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颖:21世纪的生命政治与未来性别学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452   最后更新:2018/08/23 17:03:47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18-08-23 17:03:47

来源:艺术当代 文:魏颖


人类基因项目的时间线


赛博格及其升级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在1984 年写了《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她在书中提出“赛博格”这个概念之后,这个词的生命力绵延至21 世纪。在哈拉维给出的定义中: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它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a hybrid of machine and organism, a creature of social reality as well as a creature of fiction)。因为成书于80 年代,受技术及观念的限制,她所提出的“赛博格”概念更偏重机械性,《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里的草薙素子可能是这类赛博格概念最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在经历了一场事故以后,女主角思维意识被留下而肉体消失,之后她的身体整个被改造,各种身体机能包括体力和反应速度都异于常人。

克隆猴


这部动画于最近被翻拍成电影,引起了新一轮的讨论,但是距离《赛博格宣言》已有三十余年,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机械赛博格概念到当下可以升级成很多版本。如果说Cyborg 1.0 版本是哈拉维式的身体与机械部件的结合,那么Cyborg 2.0 版本在1.0 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因素,比如谷歌眼镜。有了互联网之后,谷歌眼镜就可以使得用户看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谷歌眼镜就是一种基于电子版的赛博格配件,这是机械配件所无法到达的高度。Cyborg3.0 版本开始不再依赖设备,而是进入生物有机层面,比如通过服用外源性药物,你的身体机能得到增强,但这种增强有时效性,通常在一段时间后便会消失,但这是身体本身所激发出的功能,而非外援设备的帮助。而Cyborg4.0 版本则更进一步,它是基于基因改造的赛博格,这种源自内部的身体改造大多是永久性的。如果这个基因改造比较彻底的话,甚至可以遗传到后代。因此,赛博格理论在哈拉维的版本上可以不断地升级。

人与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对比


身与脑


即使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升级, 当下的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似乎仍侧重于身体机能的增强,而忽略了对大脑感知部分的增强;现代科技其实可以对大脑做很大程度上的增强,比如大脑的记忆力、认知能力、反应力,甚至包括幸福感这样极为抽象但是对于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体验。在选择上,可能更多的人希望有更强的幸福感而不是更好的体力,这也是人类增强未来会涉及的一部分。这就涉及神经科学。举一个例子,比如CREB(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这个蛋白的功能是跟记忆力相关的。长期记忆力这个特征一般认为是天生的,但是科学家发现这个蛋白可以增强长期记忆力。许多之前认为天生的、不能后天增强的脑部特征现在都可以用生物医药的手段去改变,“生命”从各个层面和器官都变得可以量化了,这就提出了一个观点:生命的特征可以被解构成各种部件,可以被复制、可以增加、可以被储存、冷冻之后解冻,这种解构超越了时间、空间和物种。这种来自技术进步的观念加强,使得后人类中对于“生命”概念的升级成可能。


后人类转向中的“生命”概念


近代希腊神话学的重要学者卡尔·凯雷尼(Carl Kerényi)提出,希腊文中有两个关于生命的概念,分别是zoe 和bios。前者可以翻译为“普遍生命力”(zoe),后者翻译为“特殊生命力”(bios);前者代表普遍的生命形式,不限于人类,是宽泛意义上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的生命活力,后者指某个具体生物的生命历程;前者不因为某个生命而结束,后者则会因死亡而停止。而zoe 一词在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 的《后人类》(Posthuman)一书中获得了新的阐释,她认为“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是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的核心”这种“普遍生命力”,是一种将先前隔离开的物种、范畴和领域重新连到一起的横向力,是得到了基于分子生物学的现代科学的证明,这种论述不再仅仅是一种基于浪漫想象的平等主义。因此后人类主义中“生命”一词的发展,也和生物学这个学科本身的进步有关系。

《后人类》书影


18 世纪以前,生物学仍然不是一个正式的科学,它混合了神学、博物学和各种概念,像是一团混沌未开。福柯在《词与物》中也曾提出,生物学在18 世纪前并未存在的原因,是“生命的概念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生物,人们使用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构成的知识脉络来看待它们。自然史对生物的理解基于观察,远远不能触及生命的物质基础,对于生命本质的了解一直到生物学本身形成学科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才更进一步。这个变革发生在20 世纪50 年代左右,DNA 以及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的阐释,开始了人们对于自身和其他物种的自我理解之旅:所有物种的生命复制和繁衍都是通过DNA完成的。而21 世纪以来这十几年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其中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克隆以及最近非常火热的话题——基因编辑,这些科学发现对于理解生命的巩固又起了很大的作用。人类基因组计划在2003 年完成,将人体数量在25000 个左右的基因做了测序和定位,一个基因或者多个基因可以和具体的人体特征对应,比如瞳孔颜色、脸盲程度等,而基因测序的商业化使得普通人花几千块钱就能完成这一宏伟的自我认知过程。在人类基因组的自我探索完成之后,科学家开始了其他物种的探索之旅,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各个物种。这些测序工作证实,生物体的遗传物质都是由DNA 编码而成。DNA 不仅是生物体间的通用编码方式,并且不同物种间的DNA 可以相互使用(这也是转基因的科学基础)。由此,罗西认为,“生命被当作一个互相作用的、开放性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图示,任何人类之间的相似程度是99.9%,人类跟猩猩只有4% 的差异,跟香蕉可能也有60% 的相似度。因此,DNA 作为分子生物学的学科基础,同时也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罗西·布拉伊多蒂在《后人类》(The Posthuman)中也提到,这是一种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它是将先前隔离开了的物种、范畴和领域重新连到一起的横向力”。这种平等主义是基于真实的物质基础,而不是一种浪漫主义和怜悯。当然,除了当代科学的进步,全球化经济和政治的影响,都使得人类开始思考自己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与地球的关系。我们是否具有勇气将作为万物尺度的“人”真正去中心化,这是我们在后人类语境下,综合科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思想学科所需要思考的“生命”含义。

谷歌眼镜


21世纪的生命政治


同样,进入到21 世纪,“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词也将与时俱进地拥有新的含义。在追溯“生命政治”一词的线索时,我们可以发现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关注对象。“冒着过分简化的危险”,罗斯在书中梳理了“生命政治”的历史,18、19 世纪时生命政治是一种健康政治—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关于疾病与传染病的政治。在20 世纪前半叶,“一种对生理体质的遗传和不同亚族群的差异生殖所造成的后果的特殊理解……使得很多国家的政治家试图以种族未来的名义控制公民质量”。而到了我们这个世纪的生命政治不再局限于健康和疾病的两极化,也不再纠结于宏观族群的身份问题,它更关注的是个人不断增强的能力,并且这种个人能力可以在分子层面被理解,其生命过程在分子层面被分析,以及生命在分子层面被操纵。

谷歌眼镜


罗斯在书中总结了当下语境中生命政治的五个特征:首先就是反复提到的分子化(molecularization),我们的生命权力深入到了分子层面,而不再受自然生命秩序表面的规范性限制。第二是最优化(optimization),不再有生病或者健康这两极,个体在重病之前就会预防风险或者通过基因改造优化个体,甚至可以定制生命。第三点是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和第四点身体知识(somatic exper tise)可以合在一起讲,就是个体能通过对医学知识的了解,掌握自己身体的权利,而不是被动交给医生。第五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是生命力经济(economies of vitality),这是未来相当大的市场,就像记忆力、幸福感这样的生物元素都可以量化后售卖。

塞伯格宣言


由此,我们在审视这个时代的生命权力时,是否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加深刻的洞察力,例如面对女性主义这一话题时,生物医学技术与其结合所产生的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案例。

生命本身的政治


卢西安娜· 帕里西(Luciana Parisi) 在《抽象的性别》(Abstract Sex) 中提到了三种性:首先是物理性的(biophysical), 是繁衍导向;第二是文化性的(biocultural),还有爱情、婚姻契约等文化社会因素;但是到了第三种,她称之为数字化的性(biodigital),则更加赛博,会涉及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对性的影响,非常直接的导向就是核心家庭的概念崩塌。

攻壳机动队


核心家庭是最常见的家庭形式,也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和他们生下来的孩子(born child)住在一起成为一个核心家庭,而生物医学生殖技术可以导致这样的基本单元发生改变,比如代孕母亲。代孕母亲并不是基因母亲,她和出生的宝宝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但即使是怀孕这十个月的接触也会对胎儿产生一些影响。所以代孕母亲这个案例中的“两个母亲”,对于孩子和社会来说可能就是对核心家庭的颠覆了。更进一步来说,未来可能连代孕妈妈也不需要了,因为出现了非人类的母亲—人造子宫。它能通过模拟子宫的供氧、养料供给等培育出成熟的个体。美国科学家艾伦·弗莱克(Alan Flake)已经通过人造子宫生出了一只小羊。这是一次基于哺乳动物的实验,它的成功意味着未来人类的人造子宫也将非常普遍,不再需要一个活体的雌性来繁殖。母亲在生殖中的角色,也许一个塑料袋就能做到。那么未来母亲和孩子的连接性是否会彻底丧失?

狄俄尼索斯


除了母亲角色的缺失,更深入的社会结构崩塌将来自于不再需要两性生殖。比如克隆,1997 年的克隆羊多利,到去年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出的两只雌性猴子,预示着在技术上,克隆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孤雌生殖的技术,也指向了一种单性生殖,左卵细胞在通过一系列的诱导以后它就可以转化成干细胞,并自我分裂成个体。这对于女性的身份是否会形成一种激进性的指向?

人造子宫


这些基于生物学并且和社会结构相关的技术,都会越来越常规化,商业推广稳定以后都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应对这种巨大的社会改变,并思考人与自我、人与父母、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政治、这个时代下身体与大脑的关系、这个时代下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这个时代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值得继续深入阐释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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