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兴华:要城市数码性,还是数码城市性?
发起人:理论车间  回复数:0   浏览数:117   最后更新:2018/08/09 16:48:52 by sunfarstar099
[楼主] 理论车间 2018-08-09 16:48:52

来源:艺术-小说 文:陆兴华



[致读者:作者在下面的文本里要与您认真讨论如下问题:(1)如果城市是人的体外化的结果,本身是一个体外化有机物,那么,数码时代的城市性应该如何被定位?(2)如何不被阿里云计算平台的大数城市管理忽悠?(3)如何设计、规划和管理城市,使我们走出人类纪?]

对城市的治理,是一种航行。如果城市是一条船,橹和舵就是它的体外化器官。…城市就是由无数个体外化器官构成的一个体外化器官,与人一样,它也是一种体外化有机物。

——斯蒂格勒,“朝向逆人类世的治理”


一、


阿里云创始人、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博士20187月28日“2018 青春上海·造就FUTURE”演讲大会上说,


城市所有的问题都不是生长出来的,而是被规划出来的,因为没有一个规划师可以倾听到城市里每个人的声音。


王坚博士这句话漏洞很大,因为判定了(城市中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被规划出来的。所以,他的言下之意是,现在就不要规划了,用大数据来管理城市好了。他的后面这句里的“因为”,其实是莫名其妙的,“因为”规划师不能听见“城市里每个人的声音”,所以城市中的所有问题都是被规划出来,他等于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而且,谁说规划师必须去听“城市里的每个人的声音”,除了王坚博士?这像是一个在大学学过概率论和递归函数的人应该有的逻辑能力吗?而关键问题是:王坚博士难道真的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有兴趣吗,准备对此负责,而不是要向我们推销他的阿里云技术,要我们在欢呼声中同意将它用到城市管理之中?


王坚博士下面的话就更给我全身浇了冰。他说,


所有的城市问题都只能由人产生的数据去解决。


这句话里,王坚博士的逻辑简直比大学厕所里的擦屁股纸都要难找了。小学生都要反驳了:我们以前的城市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宋朝的城市问题是用大数据来解决的吗?城市里的感情问题呢?污染问题呢?汽车破坏公共空间的问题呢?什么又叫“解决”呢?“所有的城市问题”!而且“都只能由”!全须由阿里云计算平台来解决?王坚博士说的话句句都听上去好像他缺了左半脑,因为急着来卖!


王坚博士还说,

人的数据才是城市的DNA,数据是城市与人之间唯一的介质。


本文作者其实也并不完全反对这句话,只是认为它说得很有猫腻,而且说话者自己都不知它在说什么。说“人的数据才是城市的DNA”,是要说关于人的数据才是城市的基本结构,还是说城市就是由关于人的数据构成的?“数据是城市与人之间唯一的介质”,那什么是介质?为什么是“唯一的”?如果能说关于人的数据是城市和人之间的唯一介质,那么也就能说,城市和人之间只能(!)通过数据来被中介?那就显然不是。


我不是要对王坚博士的这几句话吹毛求疵,只不过是想撕开他的话,借这机会,来说说城市与关于人的数据之间在今天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让我们开始。

二、


今天,像在自我编舞那样行走的我们行人在脚下、手机里都留下了身体踪迹、数码踪迹,都被云计算平台捕捉为数据。这个云计算平台转而对这个数据作递归运算,建成、完善参数模型,就能模拟、预测和影响行动者的未来决断,并又通过手机的其它app去控制行人的行为和活动。就这样,连我们的自拍都被手机平台上的人工智能摆面,被它不断修正和怂恿,总被拉到那个保证能够正确的大多人掉入其中的那个大框里,弄得我们到后来并不能真正“自”拍。


总之,行人或消费者通过手机而在云计算平台上留下的数码踪迹,被参数化,转而被用来控制行人的行动为和活动了。于是,大多数人的活动规律由此而又被强加到每一个个人身上来,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靠近大多数人,就这样而被大数据永远粘附,不知不觉地越来越从众,越来越被操纵和摆布。这就是用大数据来管理城市的基本套路和最后结果。它必然导致每一个人的行为的这种“从众”,失去主权,也就是,被自动化。一个阿里巴巴用云计算平台加以管理的“智慧城市(smart city)”,必然会成为这种自动化城市。


而且,王坚博士说的数据只是阿里巴巴捕捉到的人在城市中的数码踪迹。这是它的赚钱工具。为了这种数据,阿里愿意投放大量补贴,像钓鱼那样来诱使我们主动上钩,急着去递交。而我们要说的数据,却还有另外更多种:阿里巴巴努力要去捕捉的数据之外,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文化环境而主动去摆布甚至生产的数据,还有作为数据的城市遗产和城市规划、建设现状,作为数据的人们对于城市的想象,作为数据的城市历史,更还有作为数据的每一个人像导演那样在城市中留下的自己的作品。我们不得不强调,每一个街上的行人都像舞蹈者一样,在城市空间里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哪怕是一次散步,由此而延展了城市数据树,等等。正如德赛托所说,在街上行走的人,都是斯芬克斯,都是下凡,都使人间增加了神秘,打破了原有的数据结构。而且就连城市历史、城市的物理现实,也正在被转化为数据。城市已在我们的手机之中。城市正在被数码化。整个城市已成为一个活化的数据群,同时被每一个手持手机的行走者时时不断地改写。可以说,每一个城市都是被人人时时改写的大数据包了。每一个人都在重写、改写城市,决定性地,不断地。而阿里巴巴却像二房东那样冷冷地对我们说,它能用大数据把城市管治得更好,这事必须叫给我吧,因为只有我有最好的大数据技术,那大数据也是它的。而王坚博士更是说,只能用大数据来规划和管治城市了,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他们来这样管理。我们已是阿里巴巴砧板上的肉了。他说,城市通过阿里巴巴的数据库就可以被规划和管理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等着包办一切的阿里巴巴的到来就好了!他以为城市是一个停车场?这种居心、无知和狂妄!真没想到,阿里巴巴对我们的城市未来居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想象,取这么一种狭隘的态度,这么地算盘往里打,实在是与它的高科技姿态太不相称了。


三、


那么,我们要不要智慧城市或者说自动城市? 好像不能不要。那就还是让我们要吧!但是,我们要的必须是具体鲜活的社会化的自动城市或智慧城市,要的是每一个人的数据生产及其关于活、做和思的新知识生产在其中能达到平衡的智慧城市。因为,哪怕用人工智能的逻辑来说,也只有人有智慧了,才能使城市智慧。因此,智慧城市(smart city)这个说法应改成“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比较好。智能城市是一个因住民的变得聪明而变得聪明的城市。在使城市本身变得更聪明之前,数码技术应该先使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更能平等地来使用这张城市的大数据地毯,在其中忘情、迷醉、中毒和惊醒,而不是拱手相让,让阿里巴巴这样的二房东云平台公司拿去开发转租,转而来搜刮和盘剥我们集体。智能城市是让每一个城市居民能够更好地用出自己的智能的城市,哪怕他们用了人工智能来使城市自动化。所以,对自动城市或智慧城市的社会化,必须先于对其的数据化和智能化。要知道,我们并不反对数据化和智能化。


因此,我们必须在云计算时代重新定义什么是城市,在原有的城市理论基础上来问:被云计算平台、被各种传感器像蛛网一样捕捉的城市,是一种什么样的城市?这种城市应该如何被重新理解?被数据化的城市与我们原来理解的城市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的城市理论必须做何种升级,才能跟上?


最近,斯蒂格勒用他所说的体外化理论,来重新定义了城市。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是如何来定义的。


2017年5月,斯蒂格勒曾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四次讨论班上介绍了他从美国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的生物学理论中发展出来的那一“体外化(exosomatization)”理论对于他自己的整体思想框架的重构。在他的提炼下,人的体外化被认为是一种器官发生的形式,能从中生产出非-活体器官,作为技术的人工器官,只是其中的一种,正是后者使人的进化走向脑外和体外,但也造成了最近二百五十年来人类对于地球的致命破坏。


作为有机体的人配备了那些不光能体内化的器官,也就是有机的器官,典型如人的肝脏,而且也配备了体外化的器官,也就是器官术式的体外化人工器官,如苹果手机。与体内有机器官不同,器官术式的体外化器官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确定的。比如,它们与体内化器官,与那些由它们所构成的心理-身体有机体,与它们在其中发展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很不确定的。比如苹果手机是使你更社会式地成长呢,还是抑止了?都可能。污染和破坏就由此而同时产生。技术就是这样一种体外化人工器官,是器官术式的体外化器官。它们造成人的进一步的体外化,因而加剧了污染和破坏。城市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体外化有机体。


因此,可以说,人的体外化造成了一种毒罐的情境,在其中,人的体外化作为增补有两种可能:既可成为人类熵,也可成为逆人类熵,既能拯救又威胁着作为被体外化的人的生命的心智形式。在这里,心智担任着一种至关重要的理性功能(在哲学家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生命知识”的意义上和在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理性”的意义上的功能):生命总是挣扎着去增加逆人类熵的潜能,尽管也不断使它自己生病甚至冒死亡风险,但总体是逆熵的,生命本身部要减少走向人类熵的可能。但是,总的说,人的体外化总是不可避免地同时走向人类熵的死胡同。[1]对此,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四、


照这种体外化理论,总是因为人的体外化而破坏了环境。而用新技术(哲学家南西说的“生态性技术”)去改造环境,就同时又会造成更进一步的破坏,使我们更深地走进当前的人类世。但是,我们也只能通过体外化,来生产出负人类熵,因为,


体外化既是人通过强加于它自己而“超越”了心智生命这一过程,也是那一将各种超现实改造为各种各样的超越形式的过程。这些延伸到了整个体外化的历史中的超现实(作为法、神祇、那一真正的上帝和神圣性的所有的后续形式,包括在世俗法律下的作为政治的法,和法的俗世神圣性,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构成了我在《自动社会》中所说超现实主义式宇宙论关注的对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努力在Gestell名下去思考尼采在康德之后、和我们所要反思的我们在人类世中看到的正在到来的虚无主义终点处的那一沙漠般的超现实:作为资本世,人类世导致了被计算所强加的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计算终于代替了思考和知识,而知识就是关怀。那一既关怀和包扎(panse)思想的极限,因而也关怀和包扎批判本身的超批判就必须既是一种器官术,也是一种药术[2]


人类的城市问题正是典型的毒罐情形。从体外化理论看,我们的城市治理术必须既是器官术,也是药术。


而如果我们能够同时运用器官术和药术,那么,哪怕社交媒体正将集体第二存留(数码踪迹)也就是手机大数据强加到我们每一个人头上,正用“算法管治”来无缝地统治我们,哪怕在这种算法专制下,我们每一个人也仍都可以开始自己的社会雕塑,来塑造我们自己想要的城市,哪怕必须以集体地先弄垮社交媒体和它们背后的云计算平台先!前者必须压倒后者,这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理论和城市研究一个最重要的大前提。


而人类世就是我们被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大数据拖住,后者成了我们不能自拔的渊薮的状态,是大数据压倒、捕捉了我们,使我们无法作出逆熵式行动后的状态,就是海德格尔说的技术对我们的反雕塑或摆置(Gestell)之后的状态。它也就是阿里云技术要将我们拖进去的那种状态。王坚博士吹嘘的阿里巴巴用大数据来管理我们的城市的状态,不折不扣地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必须主动用新技术去逆转来自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平台的这种反社会的雕塑,使我们自己生活其中的城市和社会重新变得可被批判,可被进一步开放,使我们走向集体的Ereignis(复兴事件),去重新居有(reappropriation)。总之,中兴、华为、腾讯、阿里对我们做了反-社会式技术雕塑,而我们必须倒过来,去做积极的社会雕塑,来逆转并压倒这种反-社会式雕塑。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必须将这一眼光当作一个压倒性的原则来坚持,这才不会被阿里巴巴们的大数据管理忽悠,否则那可是一开始就输定了。


总之,让我们回到主线上来:斯蒂格勒用这一体外理论的新眼光来回收他自己过去的思想,尤其回收了他的关于一般器官学(generalorganology)的思想,由此将城市看成一个体外化的有机物(exorganism)。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在这种更宏观的生态眼光里,不光是生态,不光是环境和人的生活的有机性,而且是人的器官的不断的体外化,才是我们应该去关心的那个“生态”问题。从体外化理论看,比如由生物学家洛特卡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欧洲人民的体外化之后要靠他们自己的身体重新吸收回去的痛苦的过程。今天的体外化是对作为生命的器官生成的失去比例的加速。我们的政治正在失舵。体外化也终将改造生物圈,如果人将身体上的一切都看成获得所有可能的行动的手段的手段的话。


反观下,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对环境和生态和城市生活的反思,都只是从“有机性(organicity)”出发,太短视了。讨论城市问题时,我们从此必须从有机性走向体外化,才能更好地来回答我们的城市生活如何才能过得使我们最终走出人类世这一问题。


斯蒂格勒从technosphere(技术圈)、biosphere(生物圈)这两个概念中引出了体外化圈(exosphere)这一概念。后者强调的是,由于人类总在生产出第三存留,并使其脱功能化,成为技术或数码垃圾,作为大数据滞留在体外化圈子循环,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只能将之再功能化,用新的技术假肢来吸收它,将其重新汇入新的体外化循环之中。人类与其城市的关系正可以从这一角度来讨论。而王坚博士很武断地将关于人的数据当作了人与城市之间的“唯一介质”了,其理解太幼稚了。而笔者认为,来自斯蒂格勒的技术思想中的这一关于城市作为体外化有机物的认识,是我们在今天理解人与城市的关系时新增的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由这一原则看,每一个城市住民都是一个体外化有机物,而城市是一个总的体外化有机物,是人类体外化集体排泄的产物,并依此而继续体外化。城市是由很多个体外化有机物聚居的体外化有机物。人类的集体体外化正在改变生物圈。


斯蒂格勒尝试将俄罗斯生物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斯基(VladimirVernadsky)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生物圈(biosphere)概念改造为“技术圈(technosphere)”、“体外化圈(exosphere)”,将城市定义为人类体外化的必然结果,而城市如何影响生物圈,又成为一个熵的增和逆的问题。他信为,城市研究必须与我们对生物圈的关怀结合。


生物圈是指地球上有生命活动的领域以及生物居住的环境的整体。它包括海平面以上约10000米的生物圈,是地球上有生命活动的领域及其居住环境的整体。下11000米处,则包括大气圈的下层,岩石圈的上层,整个土壤圈和水圈。而绝大多数生物通常生存于地球陆地之上和海洋表面之下各约100米厚的范围内。


从体外化圈的角度说,人类的城市是一种不断外吐、外翻的结构,就像海底的贝壳化石层的几亿年的堆积的那种样子。从这个角度说,斯蒂格勒认为,人类的城市生活同时处于两种过程之中:既增熵又逆熵。而在面对人类世对人类的城市生活挑战的时候,就涉及到我们要用这两种过程里的哪一种来平衡另一种选择。答案是清晰的:必须用逆人类熵来反转城市生活所生产的人类熵。未来的城市无论被数码化到何种程度,都必须认真考虑上面这一人类生物圈终极伦理。


根据斯蒂格勒这种体外化理论眼光下的药学和器官学,人在这个体外化圈中既可以增熵,也可以逆熵,这之间的逆转,需要我们集体地做出社会雕塑,结果将不是被规划的。我们的建筑、城市规划、哲学、城市研究、文化研究等等,从此都必须以这一终极伦理作为指导原则。


如果我们用这种体外化理论来定义,城市就是一个集体的体外化器官,外化而排泄。我们每一个人在其中也外化而排泄。而这些集体器官和个人器官的共同外化的结果,最后都必须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体来吸收,我们的每一个城市内的行为,将总是在熵和负熵之间摆荡。根据哲学家怀德海,走向负熵,是人的理性的功能。理性就是使人大义凛然和义无反顾的那种自身决断力。而根据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生命总会在本地逆熵(anti-entropy),像是一种奋力抵抗,虽然最终也会成为尸体而熵增。生命是与熵增相反的过程。在所谓的人类世,人类的器官外化以及排泄,已不能被人类的器官完全吸收,熵增在不断加快。所以,在这个被污染和气候危机笼罩的生物圈里,人类不光应强调自己是有机的(今天的所有环保和城市更新,都只被局限在这一点上),而且也须强调我们是体外化器官动物,我们的排泄和我们的技术也就是那些人工器官,最终一定会加快熵增。在城市中,这一问题更被尖锐化了。


人不光是有机的,也是器官性的,也是体外化的。这一体外化眼光,不光决定着我们的城市策略的走向,更决定着我们对于生态和气候危机的判断眼光和尺度。


但是,城市本身是我们的集体体外化的结果,却也是我们从中找到解药和醒来的那一堆废墟:它天天都是废墟,是每一个昨天的坟场,是斯蒂格勒说的第三存留,我们总是被今天的像垃圾那样的城市现状毒害着,但也不得不将它当做像3D打印的材料来用,从它身上天天重新排练出一个新的城市来。天天重新排练出一个新城市来,也就是像跳广场的大妈那样天天在脚下重新排练出一个新的城市来。她们既是消费者,但同时也是城市的创造者。她们每跳一次,城市对她们而言就都不一样。而其实,我们人人都已像大妈跳舞广场舞那样,天天都在把城市当作新布景、新场地来用,用成另一个城市,只是我们没意识到,而阿里巴巴这样的云平台,就已在将我们当这样的木偶用。是大妈们的魔鬼般的脚步使城市像一张蚕网那样能够被继续织下去的,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平台只能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给她们打扇!数码式城市性最终一定会压倒城市的数码性。

五、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回收上面的讨论,将内容浓缩。根据斯蒂格勒的这种体外化理论,城市是全星球的体外化有机物(planetary exorganisms)。[3]城市设计,如商业街,如那些商业综合体,是一些自己也要体外化的帮人类体外化的体外化有机物(exosomatic exorganism)。一个城镇或一个城市是对一个体外化器官式地自我个体化的社会的一种社会式具体化,是体外化器官式地成长的,其步骤和节奏,从十九世纪以来,已被不可想象地加速,尤其在数码技术的冲击下。这就在不断进一步造成新的城市数码性,那当然也不是由王坚博士这样的狼外婆提供给我们的,而是由我们城市行人生产而被他们霸占的。王坚博士只很浮表地说了一点城市的数码性,说了城市如何生产着关于人的数据,可以用数据来被管理,背地里却是将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生产出来的数据占为他们的固定资本的,用来进一步尾随着来剥削我们。但是,新的数码城市性将由我们居住者自己去“写”出来,将由每一个城市居住者自己写出来。广场上的广场舞大妈们,用手机支持的数码技术,自己给自己搞电台,自己在自己数码群里竞选和改革和辩论和夺权,在这同时又亮出自己的很光鲜的身体作品,很政治也很艺术又很美学地,在菜篮子和厨房之外,过起了另一种半乌托邦式的数码民主生活,一种不可能、不可见、不被承认的另外的梦一样的生活。这种编舞,这种活法,才能对冲正在到来的城市的数码性。只有这种数码城市性,才能战胜王坚博士说的城市数码性!也就是说,新城市的形成,将依赖我们先去过的这种激进的数码城市生活。新的智能城市将是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积极地去演出,才能够到来,决不只是将城市交给阿里巴巴用大数据来运行那么地简单。


王坚博士的城市数据管理论的出现,再一次警告了我们:人类的普遍智性正在被认知-算法资本主义替换。照现在的政府推动的数据经济(data economy)政策往来下走,城市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数码渊薮,成为阿里巴巴们的丰饶的数据农场(data farm),而我们城市居民将只是里面的一头头数据奶牛。他们想要用带着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管治城市和我们。但是,他们所依赖的城市数码性终究是不可靠的,虽被我们扫码,但它们的开关也仍在我们手上。我们建设新的数码城市性的第一步,就是要压倒这种基于城市的数码性对城市的专制管理。


而我们的城市理论和城市规划在今天也必须快速转身,也必须以批判我们自己身上的自动主义的理性,像康德那样,写出一本我们自己的《纯粹自动主义理性批判》为起点。我们必须比王坚博士们更认真地去理解机器的认知功能和我们将要进入的自动政治。


云计算平台夺走或至少架空了地方和地方性。我们不禁要问:人人都捏着手机,人人都在使用云计算平台的今天,城市在哪里?阿里巴巴要来管理的,到底是哪种城市?王坚博士自己闹明白了吗?实际上,我们必须主动去发明出一种新的数码城市性,去形成具有开放的社会性的自动社会,而不是用精密的技术式管理,去营造一个自动社会。我们新发明出的数码城市性是难以被在数据式地管理的。


在发明一种新的数码城市性的同时,我们也须认识到,原来的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公共空间研究挖出的那些城市斗争策略,也必须在新的数码化条件下被重新发明。阿里巴巴这样的云计算平台夺走了地方和地方性之后,我们必须另外去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地方性,如果我们还需要继续在城市中生活。当前,我们迫切地要问的是:我们可以即刻开始去过的一种新的数码式城市生活的脚本、道具、导演术在哪里?如何在我们的城市生活里边活边演地开始?


让我们亮出态度:我们坚决不要smart city!阿里巴巴式的数据管理下的城市里必然是遍地的功能性愚蠢(functional stupidity)! 我们必须发明出我们自己的intelligent city, 而靠改造现有城市,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必须发明出数码城市性,不可以呆在原来的那种城市性。今天的城市规划也全被束缚在这种老的城市性之中了。


而我们还需强调,automatic city是中性的!我们必须开始我们自己的自动式政治,来反对机器人的认知功能对人类的削弱(用了人工智能人会懒到失去原有的强于人工智能的那些智能)。我们需要像广场舞大妈们那样地训练出我们自己身上的新的能够驾驭自动主义的理性。只有这种理性才能使我们使用机器人或人工智之后仍都没事,就像喝了点酒只会提神,不会酗酒那样。


六、


我与王坚博士一样,我们也相信,今天,我们必须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结合到一起地来治理城市。但我们承认,这将是一个城市治理的政治过程,不只是一个技术过程。这里还涉及到自动化的政治,涉及到如何将认知功能下放给机器,再让机器来统治市民这一伦理问题。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发明一种新的智能城市,我们也必须在技术上过硬,将各种自动化过程抓在我们自己手中。首要地,我们必须来公布边界,界定绩效特征,描述函数特征,以便开始布赖顿(Benjamin Bratton)在《堆栈》中所说的在城市中和与城市平行的新领土的设计。对于布赖顿而言,我们原来说的城市已成为空壳,必须在全球计算平台上重新确立城市的领土。我们因此必须在城市中建立新的领土构架,来激发领土的活力,再用后者生产出地方感,正面地激活本地性,将本地的每一个人的工作更好地与社会相结合,在工作越来越少的今天。


我们的智能城市策略是:


·重划城市边界;


·分辨被置入算法-技术坐架的各种正面和反面力量;

·不断建立城市与其它的遥远的力量之间的联系;

·推动新领土与社会架构之间的联合;

·去开始一种领土上的和超领土的体外化政治,通过体外化的政治合作团体来做到这个。[4]

设计出真正的智慧城市就是要发明出一个具有数码城市性的时代。只有这种发明才能最终逆转阿里巴巴所代表的这种云计算平台管理下的自动城市的非-城市性?


七、


结语:只有我们重新发明出一个自动社会,使每一个城市都成为能够生产出真正的社会性的自动社会的实验室,智能城市才是可能的。智能城市是支持每一个人更主动地利用人工智能去更高效地使用人人自己身上的自然智能的城市。我们的数码城市性的底线是:成为每一人都能更好地将人工智能置入机器人,来辅助自己去获得更新的活、做和思的知识的城市。




[]“体外化”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1945年,AlfredJ. Lotka发表了题为“作为最大原则的进化原则”(see Human Biology 17 (1945),pp. 188 and 192)的论文,首先提出了体外化概念。后来,美国经济学家NicholasGeorgescu-Roegen在《熵原则与经济过程》(The Entropy Principle and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一书中借用了洛特卡的体外化理论,将其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生物学从此将变成经济学”的主张。思想史上,黑格尔曾提出主体的外化这一概念。西蒙东提出过跨个人化(transindividuation),强调个人须不断将自己嫁接到别人和更大的集体上的。亚当.斯密说的“无产阶级化”就是工人的知识无法被外化为劳动过程的状态。斯蒂格勒最近用体外化理论重写了他的技术思想。在本文中,城市被理解成一个使每一个作为体外化有机物的个人都能逆熵地体外化的一个集体的体外化器官。全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去反思我们的城市思想、城市研究、城市规划。体外化是比排泄、排放更总体的观念,希望读者由此去反思自己可能已经抱有的那种“有机”论式环境观和生态观。



[1]Stiegler,TheNeganthropocene,ed.and trans.by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niel Rossy,OpenHumanities Press,2018,206.

[2] 207.

[3] 119.

[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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