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湖:发家史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542   最后更新:2018/09/18 11:56:33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18-09-18 11:56:33

来源:招隱JOIN  作者:李景湖


编者按:本篇是艺术家李景湖于2007年撰写的家族史,内分发家史、大姑婆、逃亡史、香港求生四小节,记录了几代家族成员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整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起起伏伏。招隱编发本文时,取“发家史”做为主标题。


我太爷李肇勲,我爷爷李国良照片


I.发家史


在约二百年前,长安靠近珠江,有很多湿地,部分没有土地的人靠打渔为生,能基本的维持生活,我祖先就是这类人,他和他的哥哥每天打点鱼换点米,供养他们的母亲,有时遇到坏天气,或运气不好几天打不到鱼,那就要饿几天。我祖先想,这样打一天鱼吃一天不是办法。当时长安有些小赌场,有一天他们卖了些鱼,手上拿来着几个钱,只能换很少的米,他和他哥商量不如拿这些钱去赌一把,结果赢了,换了很多的米回家。以后他们都把打鱼的钱拿部分去赌,差不多每次都能赢,而每次赢够买米的钱就走,那赌场老板看他赌气这么利害,而且不贪,就让他到赌场打工。慢慢的整个赌场就让我祖先管理了,赌场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其他赌场竞争不过,就联合起来想了一个办法希望把他们赌场搞垮。有一天从外地来了一个人,拿着一大包钱,到赌场跟赌场老板说赌一把定输赢,老板不敢接,跑到里面问我祖先敢不敢接,当时他还在睡觉,迷迷胡胡的嗯了一下,老板以为他说接,结果赢了,老板很高兴,把羸来的钱分了些给我祖先,从此就有钱了。后来自己开赌场,赚了很多钱,买了很多的地,我们家就由此发了。


后来他们二兄弟分家,他哥那支人乱花钱,很快就败落了。两家间发生过一次内讧,我们这支也有过这种内讧,就是一家败落后,看到另一家还有钱,就说当时分家不公等等,引起争家产的冲突。家族里面的关系很紧张,还发生过哥哥打死弟弟,侄子打死叔叔的事情。叔公说后来我们家经历那么大的磨难,就是因为当初的发家是不义之财的原因。


我们家这支一直人丁不旺,所以家产基本得到保存。不过到我太爷时,由于他抽鸦片,不善经营,家里开始败落,这时他的女儿,就是我的大姑婆,是我太爷14时岁生的。我那姑婆非常聪明,她9岁就开始当家,一切打理得很好,收租和做一些买卖大米的生意,据我叔公说后来的家产都是姑婆建立起来的。据说太爷很不喜欢他的这个女儿,因为她管得他太严了。现在我家的大多数老房子都是姑婆建的,还买了不少的地。解放后她不去香港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些家产,结果当了三十年的地主,受了半辈子的罪。82年时她70岁,她说要是年轻10年,她就能再创一番事业。

我大姑婆、我爸、我大姑小姑在五十年代拍的照片


II.大姑婆


大姑婆一生没结婚,据她自己说,她不结婚有三个原因:一是她从小看着她妈生了多个小孩,生一个死一个,这种痛苦让她感到恐惧。二,传统的农村家庭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她个性极强,受不了别人管束。三,没有她能看上眼的男人,当时的农村家里穷的没有文化,家里有钱的不学无术,所以决定终身不嫁。她组织了几个决定不嫁的女孩子合钱建了一个房子,就是俗称的姑婆屋,打算老了以后几个人可以在此终老。解放以后,她们受到很大的压力,房子给政府没收了,其他几个女孩子自愿或不自愿的都嫁了人,只有她一个还能坚持独身。据她说,土改时有个男人想带她偷渡到香港,她考虑到她若是走了,就丢下几个年幼没人照顾的侄子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决定留下来,放弃了最后一次逃生的机会。


姑婆读过三年书,能写会算,这在她那年代农村的女孩子里是不多见的。她妈妈因为生了多个小孩都不能保住,所以更加的诚心礼佛,每天烧香念经,家里基本什么佛都供。姑婆也从小就会背各种各样的经文。姑婆18岁那年,她到镇上的基督教堂听了一节课,就加入基督教,回家就把所有的佛像都打烂了,从此,家里再也没烧过一根香。

大姑婆八十岁


姑婆对我们家最大的贡献是她加入了基督教,她是长女。由于当时医学不发达,她后面生存下来的弟妹都比她小10到20岁。姑婆很重视教育,安排这些弟妹到当时的教会学校读书,这在当时的农村还是很特别的。这个教育基础,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对于她的弟妹来说都受用非浅。影响主要有这几方面:一,家庭的精神面貌,当时农村的地主子弟大都不学无术,不是赌博就是抽鸦片,为争家产大打出手,有文化就能远离这些恶习,兄弟间能相亲相爱。二,有文化就能有好的前程,后来我爷爷成了小学校长,五叔公黄埔军校毕业,本来是要当将军的,由于种种原因他后来当了商人,还有六叔公和一个小姑婆当了医生。他们都算是在社会上有身份的人,这都是因为当初受的教会式西方教育基础。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他们兄弟姐妹间互相扶持相助,亲密无间。他们一直都很敬畏他们的大姐,到现在对她都是毕恭毕敬,一点不敢大意。


姑婆让所有人敬畏的是她的勇气和智慧,据叔公说,大部分家业是姑婆经营下来的,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土改时很多人要政府杀她,但工作组说她的身份只是地主女,政策上不能杀她,所以她幸存了下来,可以想象她面对的压力有多大。但让人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她和所有村里的干部关系都很好,几乎所有的人都很尊重她,甚至和当年极力主张要杀她的人感觉都像很好的朋友。80年代,那个极力要杀她的人开了一家面馆,每次经过她都要带我们进去吃,跟那人有说有笑的,每每跟那人说就喜欢吃你们店的。2000年后姑婆得了老年痴呆,连我们这些她从小带大的人都认不出来,她也差不多90岁了,那个人也死了。有一次我们经过那家店,以为她喜欢吃,就想带她进去,她到了门口问我这是谁的店,我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她就说什么也不进去,硬拉着我们走。开始我们不解,后来听叔公他说了姑婆跟那人的关系后,我才知道藏在她心底里的恨和恐惧有多深。

大姑婆八十五岁生日,左一六叔公,左二大姑婆,右二五叔公,右一小姑婆

后来我又了解了一点她的经历,土改前她是很张扬的人,做事风风火火,根本没有一个她看得起的人,土改后她整个人的性格变得谨慎乖巧。她做点心和做衣服的手艺全村没有人比得上,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要她帮忙或请教做点心和衣服的方法。无论什么人找她,她都会尽心尽力做得很好,因为她妈妈以前懂点医,还经常请医生,所以她也懂点医,村里人有些小病还要请她开点土方。还有她明事理,很多人家庭里有小纠纷向她请教,她都会有好的建议,慢慢的姑婆就成了村里的百宝箱,在妇女中有一定的地位。当时她的妹妹在市里的一家大医院当护士,村里有人有大病要到市里看病都要找姑婆,姑婆就会写信让小姑婆做好接待。村里有人要偷渡香港也会找姑婆,她的弟弟在香港有一家工厂,可以提供工作和落脚点。尽管小姑婆和五叔公都极不情愿接待村里人,因为有些人在土改时对我家做了很多坏事,但每个被接待过的人都对叔公他们表现出的热忱赞不绝口。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可能要找她帮忙,所以村里的人开始对她客气了起来。再加上姑婆行事大方,谈吐得体,有时香港寄回来一些物品,她都会拿出很大部份送人。


就是这样,和村里的干部之间的走动多了,他们对姑婆也尊重起来。后来姑婆办事反而比村里其他人方便多了,每次有什么运动,要拿地主做文章时,村里也只要她应付一下就过去了,再也没受什么苦。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据姑姑说68年时广州一班红卫兵下到村里,要村干部找一个地主教训一下,按理我家是最大的地主,而且就在村委旁边,本来应该找我们的,可村干部找了另外一个富农,就在我们家外面的空地上,红卫兵用皮带抽了一晚上那个富农,富农回去没几天就死了。姑姑说那晚上他们全家抱在一起,听着外面的嚎叫声,一边流泪一边颤抖,以为下一个就轮到我们,结果还是安全了。


还有一件事,我爸10岁那年,有一天饿得不得了,进家时见到二个鬼魂站在墙脚边,吓得一下子跑到天井的房顶上,缩在角落里发抖,姑婆回来觉得奇怪问他干什么,我爸指着墙角说那有二个鬼魂,姑婆一听就火了,她对着墙角说要是你们是自己家的鬼,看我们现在这么可怜就别出来吓小孩了,要是你们是外面的鬼,想到这里找吃的,我们家现在一颗米都找不出来,没东西能供你们,你们还是到别处去吧,从此我爸再也没见到鬼魂。其实姑婆很怕鬼,那时她不得不站出来。


当时地主是全面被监视的,我家只有我姑婆带着我爸和二个姑姑三个小孩,不要说和外界的联系,就是同村的人都不得随便到我家的,在当时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她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压力,生活上的、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她是基督教徒,据她说,每次当她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她只能祈祷,跟神通话,是神让她有依靠的感觉,神让她有活下来的勇气,后来无论风雨,无论她行动多不方便,每周都要到教堂做礼拜。


从我懂事起,姑婆就教我们不要有仇恨,要爱所有的人。小时候和同学打架,她都会去到学校找到和我打架的同学,跟我们说你们是同学是兄弟,应该互助互爱等等,一开始那些同学看到家长找来都吓得要命,以为会被教训,后来都被感动了,之后和我打过架的同学都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处处帮我护我。


我一直不知道那历史,因为他们从来不在我面前说起,也因为我懂事时环境也宽松了很多,前些年有几次几个叔公姑婆和姑姑坐在一起说起那经历,我才知道一些。看到几个老人泪流满面的情景让人为之动容,大姑婆得了老年痴呆多年,她坐在那里不发一言,脸无表情,似乎她已经忘记了所有事情,似乎说的和她一点关系没有,但每次听到一半她都会说心绞痛,要找药,然后终结了所有人的伤痛回忆。


今年姑婆已经96岁了,她的痴呆症越加严重,所有人所有事她都记不起来认不出来。听照顾她的保母说,她经常夜里很慌张的从房间走出来,说有人要害我们家,让保母通知我们家的男丁快跑,还对着黑乎乎的窗户外面叫我们的名字,叫谁谁谁快跑。

1978年在香港的家族婚礼,右下角拿糖白须老人是我太爷,右上角二人是我五叔公和五叔婆


III.逃亡史


一,我的五叔公是51年去的香港,那时已经解放了,朝鲜战争刚刚打起,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长安准备北上参加抗美援朝,在路边等车的时候遇到一个人,那人跟他分析了形势,说我们家是地主,必然会受到打击,不要冒险,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五叔公就坐上去香港的车,他走了没多久,他妈妈和他哥,也就是我太祖母和爷爷就给G。C。D以地主罪枪杀了。


二,我伯父是50年代中去的香港,他那时在东莞市读书,好象只有16 岁,因为是地主,生活很艰难。他放假回来长安时,有一个堂叔成分比较好当过兵的,他想去投靠我在香港的叔公,他看我伯父可怜,就提出带他一起去香港。堂叔穿着军衣,一路的关口都放他过,因为那时还不是很严,但当他们准备过香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队军人,说堂叔是军人不能去香港,堂叔不能去,我伯父可以去,这样他就到了香港。


三,关于我爸的偷渡史也许要从我家解放后的情况说起,长安的土改是52年开始的,土改前我家有一百多亩土地,十几间房子。那时大家对土改政策还不了解,五叔公还准备北上参加抗美援朝。后来不到几个月,对地主的政策越来越严,我家的成年男人都跑到香港避难,当时还想不到会那么严重,留下一些妇孺在家看门。我爷爷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当时在区政府当官,他写信跟我爷爷说回来他保证我爷爷没事,我爷爷也因为老婆小孩都在长安,放不下就回来了,在他建立的一所小学当教师。结果几个月后就给关起来,连同他的妈妈一起枪毙了,把家产全没收。我奶奶受不了压力一天夜里就跑了。85年时找到了她,才知道她因为怕被找到,一直跑到广东北部的一个山区,嫁了一个山里人,生了二个小孩,因为她是个来路不明的人,一直受到岐视,生活一直很苦。后来我爸和姑姑每月都寄钱给她,直到几年前过世。


土改那年,姑婆40岁,带着7岁的我爸,二个姑姑,一个9岁,一个5岁,11岁的伯父当时在东莞读书,由另一个姑婆带着。


他们没收入,我爸和二个姑姑就去讨饭,帮人看牛,那时有些没小孩的人家想收养我爸和姑姑,姑婆不同意,说死也要一家人在一起。我爸10岁那年,有天饿得不得了,在路边捡到一只蟾蜍,一家人很高兴的煮来吃,差点全家中毒死了,别人给了点白糖和着黄泥水喝了,吐了半天把吃的全吐出来,才活了过来。


我爸个子很小,性格很好强,13岁那年分了一小块自留田,别人家都有成年男人一早就把田翻好了,一天晚上,我姑姑睡到半夜发现我爸不见了,觉得很奇怪,到处找都不见,第二天天亮才见他一身泥巴的回来,原来他一个人半夜去把田翻了,他们白天要到生产队出工是没时间的。


15岁那年,他的一个堂叔就是之前带我伯父偷渡的那个,想再次偷渡去香港,想我在香港的叔公能收留他,就提出带我爸一起去,那是我爸第一次偷渡。他们走了一天的路,到了蛇口时,那天水涨得很高,我爸个子很小,又不太会游泳,堂叔怕他出意外就跟他说太危险了,不敢负这责任,让他下次再找机会,我爸就回来了。回来后因为失踪了二天,就给关起来了一个月。

摄于75年春节的全家福


之后他就天天学游泳,到他24岁结婚前,他偷渡不下十次,每次都不成功,因为他到现在都不想跟我们说起那经历,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具体的情节。听我姑姑说过一些她知道的,他每次出发前先把家里的田翻了,农活做完了,准备一些干粮,算好水涨的时间,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出发,白天躲藏在一些山上树丛里,夜里走山路,到了蛇口,等夜色最暗,水位最低时,就慢慢的走到水边,下水游泳过香港。因为蛇口是个浅海,要走过很长的海泥才能到水,海泥里都生长着很多蚝,它们的壳边沿都象刀子那样锋利,在走向海里的过程中脚都会踩进海泥里,不时的会被蚝壳划一刀,脚上会划开一条大大的口子,他试过在山路上给抓获,在海边给抓获, 在海里给抓获。最多的是在海里给抓获,还试过到了香港给香港抓获,给返送回来的,他那时还不知道,香港和中国有个协定,偷渡的人只有到了香港市区就能拿香港身份证,在进入市区前给抓获就要返还中国。


抓回来后,先要到宝安区的集中营禁闭一个月,期间只提供很少的食物。我姑姑收到他给关的消息已经是很多天后,她会做一些干粮带到宝安的集中营给我爸吃,我爸饿得已经不成了,但他只吃几口就发给其他人吃,因为之前他也是靠其他人分给他家里拿来的食物才能活下来的。回来后还要给公社劳动改造半个月。


最惨的是,他很多时候回到家时脚上都是蚝壳的伤口,有些好了,有些还在化脓,大热天的会经常发冷,盖三张棉被也没用,可是不久他又准备下次的偷渡。据他说他从懂事起就没流过一次眼泪。最后一次是80年1月,那时我7岁,他33岁,香港最后一次接受偷渡者前一个月,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到了香港帮他在香港的爷爷扶灵,姑婆说这次一定成,结果真的成功了。他到了香港,打电话给我在香港的伯父,因为他在香港边境,要用车子接到市区才能拿到身份证,我伯父直接用车把我爸接到他爷爷的灵堂,他爷爷真的刚死了二天。他也实现了梦里的景象,扶了他爷爷的灵。

1980年,大姑婆,五叔公,六叔公在深圳,相隔二十年后团聚


四,六叔公,六叔公虽然没有逃到香港,但他的经历是另外一种方式的逃亡。六叔公是家里最小的,他的个性争强好胜,据他说他从小打架就没输过,连大他几岁的小孩都怕他,是因为他从来不服输。小时候跟别人比捶拳,就是一个拳头放在桌子上面,另一个人用拳头捶上去,轮着来,最后二个人手都肿了,谁也没认输。他在教会小学读书时,有个牧师是德国人,他的小孩带有白人的傲慢,很多中国小孩都被欺负,他看不过就动手打了那德国小孩,结果要被罚站,他气不过,从此再也不肯到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到了我爷爷创办的小学上学,成绩很差,别人都认为他不是读书的材料。土改时六叔公16岁,他当时在镇上读初中,据他说自从他听到他的妈妈和哥哥,也就是我爷爷被杀的消息起,他就一直失眠,直到现在都是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他当时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明白只有读书才能救自己,要是回到农村只有死路一条,他拼了命的读书,加入共青团,尽管后来给开除了,拼命的帮别人做事,慢慢的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刻苦认真,老实本份的人,很多同学都会保护他。那时他的小姐姐比他大2岁,就是我的小姑婆,在市里一家医院当护士,一个月只有一点工资,分成2份,一份自己日常生活用或寄些回农村,一份给他和我伯父二个人读书生活用。所以六叔公常常吃不饱,他想了个办法,跑到学校的厨房去帮忙,常常能吃到一点剩余的饭菜,有个大妈看他可怜有时还会偷偷的给他一二个包子,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考到全班第一,考到医学院的耳喉科,他说他当时读医考虑的是医生只是救人不会有什么政治风险,耳喉科不会象心脏或其他科会跟病人的生命直接有关系,风险就更小。后来分配时,他选了陕北一个小县城医院,这样离政治风险更远。他直到现在还为自己这一选择得意,因为当时他的几个地主成份的大学同学因为离家近后来都抓回去了。他在县城医院也很老实本份,只做不说,什么事都抢着做,功劳都让给别人,全院上下对他都很有好感,有次上面要回他原籍调查他的政治背景和家庭出身,很多人都觉得是个游玩的好机会抢着报名,走了一圈回来说他什么事都没有。84年,借助香港叔公的关系,他调回深圳医院。当别的医生都攒到很多钱的时候,他还是安守本份,不敢让自己出一点差错。

我母亲与二位偷渡到香港多年的舅父在香港合影,左二舅父,右四舅父


五,我妈妈的三个弟弟,他们是在70年代一个接一个去的,因为有9兄妹,家里比较苦,我外公是做小手工生产,就是做秤的,每个集市日他都会到长安卖秤,他知道我家香港有人,就想到把他女儿嫁给我爸,然后让他的儿子有机会去香港,以我家的成分是不大可能娶到老婆的,所以我爸高兴的答应了。然后是慢慢的实施偷渡计划。最后是一个接一个的去了香港。82年,我妈的三个弟弟在香港都找到工作,赚到了些钱寄回家,外公把所有的钱买了块地,建了三层的楼房,新屋入伙不久,我外公就在旧屋里自杀了,偷渡计划似乎是他用尽心血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外公偏头痛已经很多年了,他一直忍受着,直到他觉得一切都安排妥当。

五叔公六十年代在香港自己开的公司办公室照片


IV. 香港求生


五叔公到了香港身无分文,由于他在那时算读书较多,有点文化,他就投稿到报社,靠稿费生活,主要是评论时事。当时国内对地主的政策越来越严厉,生活下来后他就把他爸从长安接到香港,二个人生活在一个小木屋里,当时以为G。C。D不会对女人怎么样的,他妈就没去香港。后来到一家钟表店工作,由于学历高,会做事,有诚信,很快就得到顾客和老板的赏识,当上了经理。过了几年,那老板要移民,就把公司让给叔公,叔公没钱,老板让叔公赚到钱后再把转让的钱还他。后来的十几二十年叔公开了很多公司,有赚有赔。但生活还算不错。

他到香港算较早,还有工厂,长安很多人偷渡到香港都要找到他作为落脚点,因为他可以安排车接,还可以安排那些人在他的工厂工作。据他说他是极恨长安人的,因为他妈和哥就是在长安给长安人杀害,但他姐要他接待这些人,他是不得不接。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70年代蒋经国派人找过他要他当特务,想到自己国内还有亲人,他没答应。80年代,他在香港的糖业还算个人物,克林顿当州长时还接见过他。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需要香港的外商进来开工厂,因为叔公算个不小的商人,省政府管侨务的是他黄埔的同学,省政府就把没收我们家的老房子还给我们,一间不少。但他从没进入村子看过这些房子一眼,因为他说不敢再看一眼。现在他说起这些都会流泪。90年时,村里提出以每平方米100元的价格卖十几亩地给叔公,可是叔公没要,我们都觉得奇怪,因为以那个价格一转手就能攒很多的钱,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的,我们问他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本来就是我们的地,从心理上他不能接受卖回来。


我爸到香港后一天做三份工,白天在我叔公工厂上班,晚上为一家公司货仓当保安员,其他时间捡破烂卖,一个钱不舍得花,伯父叫我爸到他家吃饭,我爸说去一次车费够他吃一天,他不去。因为我爸一把工作份内的事做完就走,还跟工厂的工人因为争破烂而打架,很多人看不习惯我爸的行为。我叔公跟姑婆说我爸身为他的侄子没做好榜样,老是只顾自己,很自私。姑婆说谁让他从小没了父亲呢?他以前就是个讨饭的,现在只能在叔父的盆子里找食了。说完她们都哭了,从此没人再敢说我爸了。

1984年,左一六叔公,左二表叔公,中间大姑婆,右二五叔公,右一小姑婆在深圳六叔公家与盛开昙花合影


作者简介:


李景湖,1972年出生于中国广东东莞,1996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本科,现工作生活于东莞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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