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表演中，演员经常模仿生活中小人物对强势者的反讽；

同时，相声也是创作者用来反讽时代问题的艺术形式。

在所有修辞中，反讽是一种兼具伤敌与自伤的隐喻话语。它不同于其他修辞，它真实的意图直指语义的绝对反面。强大的扭曲力与反弹力，使其具有了一般话语没有的伤害性；但它也时常会在伤敌的同时，对自己的内心乃至形象造成戕害。也正因如此，才构成了这种荆轲式修辞话语的迷人之处。因而，反讽话语的使用者，绝非权力中人。这种修辞招数天然属于弱势一方和边缘人口，以及心理上的沦陷者。

在日常话语关系中，女性往往较多承担起反讽话语制造者的角色。当一个女人向她倾慕的男性，以反讽语气叙说自身不足或其他女人的优势时，她真正需要的乃是这个男人迅速捕捉到其话语中的隐含义，并及时拆除女人故意埋藏在话语土壤深处那极具扭曲力与反弹力的炸药。男性的这种智慧和能力，会使处于性别弱势一方的女性，瞬间获得被强势方爱护的欣慰感，同时疗愈了由反讽话语带来的自我创伤。反之，如果这种反讽没有准确刺入对手心房，真实的欲求更没有被对方做出的及时反映所满足，其中的失落感便会成倍增加。

除女性群体，反讽话语还常在底层社会的言说环境中游荡。失落的平民因欲求不满纷扮演起反讽话语的主角，对各个社会维度中不同的受益者实施反讽行动。那些最触动人的平民角色，往往都是谙熟反讽话语的天才。他们在丰富了时代话语之同时，也将自己的形象铭刻在各种经典文学与影视作品之中。

在近十年的文化事件里，有三位八零后才人通过文化传媒管道，分别于民间文化、市场文化、官方文化三个维度为中国社会轮番上演了一场场的“反讽大戏”，从而揭示出了我们所处环境的种种困顿。但是，与上文中所做的探讨略有不同的是，三者的反讽话语并非百分百出于“有意”，其反讽行为及意图中或多或少带有不易鉴别的含混性。或者，干脆可以这样来说，他们并非反讽话语中的绝对行为主体，却更像反讽话语之本身，而那个真正的行为人则是隐藏在三者及大众背后的那个已然滑落的时代精神。

此三维反讽话语的代言分别是：罗玉凤、郭敬明、毕志飞。

丑陋而自信的罗玉凤，使用双重反讽，既炒红了自己，又在无意中批判了

这个貌似自由实则等级森严的势利的社会环境。图为当红时期的凤姐。

1.

2018年，网络上疯传着一篇罗玉凤在美国拿到绿卡并嫁给如意郎君的文章。那些曾经嘲笑、批判过凤姐的大众舆论，这次频频送来美丽的祝福。罗玉凤一下子从丑人多作怪的代表升级为丑女励志的传奇。

可以想象，那些曾在青春时代贬损过罗玉凤的年轻人，在这些年进入社会遭受到各种摔打及不可抗力的阻碍后，转而对凤姐当年的勇气与智慧投以深深的崇拜。甚至将其事迹看做一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罗玉凤则是其中的女主角。

但令人扫兴的是，凤姐随后通过微博发声，这个美丽的故事并非事实，乃是一出网络自发的营销骗局。其实，她在美国过得并不好。凤姐以政治避难的理由来到美国，做过包括洗脚工在内的很多低端工作，一直在为拿到绿卡而努力，且身材已经严重发福。

凤姐更大的变化其实是心态，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活力与神情的改变。在于美国录制的视频采访中，年过三十的罗玉凤虽然身形日趋浑圆，神情却犹如泄了气的皮球，当年的自信与调侃变成了今日的控诉与抱怨。那个永远乐观、充满活力且略有文采的凤姐，嫣然变成了一个满脸晦气、黑胖黑胖的中年妇女，仿佛自己的守护天使跟魔鬼私奔了。

移民美国后的凤姐，几乎完全丧失掉年轻时近乎滑稽般的自信与活力。

2010年，身高一米四五、相貌丑陋、出身寒微的罗玉凤参加了某档征婚节目，号称只有一米七八以上的清华硕士男才可以配得上她，之后又直言相中了奥巴马。在对自己的评价中，她进而号称其“九岁起博览群书，二十岁达到顶峰，智商前三百年后三百年无人能及。”这种大胆言论的背后，只要稍一深究，便会发现藏有两层反讽的功效。

第一层的自我反讽，乃是出位的需要。按照世俗标准，罗玉凤各方面的条件实在差得很，而她偏偏将自己抬到一个女神的段位，并对配偶的条件进行苛求。如果这种廉价的伎俩还算容易识破的话，凤姐的第二层反讽乃透露出了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只是，对于这个层面，她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意识的。

一言以蔽之，在第二层反讽中，凤姐那深埋于自嘲式反讽下面的，乃是用自己低劣的条件与巨大的勇气，向这个以貌取人、唯利是图、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喷射的反讽毒汁。当她浸淫在通过第一层反讽而得到的十几亿关注度的声望中时，她对第二层反讽的价值与力量是不觉的。也就是说，罗玉凤在丰富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之同时，于无意之中成为了向中国冷漠的社会现实击去的娱乐化的人肉炸弹。这个炸弹在目标身边绕了一圈后又飞走了，却在凤姐流落美国、名气式微的日后生活中自行引爆。有趣的是，当她主动意识到这层反讽所带来的价值时，这种反讽的力度也就自然被削弱了。于是，精彩的反讽成了平庸的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因为自己没有好的条件就不能被大众允许在“心理——话语”的层面充满自信地引诱优秀男性、实现辉煌人生的那种生而平等的权利。

2014年，罗玉凤终于来到了她向往已久的美国。在这个被自由平等价值观塑造了几百年的西方世界中，充斥着各种我们认为“不着调”的人和事。不要说你想嫁给奥巴马或者想成为美国总统，就算你说自己是个外星人，在这个社会中也不会引来过多的惊奇与打压。凤姐的投机与幸运之处分明都在于，正是她潜意识里所对抗的那个不平等社会成就了其名声，一旦恶劣的土壤丧失，两层反讽的价值也都跟着消失殆尽。

而对于经历过凤姐事件的国人而言，我们实在太快陷入对她的嘲笑与随后瞎浪漫式的祝福之中了，却没有来得及对她带来的深层意义进行解读与提升。从罗玉凤的角度说，也因为其自身条件实在太低又用力过猛，便使一个有可能成为严肃议题的人物，仅仅沦为被娱乐的工具。但无论如何，罗玉凤的反讽是一次来自民间的，以野蛮之力对整个社会舆论做出的调戏。这是一次弱势群体的话语攻歼事件，一部滑稽版的人权斗争史，其内质与力量还将游走、辐射于问题丛生的中国社会场域，以不同外壳与契机在此热土中反复上演。

明星作家、新晋导演郭敬明

2.

如果罗玉凤的反讽话语实践，是有意识与无意识兼而有之的复合物，那么郭敬明和他的电影处女作《小时代》则完全是一次无意识的反讽行动。无论《小时代》在剧情、表演乃至拍摄上的不如意和幼稚病多么严重，那些批评、贬损过它的影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小时代》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改革开放至今不可多见的成功电影案例。郭敬明以一种丹麦童话加日本卡通的手法于无意中记录了顾里、林萧、南湘所代表的上海富二代的生活方式，将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子女们的青春推向奢华的极致。当旧式的文化精英还在出于职业习惯，关注底层真实人文的时候，郭敬明也在用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现实主义影像语言关注了另一种真实的生活。仅从这个角度审视，郭敬明的影像意义，与贾樟柯是一样的。

但要特别指出的是，与贾樟柯影像中的记录与揭示方法不同的是，《小时代》乃是以一种反讽的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假设《小时代》中没有了这层连导演自己都不知道的反讽价值，它恐怕真就如影评人们所评价的那样垃圾了。但正因为有了这层意义，《小时代》才是一个具备文化含金量的作品，其所引申出来的争议，也可以称之为一次重要文化事件。

若仅从浅层意义上说，《小时代》中的反讽对象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两个字：奢华。其中包括了对暴发户子女奢华生活的反讽；对平民出身的导演成功后极度追求奢华文化的农民思维的反讽；对观众紧跟几位女主角一起做了一场愚蠢的奢华梦的反讽……这个层面的反讽，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本文并不想像其他影评作品那样进而上升至道德的高度对这种奢华进行批判。我更加关注的乃是，《小时代》并非依靠作品本身，而是用郭敬明的人气与梦幻般的生活吸引了大量年青一代粉丝这个事实的背后，究竟还隐藏有哪些深层震荡？实际上，这才是电影《小时代》中最大的反讽秘密。几十年来，在市场魔女的引诱下，中国不但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阶层及其思维方式，并且它已然慢慢地向清高的文化领地做出彻底的侵蚀。《小时代》于深层的无意识中，不但反讽了这个畸形的时代，也反讽了文化洁癖者及其那自认为永恒的精神高度。在这种反讽话语辐射下产生的歪曲、危机、祸患，亦或是新方式和希望，已然体现在了各种当代文化生活与艺术创造之中。

《小时代》反讽了奢华的生活及其意识，《小时代》也不仅反讽了这些，

它还反讽并连带出了很多其他事物。图为电影《小时代》中的四位主演。

我总结出了这次深层反讽所带来的几方面影响——

其一，时代变化带来的话语权转移。它或表现为《十三邀》中马东对许知远的嘲笑，即精英文化永远是那百分之五的人在做，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跟着跑的娱乐大众。但问题是，在这种资本至上的时代中，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成了话语权的掌控者。对电影及所有文化的评价准则，遭到大范围的颠覆。而在这种颠覆中，似乎并没有看到以往精神文化做出反叛时的那种高级质感。

其二，创作者（作家、艺术家、导演）是否还将头戴神圣的光环，或者他们仅等同于一般物质财富的追求者。这或会表现为崔永元对刘震云道德沦丧的责难事件。此外，当观众出于某种粗浅的欲求集体追捧一类作品，却使优秀之作备受冷落时，批评家是否还有责任、资格及恐怕是最棘手的“能力”，来对这种行为进行批判。最重要的还有，如果这种出于追求更高精神质量的批判，阻碍了年轻人选择的自由，而文化的自由及各种自由却又是知识分子话语斗争中的天职的话，其中的矛盾又如何解决呢？

其三，《小时代》及所有这个时代被贬损为浅薄的文化，它们的正义性或在于：当传统文化早在一百年前因时代车轮的碾压而断裂，社会主义文化及其艺术又无法满足人们对多元审美的追求，那么在经历了民国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次向西方文化进行模仿的文化热后，这个时代真正可以做的有价值的事便是立足真实市场与大众需求，创作一些人人看得懂、人人喜欢看的作品，从而在市场基础上慢慢地建立起文化高度，为下一个时代更加健康的精英文化做出铺垫。

这种文化生态背后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表征为中国社会由封建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向资本文化转型过渡期的非健康状态。郭敬明用一部极致奢华又极致浅薄的电影很好地反讽了这种转型所带来的种种（怪）现象，并引得识破它的人去思考其背后的原委及可能性。

《小时代》作为一部彻头彻尾的商业电影直奔青年市场而来，却在无意中捕捉到了畸形资本市场下的时代精神，或至少是那个精神的虚幻倒影。这是滑落后的时代精神利用郭敬明做的一次自我反讽实践吗？如果真是这样，则上帝在自我反讽的诉求中抓起了郭敬明的手，拍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此外，之所以是郭，而不是其他人来完成这项使命，想必很大程度上与其平民出身与奢华欲求之间的矛盾心理不无关系。

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海报

3.

2017年，新晋导演毕志飞携首部创作的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亮相影坛。据说，这部作品投资两千五百万，剧本撰写耗费导演八年时间。该部“力作”一经问世，便得到豆瓣2.0的历史超低评分。电影出品方发函称，十二年心血一夜之间被豆瓣毁了。随后的事件陆续发生：电影改档到2018年上映，毕志飞给电影局写信要求彻查豆瓣，豆瓣状告毕志飞及其公司污蔑，毕志飞在微博上与网友展开激烈辩论……在整个事件的前后，网络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毕志飞的对立面，这种对立不但是一个有着正常电影品味的人与烂片的对立，似乎还代表着民间及市场那日益强大的创造力与官方体制之间的对立。

毕志飞是北京大学电影学博士，这样一个身份应该是熟悉电影史上很多经典之作的。但从其作品的各个角度看，他似乎连一个拍片票友的导演水准也达不到。很多人或会以天赋作为借口为毕志飞的无才做开脱，但对于看过这部“神剧”的人而言，显然毕志飞的水准还没有到达拼才华的阶段。《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以小学生文笔的台词（还是一个无趣的小学生），毫无语感的旁白，一个接一个的幼稚情节，假模假样的演技（自导自演），忽大忽小的音效，令人哭笑不得的“中场休息”和“动画篇章”，连同俗气的宣传海报一起，成为教科书式的标准烂片。如果说这部电影还有什么实际价值的话，那就是提醒了只会看片而不懂电影语法的广大观众，原来每一个镜头都是需要专业技术才能拍出来的，否则就会如这部片子一样，从镜头走位到画面切换都显得非常业余。

奇怪的是，面对如此一部几乎随便一个人就能看出很烂的电影，毕志飞却表现得格外自信。在微博上，毕导与网友辩论，称自己的剧本与拍摄是多么讲究，甚至还写了一篇姜文《邪不压正》的影评来证明自己的专业度（这篇影评的水准比他的电影强不了多少）；就在电影通过网络再次上映的前夕，毕导又给网友下了战书，一副急不可待对博公堂的样子；然而，最让人感到不解进而反胃的是，北京大学的领导也来为毕志飞的电影站台了，他们的脑子难道也都进水了么……整个过程中，毕志飞都表现得十分正义、严肃、认真，还配以一副不被大众理解的焦急面容。因而，围观群体也产生出一派少有的奇景：影评人与网友齐刷刷站在一起，一面批评电影之烂，一面又实在对此景观无话可说，一面又看笑话似的被毕导的辩解样子逗得肚子疼。

北大博士毕志飞现象造就的反讽话语，直指当下教育体制及官方文化。

图为另一个版本的电影海报。

如果罗玉凤的反讽乃是出自底层的（半）有意识的反讽，郭敬明《小时代》的反讽是身处资本游戏中的无意识反讽，毕志飞则用他的作品上演了一次近乎难以鉴定的有着官方高学历教育背景的神奇反讽，其反讽的对象直接指向教育体制乃至官方话语权下的文化形态。之所以是官方文化形态，是因为在《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的剧情中，贯穿着一种无比正确又实在令人反感的东西。如果将剧中裸露的酥胸与大腿的片段减掉，整部电影就特别像我们儿时看过的教育宣传片，以及学校周会广播中教导主任和班干部的那些模范话语。这种CCTV式的幼稚的说教对白早就在各种腐败现象、资本现实、社会现状中失去了对学生乃至整个大众的迷惑力。因此，毕志飞的电影及长久以来的各种官方话语都令人有一种被深深侮辱了智商的感觉。

如果毕志飞是在用他的烂片做一场自我反讽的大秀，那么，它所搭上的就是两千五百万的投资和北大的历史名头。但我更愿意相信，毕志飞是不知道自己有多烂的。这是因为，每个创作者都是“自恋”的，他执意为自己做辩护或是真觉得自己的电影还怪不错的。另外，三十好几的“高龄”才有机会“破处”拍出第一部作品，加上对这种群起而攻之的自卫式的精神反弹，足以令毕志飞失去了博士生甚至正常人的判断力。当然，最能够肯定的还是，北大及博士教育的成果已经变得如此低劣不堪了。在此，我突然想起前些年一个关于北大的口号：北大已死，有事烧纸。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押韵话语的背后，不知是更多蕴藏着无奈、还是怨愤，亦或一种出自底层的幸灾乐祸的反讽，也未可知。

那么，如何对待这个由罗玉凤、郭敬明、毕志飞从民间文化、市场文化、官方文化三个维度建构起的反讽话语的模型呢？或许观赏、参照、把玩、改造都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无论如何，建构者或有意或无意或介于二者之间的反讽话语都将作为一种文化现实与我们一起，悬浮在这个令人迷茫的既常伤敌又会自伤的不见出路的所谓小时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