落后，一个人去看演出；芸芸众生般的镜头扫过巧巧困顿的脸，“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歌词仿佛不是从嘴上而是从她期盼的眼神中“唱”出来的。贾樟柯实在太会使用貌似突兀的影像制造暗喻了，流浪的巧巧遇见笼子里不安分的老虎，体现出一个女侠的困境与勇猛；而在茫茫的夜空中看到飞碟的一幕，是只有心如死灰的人才会出现的意象。结尾处，病情稍有好转的斌哥又走了，毫无疑问，那将是他的又一次欲望的迷失。慌张的巧巧四处寻找，她被躲在暗处的摄像头监视着，电影就这样以充满先锋感的手法完成了对纪念碑的最后诠释。经过一次次深情与无情的洗刷，这座纪念碑更加坚实、朴素、庄严了！
《江湖儿女》是贾樟柯转向主流叙事后的又一部成功之作。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社会问题，将一个与“真”有关的诘问抛向观众，当人人都带着面具表演时，一个真切的生命反而显得无所适从。巧巧的“真”是真性情，在各种真嘴欠、真做作、真操蛋、真人渣，甚至真思想之外，真性情被忽略已久，而貌似只有这个层面的真才能具有生命的深邃含义。只是恐怕，当久违的品格与活法被当做典型塑造出来后，假冒伪劣版就要被成批的拷贝。那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再出现一个新的“婊”征，即“性情婊”。大意为，以洒脱的性情出场，以精致的利己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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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散场后，与我一同看片的画家朋友说，在今天，绘画可能只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电影却能解决社会的问题。我觉得说得好。无论我在此文中的解读是否符合导演的真意与读者的期待，可以确认始终是，《江湖儿女》在试图解决当下中国人的精神难题，以伟大的电影艺术的方式。
面对这个难题，恐怕最好的出路就是真实地去活吧！因为，无论你怎样活，都将生活在另一部分人设计出来的变数与监控之中。但，那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