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2018年是奥地利艺术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逝世一百周年。包括莫斯科、波士顿、维也纳、巴黎、伦敦、利物浦以及纽约等地都相继举办了相关的纪念性展览。7月3日至10月7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劳耶分馆（Met Breuer）将展出美国首位席勒作品收藏家斯科菲尔·泰耶（Scofield Thayer）的收藏 。

埃贡·席勒，《裸身站立在橙色布幕前》（Standing Nude with Orange Drapery），1914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劳耶分馆

席勒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恰逢世界范围内谴责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的“#MeToo”运动的高潮。作为对于这一运动的持续关注和回应，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适时地在展览“克林姆特与席勒：纸上作品”（Klimt and Schiele: Drawn，展览于5月28日结束）的展览标签中收录了艺术家曾经受到过针对虐待女性的指控这段历史信息供观众参考。

左图：埃贡·席勒，《裸体自画像》，1910；右图：古斯塔夫·克林姆特，《一个三分之一的女性肖像的肖像》，1901 ©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而随着此次“#MeToo”运动从其爆发的起点——美国影视圈逐渐蔓延至艺术领域，包括美国著名肖像画家恰克·克罗斯（Chuck Close）、摄影艺术家托马斯·洛马（Thomas Roma）等在内的重量级当代艺术家也都受到了来自曾经的模特或者学生有关性侵犯或性骚扰的指控。《纽约时报》在对恰克·克罗斯的报道中曾经通过提及席勒及其所处年代的遭遇为恰克·克罗斯事件提供进行比较的史料，但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毫不避讳地称席勒“以虐待女性”而闻名，并将其归入历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性侵者”行列。

埃贡·席勒在《Winterbaum》画架的背后，1912， © 利奥波德私人收藏

然而，无论是将近一百年前席勒遭受的性侵犯或性骚扰的指控，还是当下如火如荼的“#MeToo”运动，我们反而容易忘记，事实上，每一项针对性侵犯的指控都必须被放置在当时的环境中进行衡量。当我们观看席勒的画作时，尤其对于当代观众而言，席勒与女人的关系是很难下定论的。这不仅因为现在我们缺乏在世的见证人，还因为当下的标准与20世纪初奥地利的标准相比可谓截然不同。

席勒在当时遭遇的指控主要围绕着三个与艺术家工作或生活相关的事件：1912年，席勒因“伤风败俗”的罪名被捕；席勒对待不同女性的态度；艺术家作品中无处不在的色情意味。然而每一项指控却并非具有事实的验证和支持。

瓦利·纽泽尔，1913， © 维也纳博物馆

所谓的“监狱事件”发生在席勒与他的模特兼情人瓦利·纽泽尔（Wally Neuzil）在奥地利乡间伦巴赫同居期间。这起“事故”由一起少女出逃事件引起。这名少女让席勒和纽泽尔带她前往位于维也纳的祖母家。然而当他们一行三人抵达市里之后，少女却突然变卦，因此三人在第二天便回到了伦巴赫。女孩的父亲对席勒进行了包括绑架和法定强奸（statutory rape，即指任何人与未达最低合法性交年龄的人所发生性行为——译注）等罪名的指控，致使警方对席勒展开了全面调查。

传记电影《埃贡·席勒：死神与少女》静帧，© Thimfilm

这起调查还触发了针对席勒的第三项指控：由于席勒被情色意味的露骨绘画包围下的工作室中，常常聚集着放学后消磨时间的青少年们，因此他被扣上了“伤风败俗”的罪名。虽然如今法庭的记录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可以猜出前两项指控最终均因缺乏证据而被撤销。而第三项指控让席勒获得了24天监禁的处罚。在等待审判期间，席勒在监狱里度过了其中的21天。

表面上看，席勒浪荡的行为只是作为一名纨绔子弟的正常行为。当时，由于男性只有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时才会被认作是合适的结婚对象，因此他们会选择在20岁出头的年纪游离在妓女和廉价的女伴之间。这其中很多妓女都是未成年人，在19世纪末期的奥地利，合法卖淫的年纪是14岁。同时，由于妓女常常被人看作是道德沦丧的女性，因此卖淫和当模特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

埃贡·席勒，《瓦利·纽泽尔的画像》（Bildnis Wally Neuzil），1912， © 利奥波德博物馆

席勒与多位模特保持着露水情缘，但纽泽尔却成为对席勒影响最重要且最长久的模特。出身低下的纽泽尔在16岁左右时于维也纳遇到席勒，最初她只是和艺术家交往的众多模特之一。

1912年，席勒与纽泽尔的关系开始逐渐深入，从工作关系向情人关系发生转变。在众多艺术史学家看来，这一期间的变化可以从纽泽尔担任模特的绘画中寻觅到线索——例如《瓦利·纽泽尔肖像》（Bildnis Wally Neuzil，1912）、《穿内衣和丝袜的女人》（Frau in Unterwäsche und Strümpfen (Wally Neuzil)，1913）、《穿黑色丝袜的女人（瓦利·纽泽尔）》（Woman In Black Stockings，1913）等作品中，画中的纽泽尔眼神笃定，往往直视观众，眉眼间透露出不同寻常的大胆和肯定。

埃贡·席勒与瓦利·纽泽尔，1913， © 维也纳博物馆

而对于席勒而言，纽泽尔所带来的体验则是少女与性之间从拘束、危险的关系逐渐发展出平等、稳定的男女关系的过程。当席勒被关押在监狱里时，纽泽尔始终是他忠实的支持者和帮手。然而，席勒在25岁生日之前为了伊迪丝·哈姆斯（Edith Harms）——一名门当户对的资产阶级结婚对象而抛弃了陪伴在身边四年的纽泽尔，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当时，席勒收到了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通知，这被猜测是他急于与哈姆斯成婚的原因之一。对于纽泽尔而言，在艰难度过这段分手之后，她重新积极地踏入社会并成为了一名护士。1917年，纽泽尔自愿前往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却不幸在感染了猩红热之后在当地去世，年仅23岁。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规模爆发，席勒在当时已经怀孕6个月的妻子哈姆斯去世之后三天逝世，年仅28岁。

埃贡·席勒，《瓦利·纽泽尔》，1913， © Vermittlung Christie's

席勒以纽泽尔作为模特为代表的诸多绘画中具有明显情色意味，而这些绘画之所以令很多人感到不安是因为艺术家在多个方面打破了传统。相比于作为男性欲望之下的被动形象，席勒笔下的裸女是开放并带有冲击性的。席勒常常让他的模特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然后让自己从凳子或者梯子上对模特进行俯视。通过略去绘画中主体以外的细节并从垂直的角度呈现画中仰卧的主角，席勒的绘画营造出了一种极其具有感官冲击的空间错位。画中主角与画布边缘形成的张力让观众不免担心画布是否能够承担得住画中的人物。即便在当今的标准看来，这些绘画也都赋予了画中女性在性方面不同寻常的权利和主动性。

埃贡·席勒，《穿黑色长袜的女人》（Woman in black stockings），1913， © 私人收藏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席勒并不是一名女性主义者。我们如今具有的性别观念经过了数十载的形成与构建，而席勒则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地点的产物。然而，与当时及其之后的很多男性不同，面对“恐惧”与“吸引力”这两个男性通常回应女性作为“他者”的标签，席勒选择直面并拥抱。因此，他画作中的女性总是映射出艺术家自我的摇摆不定以及对于性的直白追求。

埃贡·席勒，《穿蓝色裙子的半裸坐姿年轻女子》（Sitting young woman, half nude with blue skirt），1911， © 海牙市立博物馆

性究竟是一种超能力？还是说女性终将无可避免地向父权制度投降？伟大的艺术与时代连续不断的关联性便隐藏在这些问题之中——即不定性的解读，而并非简单套用理论公式。以席勒为例，在当下重新开启的讨论不仅证明了艺术家经历的复杂性，在此之余又持续在博物馆领域内外引发新的研究、解读和对话。若将席勒武断地断言为一名性侵犯者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忽略了必要的历史背景、拒绝了开启对话的可能性。（撰文/JANE KALLIR、Laura 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