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尔维:用“泄殖腔”嘲讽艺术,用“泄殖腔”维系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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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lclcl 2018-09-24 20:59:42

来源:艺术世界


·德尔维,Studio Wim Delvoye,Belgium / ADAGP,Paris & SACK,Seoul 2018


   Amelia|采访、文    

贝浩登|图片提供


空白画布会让一个画家不安,因为空白里是完整的自由。温·德尔维(Wim Delvoye,以下称德尔维)就是如此。于是他转向在波斯地毯上作画,又走出平面,转向雕塑、装置。


再后来,面对空白画布的不安得到了更好的解释——德尔维宣言艺术是无用的,一个达达主义者的态度。他做了一个“没用”、 “不艺术”的作品——泄殖腔Cloaca,以下称 Cloaca 1,从吞咽食物到排泄粪便,模拟人的消化系统,而他一开始就不打算出售这一系列,人们说德尔维在用这个机器嘲弄艺术体系。系列节目《艺术漫游》(Art Safari 2)的导演本·刘易斯(Ben Lewis)说,“德尔维的作品讽刺了艺术界膨胀的价格和愚蠢的思维死胡同。”3

·德尔维,《泄殖腔 #40 绘图》,55.5cm×75.5cm | 21 3/4×29 3/4,铅笔、马克笔、水彩纸上作图,2003,©Studio Wim Delvoye, Belgium / ADAGP, Paris & SACK, Seoul 2018


在我与德尔维的这次交谈中,发现这个“死胡同”正产生于对用途和价值的偏执,对于他,唯有了然艺术无意义的思想状态本身,具有美感。而这个一直改变风格,制作“废物”的艺术家,还是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引发关于艺术、非艺术的更深的理解。


在变幻莫测又束缚重重的现实世界中,自然地,那块空白画布能给予的自由显得单薄、空洞,而令德尔维振奋的自由绳索像是就挂在了障碍物上。艺术跳出画布,直接塑造一个艺术家的生活轨迹。十多年前他来到中国做 “猪纹身”,当德尔维开始这一系列作品,养猪、纹身、打理农场等等,也都成了他做艺术的环节。德尔维多次提到厌倦欧洲、西方权力正走向尽头。而在不那么“开放”的中国,德尔维看到了文明表皮下魔幻一般的生命力,相比之下,欧洲显得规训。十多年后,中国艺术、文化的相关群体逐渐成熟,而他也开始质疑在这里人们对他农场里猪的“幸福感”的担忧是发乎于心,还是局限在文化系统中的思考和讨论。

·德尔维,©Studio Wim Delvoye, Belgium / ADAGP, Paris & SACK, Seoul 2018·


尽管德尔维说如今的欧洲令他厌倦,他青年时期欧洲发生的重要艺术运动正是一个指南针。我从德尔维身上看到的是欧洲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孕育出的艺术家,如何在积极应对旧体系的萎靡。他长年在世界不同地方行走,似乎一直在寻找深藏“无用”状态的空间。对于德尔维而言,也许“旧体系”、规训、士绅化总有点联系,它们捆绑着拼成了木筏,随波漂移。十多年前德尔维眼中中国的魔力渐渐消退,艺术农场也已经关闭,而他正在寻找新的能量场域——有可能是伊朗吗?


其实,早在1996年人类用基因克隆技术制造了多利羊时,给德尔维极大震惊,从那时起德尔维开始关注生物,以及人类的身份问题,Cloaca就出现在这样的氛围中,这个机械装置轻巧地钻出文化的语境——吃饭、排泄,是所有人类最为相同的事情了。作为一个新观念主义艺术家,德尔维用一个概念,维系了所有人;尽管在更为具体的语境,Cloaca被解读为对现实时空的艺术体系的嘲讽,或是其他种种。在无数合理的解读可能中,我反倒看到了类似“空白画布”给出的绝对自由,还有“无用”的更多可能性。


ArtWorld:能谈谈你刚来中国做艺术时的情形吗?


德尔维:我曾经想雕刻一具人的头盖骨,就问一个骨雕师是否可以买到,她说这是违法的,我说,“你跟我说过中国什么都可以办到啊”,于是她说去试试。没多久,我到了酒店里,就看到一个男孩抱着一个头盖骨在房间里等我。前后不到两小时,就真地搞到了一个骷髅,太神奇了!当时这件事让我明白,中国人低估了自己的国家。其实我很早就来中国了,那时我的朋友们还不相信中国的未来会是现在这样。我们坐在酒店里,我跟朋友说以后这里会有一家歌帝梵(Godiva)店铺,当时我的朋友都笑了,“中国人可不喜欢吃巧克力。”我说这无妨,买上一盒,也许就能喜欢上。我就像在给他们看一个水晶球,告诉他们未来可能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那时他们觉得我很可笑。


我当时一来到中国就往农村跑,有人觉得我这个外国人跑到中国的农村养猪,一定是疯了。我消失了一周,当时在北京的朋友就说想知道这个家伙到底在干什么。那时候我在做实验,当时有些画廊要我去做展,我想,那种情况下开展有什么意义?于是我继续养猪。后来我在北京798艺术区展示过这些活猪——冯博一当时策划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展,我展示了9头活猪。正如人们说的,这种艺术没有一点商业性——谁会在展览上买一头猪呢?


ArtWorld:当时是什么吸引你在中国工作、生活?你如何经营你的艺术农场,它还在经营着吗?


德尔维:当我考虑重新安顿的时候,这个国家很吸引我,但是,这属于当时中国的特定时刻,那个时候的中国有着神奇的能量,也没有很多“白人”在这里。有一些西方人,比如田霏宇(Philip Tinari)和傅郎克(Frank Uytterhaegen)那时候在中国已经很久了,但是这个艺术世界仍然很小,大家都互相知道。在中国的那个时期,艺术跟金钱的关系不大。但是自从北京奥运会后,好像一切都变了。北京开始无节制地收纳游客,也越来越士绅化。那年猪年年底,我开始收尾我的艺术农场项目,我不再去农场,也不再购入新猪,农场也渐渐变成了闲猪的寓所,它们将在那里安度晚年直到老死。


ArtWorld:纹身是一个疼痛的过程,这会不会影响猪纹身的完成?你当时是用什么方式处理疼痛以保证作品的完成的?你如何挑选纹身师来帮助完成这个项目?


德尔维:给猪纹身,最痛苦的还是纹身师。纹身过程中,有些猪会在睡梦中乱伸腿脚,无意中会伤到纹身师。曾经一个纹身师先是眼睛被猪给踢青了,一会胳膊肘又被伤到。对于猪来说,根本就不痛,因为我们会给猪做局部或者全身麻醉,而且它们的皮比较厚,刺针对于它们来说不那么疼。我们还做过实验,不用全麻,而是在做纹身的时候给猪按摩,还挺有效的,那只猪一会就睡着了,我们就这样做了纹身。


ArtWorld:那在做“猪纹身”,以及展出作品的时候,有没有预期可能的阻力?比如动物保护人群的质疑?


德尔维:当时没有,现在随着时间以及展览的展开,有报纸媒体在报道,年轻人也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讨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在文化层面引起的反应和影响。但是当时我做这些作品的时候,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因为那时候(中国)没什么人关心艺术,而这些自由也是我来中国的原因。


如果这个猪纹身的展览在西方展出的话,卫生,以及如何对待动物都会是问题。其实我对这些猪非常好,但是在欧洲人们会质问你,而在中国,没有人会在意这是不是一头活猪,所以在北京798艺术区的那个展览当时很成功,开幕时来了很多年轻人。但是当时其中一只猪身上有一个列宁的纹身,这是一个俄国纹身,列宁头顶神圣的光环,但是这个光环是由铁丝网做的。开展两周后,有人过来威胁说,如果我不把这头猪带走的话,就杀了它。当时好多报纸都刊登议论这件事,冯博一就去找了这些人,谈了两小时,我也听不懂,就一直笑着。对方很生气,质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冯博一说这不是列宁,这是列宁的兄弟,最后大家就谈妥了。其实重要的是大家都不要丢面子。如果我们说,这是艺术家自由表达的权利,没有人会理你。在2008年我做了在中国的第一个画廊展,当再次展出这个带有列宁头像的猪纹身的时候,就再没出现问题。


我20多岁的时候去了印度尼西亚,30多岁来到中国,现在我又去伊朗。其实我很怀念早些年的中国,现在我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国家,处于那种能量的节骨眼上的国家,所以我去了伊朗。没有人喜欢伊朗,但伊朗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它将会和中国一样。我对欧洲已经很厌倦了。我一直在寻找非主流范围内的文化,寻找充满着创造力的地方。


ArtWorld:你早期来到中国的时候,有哪些中国当代艺术让你印象深刻呢?


德尔维:我的艺术会让人吃惊,但是有些人也会让我震惊。当时在中国有人用胎盘、用尸体做各种各样的艺术,甚至有艺术家用胎盘喂狗。艾未未在做的艺术也很鲜明,他当时在做建筑、做设计,不怕别人说他的作品不是艺术。而我总是担心,我做的是艺术吗?我观察了艾未未的做法,他做了很多不一定能称得上艺术的实践,我很喜欢,当时也在学习他的做法。


ArtWorld:其实Cloaca也是一件具有挑衅的作品,也不像是艺术,那么你是怎么开始做Cloaca的?


德尔维:其实总体上来说它并不会令人发指,因为虽然它是一件在嘲笑艺术的作品,但却没有以嘲笑任何人作代价。我们有时做一些好笑的事情时,其实是在嘲笑他人,世界上有很多讥讽,比如对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但是Cloaca没有嘲笑任何人,因为人人都要排便。


事实上我还没被什么事情真正震惊过,但是当时的多利克隆羊真地让我震惊。1996年多利诞生,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羊,没有经过自然交配,人类用克隆技术创造了一只羊,这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作为人类的角色。那个时期,人们开始一边口舌之争,一边痴迷于DNA、生物技术。这种情形下,一个艺术家去做一件关于人类本身的艺术也就自然发生了:我们人类自身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谁?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我们比利时人”,而是作为人,我们是谁?当时也有人类克隆计划,在2000年时它被终止了。那段时间非同寻常,而Cloaca就诞生在那样的语境里。


它其实是一件乐观的作品,在那个时期里,人们相信所有的疾病都能够被治疗,我们可以培养出天才般的孩子,我们那时相信这些生物技术能帮助人类创造一个更好、更美丽的星球。也因为克隆技术的发现,我们可以更加有力地去质疑种族歧视,种族特征不代表任何特质,Cloaca也同样具有普遍性,每个人都需要排泄,每个人都能够明白Cloaca。而唯一的问题在于人们会说,这不是艺术。那么是不是艺术,不是我关注的。


ArtWorld:Cloaca涉及的东西具有普遍性,但是它又像“房间里的大象”,很明显地存在,而我们不愿意去谈论它。另一方面,你觉得这和艺术的定义以及什么是美的观念有关吗?在你的艺术创作过程中,达达主义对你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能否谈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达达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发生和影响力吗,当时也正是你的青年时期,也正在学习艺术。


德尔维:上学时我一点也不快乐,很不安分,而艺术学校又很枯燥,感觉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当时总是想做点其他的,总之就是不想念艺术了。就在那时,有老师开始谈论达达,我也读了关于达达的内容,发现原来这不完全关于艺术,非常有趣。我们谈论达达,谈论那些非常了不起的人,比如杜尚,他拓宽了艺术的观念、艺术的定义。


书上会说,一战以后,人们非常愤怒,这就是人们要进行达达主义运动的原因,他们就是要表达愤怒。但这种说法不正确,其实这些人一点也不负面,他们发动了非常积极、正面的运动,世界上第一个接受采访的艺术家就是达达主义艺术家,他们是真正的现代主义运动者。达达主义者对当时的新媒体很感兴趣,他们认为和报纸记者做采访非常重要。不管是当时首个接受采访的艺术家,还是头一回报道艺术家的记者,都是非同寻常的。


达达不仅是一个历史时期,不仅是一种风格或运动,达达是一种思想状态,今天我仍然在Youtube网站上看到很多“达达”。所谓达达,我认为就是不去在乎别人是否称它为艺术。

·德尔维,《泄殖腔-改良版》,1005cm×76cm×235 cm | 395 11/16×29 15/16×92 1/2,《泄殖腔-改良版》在 2004 年多伦多发电厂当代艺术中心(The Power Plant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的展览现场,混合媒介,2001,©Studio Wim Delvoye, Belgium / ADAGP, Paris & SACK, Seoul 2018

·《泄殖腔》在 2002 年德国杜塞道夫艺术皇宫博物馆(Museum Kunstpalast Düsseldorf)的展览现场,混合媒介,2000,©Studio Wim Delvoye, Belgium / ADAGP, Paris & SACK, Seoul 2018


ArtWorld:虽然你对欧洲的现在和未来不是很乐观,而在欧洲毕竟有过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历史,你觉得这段历史对接受你反常规的作品会有积极作用吗?而在中国这段历史还没有完成,你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


德尔维:虽然欧洲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当代艺术实践,但是人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规训:艺术应该这样,艺术家不应该那样,已经形成固定的想法和偏见。当Cloaca在北京展出的时候,没有人大惊小怪,正是因为人们没有一个预期,说我要在这个艺术展上满足怎样的期待,因此,艺术就有可能是任何一种形式。人们走到画廊,看到一个正在吃东西的机器,他们会好奇,甚至也开始动手做吃的。


ArtWorld:我听说当你在做Cloaca这件作品的时候,并不决定出售,那么最终你有没有出售呢?


德尔维:很久都没有卖。直到我已经做了8个这样的机器,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来到我家。他叫大卫·沃尔什(David Walsh),人们都对他说我的Cloaca是不会出手的,我告诉他这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Cloaca,就像需要驾照一样,操控Cloaca是非常复杂的,这些作品最好由我自己来保管。它们跟苏富比、佳士得的作品不同,Cloaca本来就不是要出售的。


沃尔什说他想买Cloaca是因为所有人都告诉他买不到,所以他就特别想买。他说,他不是一个小收藏家,不会收藏了就去卖,他正在塔斯马尼亚建一个博物馆。塔斯马尼亚很遥远,没有人去,即使全世界发生战争,你也可以邀请人们去塔斯马尼亚,让外面的世界去战争好了。我就想塔斯马尼亚是个收藏Cloaca的好地方,于是我出售了一台给沃尔什,现在我仍然保留剩下的9件。


ArtWorld:你有没有过某一刻,意识到自己与他人非常不同,你是如何面对的?


德尔维:我的成长经历是很快乐的,我的父母给了我很大信心,让我不会有所畏惧。我知道在欧洲有很多扭曲、破碎的家庭,在这样家庭的人们心中常有恐惧,童年时期的记忆会让他们没有安全感。我的父母他们非常快乐地在一起,对我又总是很支持,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可以做任何我觉得是最好的事情,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我看到很多人都心怀恐惧,但是做艺术不能带着恐惧感,恐惧是生活中最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是创造力的对立面。如果我害怕自己做的艺术品卖不掉,或者是担心所做的根本不是艺术、不会出名,人们或许不会喜欢我的作品。


ArtWorld:绘画是你最初的艺术形式,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装置以及使用更加广泛的艺术媒介的?


德尔维:当你面对一个空白的布面,决定要去画什么,自由度是百分百的。然而这种绝对的自由度也让我瘫痪,把我冻结住,因为它可以是任何形式、任何色彩。后来我就在色彩斑斓的波斯地毯上画,那是我的第一个作品,也是我在学校时所画的,老师当时很喜欢,因为它带有表现主义的意味。只要你的作品干净又有秩序,老师还是会喜欢。后来我又在储气罐上画,在熨衣板上画。但最终我还是转向了雕塑的创作。

·©Studio Wim Delvoye,Belgium / ADAGP, Paris & SACK, Seoul 2018


ArtWorld:人们把你称为新观念主义艺术家,你是如何将抽象的观念转化为可视的艺术形式的,比如就拿“猪纹身”来说你想通过它传达怎样的观念?


德尔维:就像我做Cloaca是出于对生物的兴趣,做“猪纹身”出于我对生物绘画的兴趣。我希望我的绘画可以生长。当人们买入一件艺术品,他们会想,它会不会增值。我觉得今天99%的购买艺术品的动机都出于未来的增值预期。因此我想做一个滑稽的比喻。今天我在猪身上做一个纹身,明天这个纹身会长大一点点,继续生长。我将墨汁注入到活生生的皮肤里,剩下的就由皮肤自己来完成了。我不是在生产、在制造,而只是在收获。猪是生产者,我是收获者。我像一个投资人一样,从猪的身体里获得艺术。


我的作品比较多样性,因为我不会去在意它们是否能卖得出去。人们能够在50米开外的地方一看就知道是谁的作品,我的作品看不出,它们没有固定的风格,没有风格化的“笔迹”。对于艺术市场来说,需要一幅作品能够让观众、让藏家一眼看中,尤其当人们有了钱,也就没有了时间去慢慢欣赏。另一方面,一件作品需要无数次的曝光,在杂志上、网络上……像洗脑一样出现,所以艺术市场喜欢艺术家坚持于某一个风格。而对于我来说,出售不是一切,虽然我需要钱,但是能够维持让我做下一个项目就行。我不断变化风格,从长远角度来说,对我是有益处的。


我觉得任何艺术都是无用的,达达主义的态度就是让艺术家可以用一种方式去表达艺术的无用。其实我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告诉人们,艺术是没用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意识到这种“无用”的状态是美的,因为很多艺术家对事物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当然在欧洲通过艺术学校和教育等,人们对这样的态度已经很熟悉了,那么在中国现在这样的阶段,让人们去接受艺术与市场无关,还是有困难。但是真正的艺术正是与琐碎的需求无关,和挣钱无关。


温・德尔维个展现正在贝浩登(上海)举办,展期:2018年9月20日—10月20日。

温·德尔维,《顺时针扭转自倾货车(四分之一大小模型)》,94cm×176cm×76cm | 37 1/16×69 5/16×29 15/16 ,不锈钢激光切割,2013,©Studio Wim Delvoye, Belgium / ADAGP, Paris & SACK, Seoul 2018


注:

1 Cloaca:艺术家从拉丁文中借用 cloaca 这一词,老罗马人会把城市排污系统称为 cloaca。

2 Art Safari的其中一集拍摄的是温·德尔维。

3 引自http://www.we-need-money-not-art.com/archives/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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