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特朗普的三种变奏:混乱、欧洲和假新闻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262   最后更新:2018/08/06 19:12:50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18-08-06 19:12:50

来源:保马


在上一篇保马推送齐泽克对特朗普的评论中,他希望将欧洲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想象”为突破民粹——民族国家的局限提供力量。在今天这篇文章中,他依旧如此。当人们将更多的眼光放在特朗普本人的政治行为上、斥责他扰乱正常的秩序时,实际上特朗普正是建制出现问题的结果。面对特朗普的“假新闻”,自由派评论家们信誓旦旦地鼓吹那些“真理已死”的理论,就好像存在过某种“历史真理”似的。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而这种“历史”有时往往只能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驱使下的单一视野,而今的“混乱”正可以视为建立在霸权建制上曾无比稳固的意识形态基础于民粹主义浪潮下趋于崩溃的结果。齐泽克再次期待一种“欧洲”于危机中的自我觉醒,而承认超越民族国家的全人类一体这一理念,正是其新开端的前提。


本文原载于2018年7月29日哲学沙龙网站(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卢南峰译。保马转载自澎湃思想市场公众号,特此致谢!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特朗普又一周的疯狂活动终于安全落地,并慢慢退入记忆,现在是时候思考他的访问给我们留下的混乱荒漠。特朗普访问了三个地方:他在布鲁塞尔会见了主要的欧盟领导人;在伦敦会见了特蕾莎·梅(以及女王);在赫尔辛基会见了普京。每个人都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实,较之所谓的“朋友”,特朗普对那些被认为是美国敌人的人更加友好。但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我们的注意力应该转向另一个方向,正如经常发生在特朗普身上的状况,他的行动所引起的反应比他的所言所行更为重要。


首先,让我们对比一下特朗普所说的话与其伙伴之所言。当特朗普和梅被记者问及他们对移民涌入欧洲的看法时,特朗普残酷而耿直地表达了他的民粹主义反移民立场:移民是对欧洲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正在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带来暴力和不容忍,所以我们应该将他们拒之门外。一个细心的听众可以很容易发现其实特蕾莎·梅说了完全相同的东西,只不过以一种更加外交辞令的、“文明”的方式:移民带来多样性;他们为我们的福利做出了贡献,但我们应该仔细检查那些我们放进来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选择题,同时也越来越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要么选择直接的民粹主义野蛮,要么是更文明版本的同一政治,带着人性面孔的野蛮。


一般而言,贯穿美国的整个政治光谱,从共和党人到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反应都是全球范围内的震惊和惊惧,近乎纯粹和简单的恐慌:特朗普靠不住。他带来了混乱:一开始他指责德国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从而变得容易受到我们的敌人的攻击;几天后,他吹嘘他与普京的友好关系……他甚至连礼貌都没有(一个恐怖的场面:他在觐见女王时违反了在君主面前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他并没有在对话中真的倾听他的民主伙伴,反而拜倒于美国大敌普京的魅力。在赫尔辛基,他与普京一道出席新闻发布会,其表现不仅是前所未闻的耻辱(只要想想他没有对普京颐指气使!),而且他的一些陈述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叛国行为。谣言四起,特朗普是普京的傀儡,被普京攥住了把柄(莫斯科妓女在特朗普身上撒尿的著名照片?),部分美国建制派——民主党人和部分共和党人——开始考虑迅速发起弹劾,即使取而代之的是彭斯(现任美国副总统)。结论是,美国总统不再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但是,美国总统真的曾经是这样的领袖吗?我们的反驳从这里开始。


请注意,特朗普言论的整体混乱包含了一些真相。他说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以防战争,这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对的吗?他将他的关税战争描述为对美国工人利益的保护,这不是部分正确吗?事实上,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远非公正,而受到特朗普措施伤害的欧洲建制派也应该审视自己的罪恶。我们是否忘记了现有的金融和贸易规则是如何赋予强大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特权,而给希腊带来灾难的?


至于普京,说到他对美国大选的干预,也许是的,普京被抓了个现行……他干了什么?他只不过干了美国经常性和大规模在做的事情,只不过在他们的案例中,他们称之为对民主的捍卫。所以,特朗普是个怪物,当他自诩为“稳定的天才”时,我们应该直接把它读成事实的反义词:他是个不稳定的白痴,扰乱了整个建制。但他也是一个病症,是建制本身出了问题的结果。真正的怪物是被特朗普行动所震惊的建制派。


对特朗普最新行为的恐慌反应表明他正在破坏美国政治建制及其意识形态的稳定。因此,我们的结论应该是:情况危急;国际关系中充斥着不确定性和混乱因素。但正是这里,我们应该记住毛泽东旧格言:“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让我们不要丧失决心,让我们系统地组织左派的另一条反建制战线,从而利用这混乱。迹象是明显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一个自称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取得惊人的选举胜利,在纽约州的国会初选中打败了十届众议院元老乔·克劳利(Joe Crowley),很可能打响了改造民主党的一系列冲击中的第一枪。像她这样的人,不是自由主义建制派中出来的老面孔,应该成为我们对特朗普的回答。

美国纽约州最受瞩目的第14区初选出现了惊人的结果:没有从政经验、竞选资金仅有约20万美元的拉丁裔妹子奥卡西奥-科特兹打败了在国会任职多年的乔·克劳利(Joe Crowley),赢下该区民主党提名。


特朗普与欧洲理念


在参加与欧盟领导人的风暴会谈后,特朗普在2018年7月15日的一次采访中提到,欧盟是美国仇敌序列中首当其冲,排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前面。我们不应该谴责这种说法非理性(“特朗普对待美国的盟友比其敌人更糟糕”,等等),我们应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让特朗普对欧盟如此头疼?以及他谈论的是哪一个欧盟?这个问题应该被提出来,因为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移民流入欧洲的问题时,他回答中的欧洲适合反移民的民粹主义:移民正在撕裂欧洲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将欧洲的精神认同置于险地……简而言之,是像奥尔班(匈牙利总理,中右翼保守派青年民主者联盟主席)或萨尔维尼(喊出“意大利优先”的意大利极右翼政党“联盟党”领袖)这样的人借他之口说话。


所以哪个欧洲困扰特朗普?是欧洲的跨国统一,欧洲模糊地意识到,为了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我们应该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正是这个欧洲也在拼命努力以某种方式保持对古老的启蒙运动格言——“与受害者团结一致”的忠诚。欧洲意识到今天全人类一体的事实,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在同一艘太空飞船“地球号”之上),以致他人的苦难也是我们的困扰。我们应该在这里提及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他指出,今天的斗争是关于如何保卫现代欧洲最伟大的经济政治成就——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生存。根据斯洛特戴克的说法,我们的现实是——至少在欧洲——“客观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主观的”社会民主主义。人们应该区分作为政党全副甲胄的社会民主与作为“制度的公式”的社会民主,后者“精确地描述事物的政治经济秩序,被现代国家定义为税收国家、基础设施国家、法治国家、社会国家和治疗国家(the therapy state),且不限于此”:“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遇到现象的和结构的社会民主,明显的或潜在的社会民主,有时候表现为一个政党,有时候或多或少而不可逆转地融入现代国家的定义、功能和程序中。”(彼得·斯洛特戴克:“Aufbruch der Leistungstraeger”,Cicero,2009年11月,第99页)


在事物的正常运转中,构成统一欧洲基础的理念开始腐败,被部分遗忘,只有到了危险的时刻,我们才被迫回到欧洲的这一基本层面,回到其隐藏的可能中。更准确地说,重点不仅仅是回到这一理念,而是(重新)发明它,“发现”实际上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正如阿兰卡·祖潘契(Alenka Zupančič)关于人类通过核武器自我毁灭的阐述:“失去一切,或者创造我们即将失去的东西,这是真正的选择:从深远意义上说,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拯救我们……炸弹可能唤醒的呼吁不仅是‘在太晚之前,让我们尽力阻止它’,而是‘首先,让我们建立将被炸毁的整体(团结、社区、自由)’。”


其中存在着核(或生态)破坏的真正威胁所带来的独特机会。当我们意识到我们面临可能失去一切的危险时,我们会自动陷入追溯的幻觉,即现实与潜在可能之间的短路。我们想要拯救的不是我们世界的现实,而是如果它不受催生了核威胁的敌对的阻碍,它也许已经成为的现实。这同样适用于统一的欧洲,它位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巨大钳子之中。虽然美国和俄罗斯也许看起来是对立的——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抗新威权主义——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相同的:同样绝望的、建立不受控的技术之上的、虚假的爱国主义狂热(“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一”)。当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在技术上被征服并且可以被经济地利用;当你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速度访问你喜欢的任何事件;当通过电视“直播报道”,你可以同时“体验”伊拉克沙漠中的战斗和北京的戏剧表演;当在全球数字网络中,除了速度、瞬时性和同时性外,时间一无所是;当一个真人秀节目的获胜者被当做人民的伟人;然后,是的,仍然有东西如幽灵般笼罩着所有这些问题:为什么?去哪里?然后呢?


任何对海德格尔略知一二的人,都很容易在这段话中认出对他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洲形势的诊断(《形而上学导论》)的讽刺释义。在我们这些欧洲人当中,实际上需要的是海德格尔所称的与他者的“对峙”(Auseinandersetzung,一种阐释的对抗),以及在所有方面与欧洲自己的过去对抗,从它古老的犹太-基督教根源,到最近死去的福利国家理念。每次危机本身都煽动着新的开端。短期战略和务实措施的每一次失败都可能因祸得福,是重新思考根本基础的机会。我们需要的是一次重述(Wieder-Holung):通过与整个欧洲传统的批判性对抗,我们应该重复这一问题:“什么是欧洲?”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欧洲人意味着什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开端。


美国和俄罗斯都公开希望肢解欧洲。特朗普和普京都支持英国脱欧,他们支持从波兰到意大利每一个角落的疑欧论者。当我们都知道,欧盟的苦难是在每一次考验中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从无法制定一致的移民政策到对特朗普关税战的糟糕应对,他们又在困扰什么呢?显然不是这个实际存在的欧洲,而是欧洲理念在危险时刻重新燃起并愈发醒目。



从假新闻到大谎言


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和他的批评者共享了对假新闻的痴迷:特朗普一直被指控撒谎,而他本人指责他的反对者散布假新闻。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媒体关于假新闻爆炸的辩论中,自由派评论家喜欢指出三个事情,它们结合在一起不断带来一些所谓的“真理已死”。


首先,是宗教的和种族的原教旨主义(及其对立面,僵硬的政治正确)的兴起否定了理性的论证,并无情地操纵数据以传达他们的信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为耶稣撒谎,政治正确的左翼分子刻意模糊他们最喜欢的受害者的负面新闻(或者谴责这些新闻的载体是“恐伊症的种族主义”),不一而足。


然后,人们通过新的数字媒体,形成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划分的社群,他们可以在统一的公共空间之外交换新闻和意见,并且阴谋论和类似的理论可以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蓬勃发展(只要看看兴旺的新纳粹和反犹太网站)。


最后,还有后现代“解构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遗产,它们声称没有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客观真理,每个真理都依赖于特定的视野,并且根植于依赖于权力关系的主观立场,而最大的意识形态正是宣称,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历史局限性并客观看待事物。当然,反对的观点是,事实就在那里,可以通过客观的、利益无涉的途径获得,我们应该区分意见的自由和事实的自由。因此,自由主义者可以轻松地占有真实性的特权,并解散双方——另类右翼和激进左派。


问题始于最后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另类事实”,当然,并不是在“大屠杀到底是否真实发生过”这种意义上的争论。(顺便提一下,我所知道的所有大屠杀修正主义者,从大卫·欧文开始,都是以严格的经验方法验证数据;他们都没有唤起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数据”是一个庞大且难以理解的领域,我们总是从诠释学所称的“某种理解的视野”接近它们,赋予某些数据特权并省略其他数据。我们所有的历史恰恰是——故事、(选定的)数据组合成一致的叙事,而不是现实的照相复制品。例如,反犹太主义的历史学家很容易概述犹太人在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指出整个专业领域(律师、记者、艺术)如何在数据上被犹太人统治——这个记录(可能或多或少)是真的,但显然是为谎言而服务。


最有效的谎言是用真相表达的谎言,只复制事实数据的谎言。以一个国家的历史为例:人们可以从政治角度(关注政治权力的变幻莫测),从经济发展角度,从意识形态斗争角度,从民众苦难和抗议角度来讲述……每种方式都可以在事实上准确,但它们在同样强烈的意义上并非“真实”。在事实层面上没有任何“相对主义”,人类历史总是从某种角度被讲述,并受到某些特定意识形态利益的支持。困难的是要表明这些牵涉利益的视角最终并不是同等真实:有些比其他更加“真实的”。例如,如果一个人从受压迫者的苦难角度讲述纳粹德国的故事,也就是说,如果通过对普遍人类解放的兴趣来引导我们的讲述,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同主观立场的问题。这些历史的重述也内在的“更真实”,因为它更充分地描述了产生纳粹主义的社会总体的动态。并非所有的“主观利益”都是相同的,不仅因为某些人在道德上比其他人更可取,而且因为“主观利益”并不置身于社会总体之外;它们是自身在社会总体中呈现的时刻,由社会进程中的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塑造。今天,哈贝马斯早期杰作《知识与人的利益》的标题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


那些宣称“真理已死”的人的基本前提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谈论得好像以前(比如直到20世纪80年代)尽管存在所有的操纵和歪曲,然而真理确实曾占上风,而“真理已死”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一个快速的概述已经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从越南战争到入侵伊拉克,有多少侵犯人权的行为和人道主义灾难仍然遁形?只要回忆一下里根、尼克松、布什的时代,不同之处并不是过去更加“真实”,而是意识形态的霸权更加强大,而不像现在充斥着更加混乱的地方性“真理”,那时候一种“真理”(毋宁说是一个大谎言)占据上风。在西方,这就是自由民主的真理(通过左翼或右翼的揉搓)。今天发生的事情是,由于民粹主义浪潮动摇了政治建制派,真理/谎言作为这一建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正在崩溃。这种解体的终极原因并不是后现代相对主义的兴起,而是统治机构的失败,它再也无法维持其意识形态霸权。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哀叹“真理已死”的人真正感到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已经或多或少接受了曾经为社会带来意识形态稳定的大故事的解体。那些诅咒“历史相对主义”的人的秘密在于,他们错失了一个安全的局面,即一个大的真理(即使它是一个大谎言)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认知映射”。简而言之,正是那些谴责“真理已死”的人才是这种死亡真正的、最激进的代理人:他们的格言来自歌德,“besser Unrecht als Unordnung”,不公优于无序,一个大谎言总比真理与谎言混杂的现实要好。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旧的意识形态霸权没有回归。回归真理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普遍解放的新认知利益中重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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