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界的情侣艺术家-转艺术国际
发起人:眼镜兄  回复数:13   浏览数:4279   最后更新:2008/10/08 15:26:20 by guest
[楼主] 眼镜兄 2008-10-07 15:03:52
这个标题念起来很别扭,但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意思.优秀的男艺术家往往会得到很多女性的亲睐,而他们也乐于此,一些女艺术家更是对那些极具才华的男艺术家推崇备至.这样,在历史上通常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情侣.从历史来看,艺术家情侣的感情生活往往不能走到最后,女艺术家遭到抛弃的结果.而艺术史对对于女方的描述一般是作为男艺术家感情生活插曲而留名,完全忽视了她们在艺术上的成就.下面我就举这样几对情侣:法国雕塑家罗丹和雕塑家卡米奇,毕加索和摄影家朵拉.马尔,康定斯基和贾博瑞纳.芒特,徐悲鸿与孙多慈.
[沙发:1楼] 眼镜兄 2008-10-07 15:08:06
卡米尔和罗丹


卡米尔


罗丹
卡米尔和罗丹相互塑造了对方。罗丹把卡米尔作为艺术上的情人,脱离世俗的清凉剂。卡米尔因罗丹而焕发出绚丽的光彩,也因罗丹而黯然神消。卡米尔没有留下一件传世之作,而罗丹借助卡米尔的启发,留下了一尊又一尊杰作。女人是感情的动物,男人是情欲的奴隶。罗丹和卡米尔因为艺术而接近、相爱,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在于艺术理念的差异,而是生活态度的转变。罗丹不可能为一个女人独占,卡米尔却试图成为那个独占罗丹的女人。而事实恰与卡米尔的愿望相违,她只是罗丹生命中的过客,罗丹却是她生命的主宰。失去她的罗丹继续着艺术的追求,持续着已有的辉煌,而离开罗丹的卡米尔一天天陷入精神的深渊,直至颠覆毁灭。在罗丹那里,艺术先于爱情,而对于卡米尔来说爱情高于艺术.
朵拉·玛尔被认为与毕加索的关系非同一般,并一度被认为是其情妇。朵拉马尔于一九九七年七月穷途潦倒地在巴黎寓所去世。她曾是个颇有才分的摄影家和超现实派画家的缪斯,有过灿烂的青春和创造的前景。但她青春早已消逝,而创造也寥若晨星。她留给后人的是一些破碎的记忆--记得她曾是毕加索的情妇,一个被毕加索抛弃的妇人,在哭泣、忧郁和孤寂中渡过了漫长的岁月。她死后,毕加索的的“哭泣的女人”拍卖到百余万美元,她画的毕加索也以八十万美元卖出。但她守着和毕加索十余年生活遗留下来的残迹,在清贫中渡过了余年。那些爱情的片段却拍卖了约两亿美元。
[板凳:2楼] 眼镜兄 2008-10-07 15:13:17
孙多慈与徐悲鸿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安徽省寿县人,1912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祖居寿县城关东大街钟楼巷。其父孙传瑗(1893—1985)字蘧生,号养癯,原是五省联军孙传芳的秘书,后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著有《雁后合钞》五种五卷,《中国上古时代刑罚史》、《今雅》等书。母亲汤氏也任过女校校长。孙多慈姐弟三人,其排行老大。由于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学功底扎实,十七岁毕业于安庆女中。

  1930年暑假,孙多慈报考了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却没有考取,于是作为旁听生到艺术系随时任中央大学美术教授的徐悲鸿学画。她一开始作画就获得了徐悲鸿先生的赞赏。有时徐悲鸿还邀请孙多慈到其家中为她画像,有时也一同出去游玩,于是两人慢慢地就产生了感情,当时徐悲鸿已三十五岁,且已有一双儿女,孙多慈与徐悲鸿的交往自然会遭到徐妻蒋碧微的阻挠和反对。尽管徐悲鸿多次向其妻解释,说他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华,但是当时在蒋碧微的眼里以及在旁人的心中,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已远远不止师生关系那么简单。

  1931年夏天,孙多慈以图画满分的优异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正式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孙多慈除了随徐悲鸿学习素描,同时选修了宗白华的美学课,胡小石的古诗选,以及徐仲年的法语课。由于孙多慈学习成绩出众,又正式成为了徐悲鸿先生的学生,徐悲鸿对其更加器重和赏识,逢人便宣扬她的天才和智慧。由于徐悲鸿毫不隐讳,好事之徒再加以渲染附会,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便不胫而走。许多小报也绘声绘色,例如当时的南京《朝报》就不知登了多少有关这桩三角恋爱的故事。

  在校期间,由于徐悲鸿对孙多慈特别关爱,甚至有时上课时只教她一个人,如此一来使许多同学觉得自己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了侵占,便经常在暗地里对孙多慈与徐悲鸿进行埋怨、批评、指责,甚至一些难听的话也迅速在同学中流传。孙多慈原先住在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当时女生宿舍是禁止男士出入的,但是徐悲鸿却经常到宿舍去找孙多慈,也被好事者引为淡资。这些闲言碎语甚至诋毁嘲弄对于当时年仅十九岁的孙多慈来说,其每天的处境可想而知。后来孙多慈只好搬出女生宿舍,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房子,由她的母亲从安庆搬来与其同住。

  1933年1月,徐悲鸿携中国近代名家绘画赴欧举办巡回展览,孙多慈继续在中大学习。其间孙多慈与徐悲鸿书信往来从未间断,直至1934年8月徐悲鸿回国。

  徐悲鸿回国后不久,孙多慈—行几十人便在他的带领下到天目山与黄山等地写生。据说写生期间徐悲鸿与孙多慈可能由于久别重逢之故,很是亲密,一路上根本不在乎别人可能会议论,甚至还被一位云南籍的同学偷偷地拍到了一张二人在某山间僻处接吻的照片。写生回来之后,这些风言风语很快就被蒋碧微获悉,于是她怒不可遏地冲进画室去找孙多慈与徐悲鸿“算账”,甚至把画室里徐悲鸿绘有孙多慈的画也撕破了,当时的激烈程度毋庸赘言。

  由于蒋碧微的吵闹与同学们的纷纷议论,孙多慈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在中央大学再也呆不下去了。未及毕业,孙多慈便不得不匆匆离校,回到安庆女中任教。1937年日本侵华,1938年4月,孙多慈随她的父母避难至长沙,在那里又遇到了徐悲鸿。随后,孙多慈一家就被徐悲鸿接到了桂林。不久,徐悲鸿又设法为孙多慈在广西省府谋了一个差使。

  孙多慈爱徐悲鸿,徐悲鸿对孙多慈也很有感情,但是徐悲鸿因与蒋碧微之间的感情纠葛,却迟迟没有决心与其离婚。直到此时(1938年)孙多慈随父母避难至桂林,徐悲鸿才在犹犹豫豫中登报声明与其前妻蒋碧微脱离关系,并随后托其朋友沈宜甲先生去找孙父提亲。不料本来胸有成竹的沈先生却被孙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给撵了出来。孙家随即便收拾行装,没过几日就离开了桂林,远远地跑到了浙江丽水,在那里定居下来。不久孙多慈便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结婚,先后在浙江艺专、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校址在丽水碧湖)任教。
[地板:3楼] 眼镜兄 2008-10-07 15:25:05
闫平和王克举

女画家闫平

王克举
在他们的作品中显而易见就是热爱生活,注重生活,我认为这是做好艺术的前提也是必要条件。闫平画中有着女人独特的敏锐和感性,画家用厚颜色来表现自己的情绪,能感受到一种女人所擅长的抒情情调。包括王克举的摄影作品,都体现了很浓的人文气息。个人认为王克举的作品和闫平的作品都是在很主观的色调和很客观的色系中感受画家的心情。



闫平的画

王克举
[4楼] 眼镜兄 2008-10-07 15:33:30
中央美术学院 情侣
孙涛 叶楠


孙韬
算是当前相当当年轻艺术家,二人共同进入列宾美术学院进行深造,将那里的正统教育方法带到了中国。使我真正了解了俄罗斯的素描是如何画出来的。
他们两个人的作品其实也存在一些相同之处,就是黑白分明,尤其是叶楠老师的,她的作品《母亲》为例,一鲜明的黑白色调,夸张的造型,显示了母亲的伟大,她将孩子高高举起,仿佛在告诉每个人,她是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她来说就是她的一切,她让每个人共同分享她的快乐。








[5楼] 眼镜兄 2008-10-07 16:05:21
中央美术学院 情侣
刘小东 喻红


刘小东

喻红

当代前卫画家 他们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反映他们的生活。自我感觉他们作品带有一点无厘头的味道。
还是看看他们的作品吧。









[6楼] 眼镜兄 2008-10-07 16:09:11

“中国的萨特和西蒙波娃”——栗宪庭和廖雯

廖雯 栗宪庭:从“伴儿”到“老伴儿”
我们之间有一种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默契。其中弥散的温情、趣味、依恋,在漩涡中心历经风雨,历经岁月,依然依然。

美术界把栗宪庭和廖雯称为“中国的萨特和西蒙波娃”。

萨特说:我们先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然后分开几年,然后再在某一个地方相遇,这可以使我们彼此永不陌生,谁也用不着徒劳地企求对方的帮助,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割断这条连接我们俩的纽带。于是,他和西蒙波娃的协议续签了一生。西蒙波娃在《我与萨特》中说:如果我们拥有整个世界,那么有什么必要非得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不可呢?虽然我们人隔千里,但却心心相印,那又有什么可怕呢?

栗宪庭和廖雯虽然没有签一个这样的协议,但他们这样相处了十三年。他们都住在北京,他们热烈地相爱,但他们却各有各的家。廖雯说:“两情相悦想要持久,就必须保持独立的情感状态和生活空间,不能跟着他的情绪走,不能围着他的节奏转”。

起初,廖雯从理性上不能马上接受老栗做为“爱人”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关系,她一直叫他“栗老师”。

15年过去了。

已过不惑之年的廖雯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栗宪庭的情形。“那时《美术报》采取不坐班制,所以我到了《美术报》一个月,只是远远地瞟见过老栗几次,从来没有说过话。有一天我上班,《美术报》的门大敞着,我从门外就看三个女人(其中有两个都是身材高大健壮的)正在对着门的桌前说笑。我很想和她们亲近,手足无措地说你们都很高大呀,她们的眼神却很不屑。我正为自己如此笨拙而无地自容时,屋内阴影里有个温柔的男声说,你没看见这儿有对比吗?循声看去,阳光没有照到的沙发里,盘腿坐着一个男人,站起来果然很矮,他很温和地看着我,微微仰着脸,把我的尴尬顿时变成了窘迫,我知道他就是栗宪庭,正在准备结束一段婚姻。这虽是我和栗第一次正式接触,但之前我对这个当时小有名气的男人是有所知的。我不知道栗是不是记得这一幕,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一刻起就喜欢我,可有种感觉在我的心里流动了留下了,有一种模糊的喜悦产生。”

或许是老栗先动了心,他不好意思当面告诉廖雯,就偷偷写了好多纸条,写完了又不好意思给她,就把那些字条给仍到纸篓里,却被同事捡起来传阅了。当然,该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那时候他们俩很谈得来,好像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常常人家下班都走了,还在办公室里聊。有天晚上他们像往常一样聊天,俩人的桌子之间有大概三四米的距离,背对着,聊天的时候就都转过身骑在椅子上。“那天我还像往常一样,胳膊搭在椅子背上和栗说话,也不知聊了多久,天黑了,栗开了他桌上的台灯,一时间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在黑影中,黄黄的灯光柔和地把我们笼在了一起。我感到栗的表情变得有些羞涩,还没来得及细想,栗忽然走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在这之前,廖雯还没有跟别的男人有过这样亲密的接触,她没有想到两个人的关系有这样的本质的变化。感情上走到了这一步,但在接下来很长的时间里,廖雯不知道自己和他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她甚至在潜意识里回避这个问题。廖雯从理性上不能马上接受老栗做为“爱人”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关系,她一直叫他“栗老师”。

直到1988年冬天。“我父亲去世了。我理智地为他料理完后事以后,觉得自己好像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草,每天恍惚惚的,一时无法正常面对现实里的事物。那时老栗对我几乎是陌生人,也没有见过我父亲,但那个冬天,他用他厚厚的手紧握着我细弱的手,就这样牵着我,坐在离我家很近的地坛公园的长椅上,直到日落黄昏,不知多少回。公园里很冷,人极少,干枯的树枝像刻在昏黄的天空上。我语无伦次地讲述父亲的事,泪水被他的厚手擦了又涌,涌了又擦。那感觉烙在我的心底,很深,在以后很多艰难的日子里给过我支撑”。

廖雯说直到她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老栗的大厚手。

“1988年11月,《中国现代艺术展》的筹备会在黄山开,这就是后来历史性的“黄山会议”,近百个当代艺术家云集黄山,很有点像梁山好汉聚义。我做为《美术报》记者先去了,两天以后老栗来了,会议已经开了一半。他刚离了婚,心情极差,一直低着头不发言。有些知道我和老栗恋情的艺术家朋友,很希望我可以给老栗安慰,他们和老栗有着很深厚的感情。老栗当时的状态沉重而悲哀,我也和他一起沉重而悲哀着。会议结束后,有人安排一些批评家游黄山,我被安排和老栗一起,我想他们是有意的。我游泳的水平不错,但爬山的能力很差,黄山看起来秀美,实际上很险峻,刚开始爬不久,我就不行了,很想放弃。还是老栗想到一个方法,让我用围巾拴住他的腰,我抓住围巾,就这样他把我拖上了黄山。那年老栗38岁,我26岁,路上游人搞不懂我们的关系,以为是父亲拉着女儿,老栗觉得赚了便宜,心情也好起来。山顶很冷,那时我很瘦,临风一吹就透了,僵尸似的,老栗把他的活面棉袄的芯掏出来给我穿,他只穿着单布的皮儿。冻得够呛,我们也没好意思当众拥抱一下”。

起初,廖雯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和他在一起。但是老栗有离婚的痛苦经历,他不愿意。这个磨合时期廖雯说她很痛苦。老栗更痛苦。

在接下来的十三年的时间里,他们以一种极其特别的方式相处,他们俩是各有各的家,虽然是挨得很近,但始终没有走入婚姻包括同居的模式中。

廖雯说“我和老栗的相处方式,在很多人看来是前卫的、时髦的,但对于我则是我和老栗这两个个体之间的特别选择,这种选择有很大程度的自主,也有很大程度的迫不得已,并且是逐渐认同的”。

最开始的时候廖雯很想结婚,从来没有跟一个人那么亲近过,特别是在她快30岁的时候。但是老栗那时还没有从过去婚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不愿意再次走进婚姻。他有很多的道理,他觉得婚姻模式对他们两个不合适。可无论如何,廖雯从感情上无法转过弯来。毕竟还是在传统的教育里长大的,廖雯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和他在一起。廖雯说这个时期她很痛苦。老栗更痛苦。

离了婚以后,老栗对前妻和孩子有很多责任,还有很多良知的谴责。廖雯说后来她理解了,离婚对一个快40岁的男人,意味着整个生活规律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除了心里的波折外,还有好多具体问题。

老栗虽然离了婚,但是那时候孩子很小,才六岁。到周末的时候孩子的妈妈会带孩子来看老栗,遇到像开家长会什么的事儿,他们要在一起商量。廖雯说,每当和他们在老栗那儿碰到的时候,气氛总是很沉闷,四个人坐在那儿,都不吭声,都很痛苦,老栗尤其尴尬。“后来我想,如果我一个人走了,他们还是一家三口,可能会舒服一些,自如一些,对孩子也是一种感情的补偿。我就回自己家。后来的很多周末和节假日我都是自己过的。现在我成熟了不会觉得这样很为难,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份情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不能完全拥有,心里的酸楚是很煎熬的。”

最终,廖雯认为对于有独立意志的男女来说,保持各自独立的情感状态和私人空间,两个人才能相处得持久。

天天都腻在一起的日子他们也有过。最长的时间,一个星期,在她家,恩爱夫妻似的。

老栗喜欢做饭也很会做饭,挺温柔的。终于可以全部拥有心爱的男人,廖雯觉得很满足。但几天以后,就开始有些疲倦,甚至有些焦虑,因为两个人在一起除了亲近其他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老栗终于忍不住了,说:你说咱俩一天到晚的在一起,有意思吗?廖雯回答;你觉得没劲,我还觉得没劲呢,俩人在一起真误事。于是两人都笑了,于是老栗走了,回家各干各的,很愉快。这是好的时候。

也有不好的时候。“一个人情绪不好,两个人就一起陷落,很糟糕。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就是这样被老栗带着,他哀我哀,他喜我喜,疯疯癫癫的。后来我想明白了,日常两人之间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只是有的时候情绪不好,心里底子薄,承受能力差,如果两个人的情绪绞在一起,处在同样的状态,谁也无法承担谁。所以,两情相悦想要持久,就必须保持独立的情感状态和生活空间,不能跟着他的情绪走,不能围着他的节奏转”。

这是一般女人所不知道的。

这一段时间里,廖雯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独处的日子往往是孤独的,但正是在孤独中我发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即便是不干什么,我也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只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心,这是我自己需要。我和老栗的具体情况更让我觉得我们这样的相处方式是必需的。一则,我们都是容易感情冲动的人,情绪很容易互相影响;二则,我们的独立意志都很强,相互妥协几乎是不可能的;三则,我们是同行,又在旋涡中心,朋友、工作甚至生活圈子都是共同的,但以我个人的性格气质,我不能容忍他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不能容忍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廖雯认为恰恰是因为有距离他们才持久。从开始到现在廖雯没要老栗给她任何承诺,她觉得没有这种欲求和需要。廖雯说:“我可以对自己负责。就凭我和老栗的脾气,如果我们早早结婚了,180回婚也离了。不要以为我这种在现实里‘不要负责’的女人好对付,因为我在感情和精神上要求很高很多,我要一直保持一种如初的感觉和精神状态,其实这个要求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比什么都难”。廖雯觉得跟老栗的关系更像一种亲密的“伴儿”,很多时候,他们两个人躺在床上彻夜聊天,上天入地地聊,都不知道在说什么,聊到天亮了,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那感觉真好。

成功是拿你的健康,你的亲情,你的个人情感,以及很多私人生活的东西和社会交换来的。

在常人眼里,一个女人跟了一个成功的男人,好像占了很大的便宜。但实际上从个人情感上讲,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亏欠。一个人越有名,越成功,属于社会的东西越多,属于自己和亲人的东西就越少。这一点廖雯深有体会。“我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女人羡慕我。但我更知道,成功背后的代价——我们在社会上获取了多大的成功,在现实里就会有多大程度的身不由己。成功是拿你的健康,你的亲情,你的个人情感,以及很多私人生活的东西和社会交换来的”。

私人情
[7楼] guest 2008-10-07 16:09:56
水平參差不齊,情侶沒錯,有些人是不是藝術很難講
[8楼] 眼镜兄 2008-10-07 16:25:48
孙原+彭禹


《连体(与孙原合作)》 2000 ('对伤害的迷恋'展)材料:一个连体婴儿的标本、200CC艺术家本人的血。





《水族墙》 1998 ('镶嵌'展)
将70多只海洋动物活着镶嵌在墙里,展览开始时,它们还活着,观众看着它们在墙上死去。


孙原彭禹《披头士》

点击进入孙原+彭禹超级资料
http://www.art-ba-ba.com/ShowPost_zh.asp?ThreadID=4345&ForumID=8&Category=&lange=cn&pw=read
[9楼] 眼镜兄 2008-10-07 16:34:02
宋冬和尹秀珍艺术夫妇的平淡生活


尹秀珍

宋冬
宋冬和尹秀珍是一对艺术夫妇。熟识的人说他们肯定很累:"刚出国参加了一个展览,回来又参加了个展览,过几天还要走。连三岁大的孩子都寄到亲戚家了。"

宋冬活跃于中国当代艺术界。从1994年起,他举办个人作品展十五个,参与国际性群展近百个。有别于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当代艺术家的是,其一,宋冬从不急于给自己贴上固定标签,作品形式涉及装置、行为、新媒体、表演等,非常广泛;其二,宋冬往往不愿意给自己的艺术作品加上文字表述,认为这限制了观众个人的理解力。即使到了近几年,当宋冬觉得自己在艺术上的思考越发清晰,就越无法对自己的作品做出简单阐释。他称这种状态为"清晰的模糊",认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用最清晰的手段告诉观众一件指向模糊、多义、可以由多角度入手解构的事件。

当然,宋冬在作品上的"寡言"并不削弱他在艺术界内外日益形成的影响力。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口口相传的"江湖排行榜"里,他进阶前五名的频率越来越密集。还据说,一位时尚杂志的女记者去采访他,闲聊了一上午后,那名连杜尚是何物都语焉不详的女记者从此宣称自己成为"当代艺术迷"。宋冬何以对后进们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力?策展人左靖认为,宋冬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不使人心生恐惧"的当代艺术的另外一张面孔。

好吃的人

在宋冬和尹秀珍位于西单某胡同的家里,院落里有一块大石头。只要宋冬在家,每天中午,他就用毛笔沾上清水,在石头上写字,"爱写什么写什么,不能为人言的事都写在那上头。"宋冬说水写日记的创意来源于自己小时候,当时老写日记。有一天看到自己同学脸上流着血来上课,说是爸爸看了他日记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钳子拧他的嘴。宋冬觉得太可怕了。长大几岁,有一次看电视,说警察通过一本日记抓住了一个坏人,他一吓更是不得了,把自己的日记全烧了。现在,他总是用水写日记,再坐视那些关乎心灵的字迹逐渐消失,同时感觉着隐私与情绪被交付他人、被宣泄以及隐私与情绪永远被掩盖、被埋藏--两种背反的快乐。

"水写日记"原本是宋冬的一个作品。但十多年来,宋冬果真形成了"水写日记"的习惯,它变成了他家的一部分,他生活的一部分。"生活=艺术"这一观点贯彻宋冬艺术活动的始终。因此,他并没有尾随着中国当代艺术某些先行的痕迹,拐上一条幽僻、另类、血腥、拒绝接近的道路。相反,随着艺术观的成熟,他的作品越来越具有日常的平和气息。往往当观众带着友好、好奇甚至戏谑的情绪靠近他的作品时,他的作品已经得到消解。

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宋东的"吃"作品系列。宋冬曾经制作过一系列可以食用的当代艺术作品,次数之多,名声之著,以至于人们形成一个印象:有宋冬参与的展览上十有八九可以大快朵颐。宋冬把"吃"分为四个层面:首先是吃饱;第二是吃好;第三是吃本位,强调特别专业的味觉体验;第四种,则是吃境界,关涉"吃"在文化范畴的内涵。宋冬着手做"吃"系列是在1997年,当时他开始频频被邀出国,英语不好,但他"喜欢吃,有不错的手艺",在与他人的饮食交流中,他发现"吃"是消除语言障碍,使人们沟通的好途径。

有一次,宋冬在巴黎做作品,名为"吃盆景"。策展方要求作品必须保留至开幕后三个月,而且还得不变坏。经过调查,宋冬发现法国只有腌制的火腿肉可以存放那么久。于是他一面买了大量法国火腿肉,精心制作成一盆盆中国盆景。一方面向策展方要求第二笔制作费,理由是:开幕那天,人们可能把"吃盆景"全部吃光。策展方拒绝了这个要求,回答是:人们不会吃艺术品。宋冬说,同样的作品他曾在美国做过,观众全吃光了。策展人颇为高傲地说:"那是美国人的做法。"但事实证明策展人错了,后来"吃盆景"被观众哗抢一空。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圣保罗双年展上,为呼应"无主之地"的展览专题,宋冬用甜品制作了一副大型世界地图。在开幕当天,空着胃的如潮的人群在四十分钟内就让"世界"得以消失。"世界"弥散了边界,"无主之地"便始形成。

宋冬说,收藏艺术品有三种方式。一是观看;二是购买私藏;他更喜欢别人用第三种方式消解他的作品:吃掉,带到世界各地排泄四散。

"过一年,像过了几辈子"

宋冬从1988年开始投身当代艺术。和所有八、九十年代起步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一样,宋冬也经历了社会对当代艺术不理解、乃至敌视的那段时期。

1994年,宋冬的一张画卖了好价钱:一万元。他交了一千六百元的税后,拿所有的钱搞了自己的第一个个展《又一堂课:你愿意跟我玩吗》。在这场充满追忆、童稚、力图恢复儿提视野以置疑成年人评判标准的展览中,宋冬在地上铺了几万张从小到大用过的考卷,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读无字书。这个展览仅开幕三十分钟就受到查封,理由是:不严肃;不符合防火要求。
宋冬的亲友们也反对他成为"当代艺术家"。以前,他们都叫他"画家"。可94年宋冬开始搞展览后,他们就觉得他可能脑袋有点问题了。94年末,尹秀珍也做了自己的个展。于是人们就断定他们夫妇全疯了。宋冬的父亲痛心疾首。

宋冬说,现在当代艺术的外部环境当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从始到终,他都没评判过什么时候是"当代艺术最严酷的时代",人最可怕的就是为自己设置牢笼。宋冬回忆说,有段时间,家里很穷,没有地方愿意提供展览场地。他就在家里做,在大街小巷做。他做过一个名为《一壶开水》的作品,提着一壶开水,淋遍整条胡同,"不花一文地搞了艺术。"面对当代艺术圈所产生过的怨天尤人的说法,宋冬打了个比方来反驳,他说:"练剑不总是为了击败假想敌,修身养性才是最大的目的。"

虽然现在呆在国外的时间和在国内几乎一样多,但宋冬还是说,自己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在国内完成。和许多国际性艺术家一样,他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焕发着无法预见的活力与生机。"过一年,像过了几辈子"。

但更重要的是,他说,不是因为在中国做当代艺术好,而是因为在自己的家乡做当代艺术,最得心应手。

又独立,又相爱

人们要参加4月1日"索卡当代空间"的展览酒会,先得持一张仿真机票做的邀请函,弯腰穿过一条仿造机场安检行李带式的漆黑过道,过道外有两个神情严肃的人盯着可视屏幕监控着人群的一举一动。一发现"危险",他们就把"怀疑对象"请到检查台上,用衣物毛刷仿制的机场检查装置在该对象身上煞有介事地"扫描"一遍。而过道的左边,则挂着人们所熟悉的、机场禁止携带的物品的图标和告示,如:刀具、爆炸品、宠物……

这个名为《入口:连续的空间》的装置作品,出自尹秀珍手笔,力图表现在两个互换空间的边界,总会生成一些法规条律,人们总得准备好检查或者自我检查。实际上,长年飞行、四处参展的羁旅经验给尹秀珍的许多作品带来了灵感。她曾制作过一个系列作品,叫《可携带的城市》,用衣物折叠纺制出各种各样的建筑造型,摆放在箱子里。每个箱子代表一个国际城市。至今为止,尹秀珍已经完成了十七个箱子,代表她曾经去过十七个地方。

在这些象征城市的箱子中,据说,"北京"最为人所称道。与尹秀珍在其它城市走马观花的"外来人"身份相符合,其它十六个箱子里的城市造型大都是当地知名建筑物的堆砌。而"北京"造型仅仅由一条环行路组成,箱子里的声音装置响彻着尹秀珍所理解的"北京"的声音:后海边,老头们裂着嘴唱京剧,街边公共汽车缓缓开过,路人京腔十足的闲聊声时有入耳。

宋冬和尹秀珍作为艺术"同道",实际上罕以强调两人的夫妻身份。他们认为彼此都是非常独立的艺术工作者。2002年,他们才第一次举办了夫妻合展,而当时,他们都已投身艺术十多个年头。

那年是他们结婚第十周年。恰逢纽约前波画廊邀请他们办一次夫妻合展。宋冬和尹秀珍决定以"筷子"为题分别提交自己的作品:取"分则为单独一根棍子,合则成一双筷子"的含义,暗喻他们的婚姻状态。他们自设规定,即双方作品都要符合相同的大小、尺度,而材料、表现形式不限。事先,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作品。在整个制作过程中,他们互相保密,又出于对对方的了解互相揣摩彼此的做法。结果,宋冬做了一根铜制铁棍,棍体上标注:"金箍棒,定海神针,重一万三千五百斤",尹秀珍则做了一个布制的拉锁口袋,里面塞满海绵制成的日用品,如果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拿出来,又恰好可以把宋冬的"定海神针"装进去--百炼钢而成绕指柔,夫妻二人对对方艺术与生活的深刻了解使这个作品大功告成。

宋冬认为生活等同于艺术,而在尹秀珍口中,即使她谈论的是艺术,听者也会认为她仅仅在谈论生活。她说,在家里最穷的时候,她跟宋冬说,只要我们有饭吃,你爱怎么搞作品就怎么搞,我不反对。

后来,她做了很多针线缝制的艺术作品。她请她母亲来帮忙。再后来,有一次她带了她母亲和妹妹一起参加国际艺术大展,因为她们都是"艺术作品作者"。谈起这些尹秀珍就笑起来。相反,她不愿意评论她自己和宋冬的作品,只是说,宋冬做"吃"系列时,她觉得观众们有得看,现在又有得吃了,挺好的。

确实,宋冬认为"艺术等于生活"的观点,在尹秀珍那里,只怕会有进一步的修正。当谈及宋冬的作品中,尹秀珍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时,她想了想,说是《哈气》。宋冬做作品时是北京的冬天,户外气温零下七、八度。宋冬得光着上身,趴在地上不断呵气。

后来她又说,《印水》也是让她记忆深刻的作品。当时宋冬蹲坐在河边,朝自己身上浇水。气温只有十度,河水冷冽刺骨。尹秀珍就在河边为他拍照存档。

"当时哪里顾得上艺术啊!"现在她说,"只想他快点起来!心都疼死了!"


尹秀珍《武器》


宋冬《水寫日記》
[10楼] guest 2008-10-08 11:21:24
应该还有吧?大家都来8一下啊
[11楼] guest 2008-10-08 12:04:22
曹斐是和欧宁还是和那个印度人啊?
[12楼] guest 2008-10-08 15:26:20
MM做当代艺术很难.....我自己就不想找圈内人士,宁愿找个圈外人士,关键是能理解尊重女性就好,能理解艺术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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