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小说,指向地方的驻村写作计划
发起人:babyqueen  回复数:0   浏览数:305   最后更新:2018/07/30 20:14:14 by babyqueen
[楼主] babyqueen 2018-07-30 20:14:14

来源:典藏Artcoco  马玲玲


从乡土方域的现场纹理与地方记忆的人文肌理出发,在地方志式的观察之中,进行一场重构乡村之地方经验潜在路径的驻村写作。


2017年8月,“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在中国南部五个不同地方的村落同时展开驻留。这个由周功钊和芬雷发起,近30位写作者和嘉宾参与的在地写作计划,从“方志”与“小说”两种不同的方向去探索地方经验的潜在路径。参与计划的写作者们通过基于文字文本、图像摄影、影像视频、声音档案、当代艺术等多种形式的创作,将从地方记忆出发获得的现场经验与想象构造的文本创作结合在一起。在完成初期调研、采集工作后,驻村期间创作的文本、影像会以图书出版和文献展览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

方志小说项目招贴


作为中国近期颇具辨识度的驻留计划,“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显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关驻留计划的新角度与模式——基于乡村现场的翔实文本、影像创作。在这个模式下,在乡村现场经验匮乏的今日,地方在消失、迁移与变化之中,写作者、艺术家们通过到达乡村,近距离观察、记录村落与社会、他者、现实的连接,让自我的实验、创作、经验从过于理论、单一中降落。而惯于沉默的乡村与写作者互为补充,在近距离的交流与潜在的链接后,逐步得到了新的发声渠道。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指向地方话语连接的驻村计划,我们在第二次“方志小说”即将开展之际采访了它的发起人芬雷,试图通过对话了解这个计划诞生的起因、关注的议题、驻村村落的选择标准、驻村运作与写作者的工作模式、过去的经验以及未来的计划。


典:“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的起因是什么?


芬:起因说两点吧。第一点是关于方志源流的碎思杂想。看似过时而且大而无当的方志,首先是一种观察和认识地方的方式,所谓“志多信史”,方志保留了史书的某些传统,方便我们很好地认识地方之于文化、之于社群的形塑过程;其次,方志自己又构成一种对如此观察和认识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遮蔽,因为我们谈论的“方志”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一种规制化的书写,而且大都出自官家之手,它体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视角,需要用“小说”来重新激荡一下。第二点是地方和村庄正在被各种话语生产出来。谈论一个地方,似乎已经逃不脱这些话语的牵扯,甚至说,某种程度上,这些话语也限制了我们去谈论和认识这个地方。我们值得去面对这个话语的生产机制,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力制图学,需要我们重新打量,从而重新认识人与自我、人与地方的关系。

贵州地扪驻村写作:农稼(摄影/沈木槿)


要知道,方志小说这个计划,并不是在完全想清楚的情况下发起的,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单独的几个人是想不清楚的,它的核心是一个共同生活的问题,因此就希望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同时也让这个试图想清楚的过程变得不那么封闭,起码不是单纯依靠书本和思辨就可以解决。方志小说,试图让想事情变成做事情,而且是在协商沟通的过程中,整个计划应该更多地具备与社会、与他人、与现实的连接性。我个人倾向于把这个计划认作一次又一次关于地方的话语的连接行动。


典:去年的“方志小说”选取了石仓(浙江松阳)、地扪(贵州黎平)、翁基(云南澜沧)、后田(厦门西柯)、新基(东莞麻涌)这五个村落,能否为我们讲讲选择驻村村落的标准?为什么全选择了南方的乡村?

贵州地扪驻村写作:风土(摄影/沈木槿)


芬:要说明的是,第一次做“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并没有那么多村子给我们选,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这五个村子由艺术家、策展人和写作者共同推荐。左靖老师这些年在南方的许多村庄进行了大量实质的工作,他推荐最多。从考量上来说,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这五个村子,在我们驻村之前,已经有相关的团队入驻并做了基础工作。不然的话,驻村写作容易变得浮夸,不切实际,尤其村庄与村庄差别很大,可以说,南方的很多村子每个都不太一样,要想短时间认识并了解一个村庄几无可能。驻村村落在我们驻村之前需要具有一定的调研基础。这些都是非常具体而且辛苦的,比如云南的翁基,左靖老师和他的团队在那边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风土人情、自然生态等等,他们编写并绘制了详细的资料,大到村庄百科、经济脉络,小到人物事迹、逸闻趣事,他们如数家珍。这些工作,给驻村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整个计划之所以选择的全部都是南方的村庄,只能说是巧合了,我们也期待有北方的村庄可以慢慢加入进来。


典:方志涉及一处方域的山川、物产、古迹、人物,虽说包括轶事、琐闻、歌谣、传说,但总体而言更像一种非虚构的文本;而小说则是虚构的。为什么会选择以“方志”和“小说”这两个不同面向的写作体裁来着手观察乡村呢?“方志”和“小说”在计划中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方志小说展览:沈木槿《越人歌》,地扪手工纸、摄影、诗歌(摄影/张鑫)


芬:方志,在于“辨方经野、因人纬俗”,成一方之志;小说,源自“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为世情之说。方志纪实,关乎现场经验,小说写虚,关乎想象历险,而“方志小说”将两者杂糅,意在虚实并用,彼此激发,开启协商性的在地写作。如果只是非虚构,就容易落入新闻调查、人类田野、传统方志等既定规范的限制之中,对于有限时间的驻村写作来说,很难有所突破。而如果只是虚构,就容易变成一个文学性、实验性的计划,甚至变成作者个人化的写作,不再具有驻村写作的必要。


“方志小说”将两者结合起来,首先是希望借助方志(人类田野、社会调研等)和小说(文学叙述、虚构想象等)已经成熟的技艺,然后也是为了突破既有认知的窠臼。为什么一定要突破既有认知的窠臼呢?就是为了尽可能呈现多元、开放的一面,打开地方的话语连接空间。


典:在甄选驻村写作嘉宾和驻村写作者上有什么标准或要求?在“方志小说”的计划说明中,有提及“1+X”(一位写作嘉宾+多位驻村写作者)的模式。能否为我们谈谈当初为什么会选取这个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写作者们如何开展工作?


芬:谈不上标准和要求吧,因为我们不能设定写作者来这些地方通过某种标准的方式去做固定的事情,而是需要写作者自己来提议。他们会提交自己的资料以及大致的驻村写作方案,我们会和写作嘉宾一起来判断方案是否可以实行,以及实行之后是否可以有一定的结果。可以说,标准和要求是写作者自己提出来并持续修订的,我们只是去把握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条件下驻村的可行性。而对于写作嘉宾,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他对当地有一定的了解,对文学和艺术的实践都能够理解并有成熟的见解,这样可以随时与写作者就地协商,比如是否需要调整原有的方案以及用怎样的方式更方便地展开在地工作等等。所谓“1+X”的模式,就是为了确保驻村的顺利进行。

厦门后田驻村写作:榕树头小剧场(摄影/龙奕瑭)


具体的工作方式其实各个地方不尽相同。我们在每个村子都有召集人,都有写作嘉宾,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厦门的后田,召集人是龙奕瑭,写作嘉宾是王琦,他们两个都是写作者,同时也是非常活跃和优秀的艺术策展人,熟悉地方的知识和人物脉络,他们可以快速地帮助写作者找到最有效的对话者,并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这对驻村写作者之于当地情境和话语线索的理解无疑帮助巨大。龙奕瑭还为后田的驻村找到一些赞助,让计划更加丰富。在有限的驻村时间里,他们先后组织了社区行走、榕树头小剧场、航海行动、夜炉烧等多项活动。龙奕瑭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把这一系列活动称作一场地方“肖陶扩”(Chautauqua),一种自助的发生在村落社区的共同教育活动。


典:对于这五份来自不同地点的“方志小说”,它们各自触碰到了何种基于乡土方域的现场纹理和基于地方记忆的人文肌理?是否有潜在的相似之处?


芬:很难从抽象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不妨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来自云南翁基的驻村写作者赵玉,她就读于巴黎美术学院,这次在云南的驻村写作是将自己往返迁移于法国和中国的经验,转化并分散到了翁基村落里。对于艺术家而言,翁基更像是一个超时空的虚构场所,她在这个场所里通过一系列做艺术的方式梳理自我和他者的联系。赵玉在为自己翁基计划制作的纸本册子《和风会把我们吹向未来的哪一片乐土?》中将这种艺术写作称作“嫁接式书写”。比如她将翁基的芭蕉嫁接到巴黎城市里的芭蕉,然后借助翁基的芭蕉以及其他现成材料,艺术家在村落空地做了一些现成品装置,犹如一次在地旅行。在一段文字中,赵玉写道:“农村解放艺术家。”这里的“解放”更多意义上,或许可以理解为村落外在情境与艺术家内在情境的协商以及重新布置,这当然跟个人化的内在动作有关,同时也是对于共同生活的一次实验。

方志小说展览现场(摄影/张鑫)


另一个例子来自贵州地扪的驻村写作者沈木槿。她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摄影师。沈木槿在地扪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无疑可以反映出她对于村落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此同时,沈木槿从地扪侗族大歌和楚辞传统中找到线索,写作了《越人歌》组诗。现代诗歌的写作,如诗人自己所说:“侗族系古越人后裔,为史学界定论。《越人歌》出自汉刘向《说苑》,是中国春秋早期使用侗语的古越人民歌,为中国第一首译诗,系楚辞源头之一。组诗《越人歌》,意在融合古今及汉侗民族的歌咏传统上作出的新尝试。”这些诗歌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就像劳作之时的遐想,又像是村落生活的感叹,有对生的赞美,也有对死的敬畏。


很难说这两个例子之间存在关联或者说有相似之处。我觉得在这次联合驻村写作之中,有意思的是,每个地方的写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思考了地方的连接性这一问题,即地方自己的世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与写作者自我的世界(因为写作者也是生活者,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村民没有什么两样)以及与外围世界(与生态,与巴黎,与现代经验的加速等)的关系;就像“方志小说”多次强调的,不是为了让地方更像地方,也不是为了让想象更是想象,而是去思考它们之间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的连接方式。在这一点上,这五个村落的驻村写作又有着潜在的联系。


典:“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是否有计划成为一个长期的、持续的驻村计划?在项目结束之后,是否会有持续的展览、出版等计划?是否有机会与《单读》《碧山》杂志书等文化机构再度进行深入的合作?


芬:“方志小说”会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计划,我们希望每年进行一次联合驻村写作,尽可能地连接各个地方,并展开一系列在地计划。今年的7月份,马上要开始2018年的“方志小说”。从去年的经验来看,所谓驻村写作,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文本的写作,一种是艺术的写作。文本的写作,侧重非虚构,但是与眼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不同,“方志小说”强调叙述的文学性,并允许一定的虚构实验。而艺术的写作,形式就比较多样了,有影像、行为、声音、摄影、绘画等,它们共同构成在地写作的有益尝试。

方志小说展览:赵玉《和风会把我们吹向未来的哪一片乐土》,照片、视频、纸本册子(摄影/张鑫)


文本的写作,我们尝试通过出版的方式形成系列的文辑,这个对写作经验要求比较高,目前还在讨论和编辑当中。这不会是一个成果汇报文集,那样出版的意义不大,我们希望呈现好读的叙事文本,这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值得去沟通、去碰撞、去努力。艺术的写作,我们会推出一系列的展览。今年2月份,在左靖老师及其团队的鼎力支持下,我们在安徽碧山村进行了一次“驻村写作联展”。这次展览基本涵盖了去年驻村计划的重要成果。接下来我们还准备在上海、西安等地举行展览。通过展览计划,邀请更多当地的写作者参与进来,将驻村实践由村子推及城镇,进行必要的对话和沟通。


“方志小说”计划的顺利进行以及出版和展览项目的最终实现,我相信都离不开多方的支持与合作。比如我们在公开招募驻村写作者的时候,与单读、界面有深入的合作,他们的传播为我们助力不少。在村落的选择与展览的支持方面,左靖老师及其团队提供太多帮助。左靖老师主编的《碧山》杂志书,将在11期的专题里详细呈现去年驻村写作的一些内容,这对“方志小说”来说非常难得。我们将会保持这些合作,同时作为组织者,也希望能给驻村写作者提供更多的帮助,从而联合更多的地方和人。希望这个计划越来越丰富。

采访|马玲玲

图|方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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