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艺术调查局

策展式写作——走向精神的输氧

各位艺术界的朋友，列席的嘉宾们：

下午好！

     非常有幸在这样一次讨论会中和大家分享多年来作为策展行动者的我，关于以策展为方法所进行的一些人文艺术批评工作。在这里，我是一位涉足当代艺术理论研究及艺术实践的晚辈，面对几十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之面貌学识甚浅，随然怀着十足的干劲和对艺术的热情，可内心十分清楚，未来的工作仍充满艰辛。

     面对当下中国艺术批评的现状，年轻的笔者并没有比在座各位前辈少几份焦虑，多几份乐观。相反，沉重的现实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及不安。回看历史，任何文明的发展史仿佛是各种人类社会进化系统模式竞争的历程，和假想敌间的来回操作，最终把我们带到了后现代的情境之下。

这是一个全球消费模式的王朝，娱乐至上的信条可以将一切都转化为利益买卖和资本转换。我们的批评行动就在这里发生了危机。讯息媒介的发达让我们方便却也让我们空虚。没有态度的呈现夹杂着娱乐式的精神按摩，如同每个人都在无数次的被闪光灯频闪之后，留下主体性的空白。消费娱乐的时代让我们的知识生产和一切非知识的快感一同都活不过24小时的生理记忆。相反的是，我们无奈的因为近期的“红蓝”八卦事件来“蹭上”了大家对色彩和抽象主义间的艺术话题讨论，一切仿佛在等待娱乐的班车来拯救批评的有效。时代对知识和批评的需要完全取决于娱乐性和消费兑现的可能性，整个时代让人们陷入精神的缺氧。

这种信息化消费的结果最为直接的导致是人们开始对文字力量产生了严重的感知缺失。阅读被刷图取代，类似抖音APP的睡前洗脑，取代了睡前阅读，眼睛直接链接大脑的娱乐高潮，使得文字所需要的“感官联盟”丧失了思维的主动性，最终作为崇高和权威的文字载体——宪法，其感受力同样也成为了某种麻木，我们和文字的力量渐行渐远。

刘佳玉 《PAGAMI》

有机玻璃、全彩二极管、油性纸、舵机

数据来源：2016香港雾霾数据

刘佳玉 《Within invisibility》

有机玻璃管、全彩二极管、柔性电子风扇、舵机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40个城市的风力数据

批评的困境是复杂的，我们和文字的微妙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批评写作的能量、艺术市场资本的介入、批评写作个体的生存环境等都让情况不容乐观。但批评写作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会折射洞口的光，带我们找到某种方式去切入当下的文化生态，策展作为一种写作的方式在我看来也许就是这些光束之一。批评写作是一种知识的生产和输出，其反向来说也是对写作主体的自省与逻辑构建，它是对问题意识核心的疏导、拆解、构造、排演、拓展。如果说主体在写作中得到了认知的重塑，那么批评写作本身仅是诸多输出形式的一种。策展或许作为某种媒介成为了另一种可能性。我们始终强调批评写作本身的态度和问题构建的指向性，但作为策展的写作，可能更加强调批评写作思维的流动性。面对当代的艺术问题，势必带来的是当代社会性的问题，我们的批评伴随的问题的生产，一方面依托的是复杂的文本化素材，而一方面要构建一种论述和尽可能缜密的逻辑标准。我们在面对当代的作答之时，不仅仅有历史的问题，也有着当下的问题，两条时间线索牵扯的问题错造在一起，让批评写作并不是强调某种创造性，更可能的是一种呈现性。策展的意义则是在呈现过程中让批评者主体在携带着问题意识背后的文本同时，开设出多样的知识链接终端，让展览本身成为一种思考的场域，有助于接近生产有效性的最大化。

  林芮襄 “我的困惑 隐没在细枝之间”个展现场

策展作为批评写作的某种方法论，当然是一种以实践的方式作为验证理论的手段，但如果这只是唯一的目的，我想可能让策展陷入了一种狭义的模式。包涵着批评写作的内容，作为行动中的策展更应该是批评写作中，思维有效的流动方式。它本身就是一种别于文字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我们邀请了艺术家共同参与，构造展览作为媒介共同体的存在。艺术家的作品是其立场和问题意识的写作，这种写作通常平行于策展人写作，但在策展行为中的场域下发生了交集，相互带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排演，艺术家和策展人同时以经验和理论为方式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共谋，这种共谋下的产物即为展览。在前提性真实的状态下，这将成为面对社会价值的有效性表达。一场关于展览的批评写作是否丰满，或许在于两者在“骨”和“肉”紧密塑造之中。但事实的策展写作中我们却发现，艺术家的作品和策展人的理论构架存在着某种更为疏离的关系。一种是“骨肉分离”的状态，两者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立体空间中形成为了某种无关痛痒的失联性奇观。另一种则是驾驭型关系，策展人对于展览的欲望形成了驾驭艺术家而完成某种写作的利用关系，作品是一种素材，诠释或转译成了策展批评的实质。我想这些都是策展式写作方向中的无效性，同时也失去了某种对于公众知识生产需要上的价值。谈到有效性和价值，和批评写作的文本一样，我们不能逃开的是阅读者作为公众的角色。在展览中则是观者的参与。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先生在《作者之死》的态度中表明了写作者前后身的关系，也阐明了作为读者的权力。

在展览中，面对看不见的“写作”，我们能够给观者带来什么呢？其中还是有一个关于作者“霸权”的问题，是否可以存在于展览的建构来自开放和多元的感受力呢？弱化策展人及其展览“制造商”们那种过于急切的“给予”的姿态呢？观者是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消费者，更不是被生产之象所进行的奴役者。他们的参与来自经验的反馈，并不排除任何形式及内容的反馈，所有的客体的参与都是某种状态的实在，是我们触及现实的有效回应。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接纳真实的现场，而不是伪造的答案。观者或许也是我们策展写作的文本续写者，这种反复咀嚼的过程将带来的是当代艺术和社会思想介入当下语境的最好方式。

谈及观者，我们需要保持的是策展人的清醒头脑，消费时代的社会文化生产机制同样会进入到展览的生产之中。展览的有效性和社会价值不单纯的理解为观者及公众需要看什么样的展览我们就要从中批量生产展览。观者的指向背后不是“人”为群体的指向，更多的是资本和消费本质的指向。面对这种指向的展览进行“写作”，如同八股文式的文章，没有态度的批评。往往在这里，我们陷入的是针对当下对体验性展览的娱乐诉求。最后一些酷炫的科技、迷幻的视觉效果、奇观式的展演中为公众提供了精神上的“按摩”。“按摩”的本质是舒坦了身体，却停顿了思维。展览作为商品存在于后现代主义的命理之中，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那么不奢求所有的展览存在意义都在于知识的生产及艺术者的行动，但至少作为策展式的写作，我们的目标不是给他者精神的“按摩”，而是在这个文化缺氧时代里，对他者的“输氧”。

此外，我们反推策展写作的源头，从策展人的理论世界出发，也颇有现状下的问题——文本化的理论游戏。艺术批评的写作和策展理论的运用往往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创造者，他们的生产依托于大量的文本构建。作为翻译者也好，重塑者也罢，我们都要切实的为写作前台的问题找到一个合理的支撑。在这里，策展人的策展写作总是希望能够做的更好，但往往他们容易陷入到理论框架内的自我游戏中去，在这种游戏中找到了某一个假想的问题而投射到展览实践中，希望展览的立体叙述能够诠释背后的理论写作。往往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带来的就是展览的“自娱自乐”。我们越是说不清楚一个问题，就越想用更多的理论去说这个问题，所有的文本都只是没有“消化过”的原材料，它们看似玲琅满目，但和假想的问题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和我们切身的社会实际问题更是南辕北辙。在这样的展览里，我们的策展写作者不仅不是很好的翻译者，也不是很好的重塑者。以这样一个检索者的身份更加会输给人工智能化的展览制造。最后我们还会发现，在这样的展览中，艺术家、艺术作品、批评家、策展人都相互不太对位，格格不入的别扭感其实正是这景观化“学术”展览带来的经验感受。回过头看，策展式写作过程中，我们的独立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启发点，围绕这样的问题意识采取的行动是将文本化切入的准确和对位。文本是方法，它不凌驾于我们的行动之上，也不能超越写作和批评者主体的诉求，拒绝文本奇观就如同拒绝批评写作中那“不明觉厉”的词藻美学。保持这样的态度将有利于回归策展式写作的有效性及社会价值。

无论是从展览本身两端任何一处进行策展式写作的推演，都会遇到相关的危险需要我们的警惕。回到我们开始提及的话题，对于批评写作本身的危机来说，策展式写作可能在如今的后现代文化局面中，更加容易的到观者体验式的经验。我们每个个体在这个全球资本大机器中被拨动、悬置、使用、操控，作为日常缺失的经验补偿，这种补偿可以是精神的按摩，也可以是救活个体思考主动性的氧气。为了“造氧”，我们并不能用跳到资本的对面向公众喊话的方式，来界定我们的清醒。艺术的策展已然是在一个资本运作中进行写作，那么借助于资本的方式，策展人的主观能量还需要更多的当代艺术体系运转环节上的完善来进行支撑。其中我们的艺术学院、美术馆、艺术机构、政府等如何提供自己的平台和资源构建一个良性的机制，为策展写作提供更好的环境。虽然，每个环节都有其各自的作用，但在当代艺术这个同一语境下，策展作为批评写作的另类存在反而言之都将刺激各个环节的发展，前提是策展所必须的价值得到激发。回到个人的策展想象之中来，当下的社会语境最不需要的就是景观化的各类文化事件，越有景观效应越成为一种催眠化的行为。反之，策展式的行动批评应该更加直接的制造一些“刺痛’感，来唤醒无时不刻都有可能进入梦境的娱乐游魂们。“刺痛”他者使其保持哪怕短暂的清醒，首先要做到的是策展者自身的艰难与“疼痛”。保持行动者的独立和思考并不是想象中的轻松，请不要作疼痛的伪装，那样并不能带来什么历史性的反馈，借助于伪装的批评，最终也留下不了任何的印迹。

中国人的基本艺术理论都从艺术和生活的二元论讨论开始。现在“生活”的主动性已经消费殆尽，我们用艺术的行动和资本的力量来争夺生活的真实场域。在这场博弈中，我们的策展写作也不幸走入到了某种固化的状态。白盒子空间内，本来入侵公共空间，改变我们生活现实的载体，自身出现了瓦解，被消费。我们的策展实践需要在工业4.0的时代增加自我反思的力度。在这次自省中，我们是否到了放下策展人、艺术家、批评学者等这些无用的身份外壳，或许在赤膊上阵的实践中，不断排演和突破固化的展览模板，这样写作力量可能在策展的生产中才显现的更为有力。务实的看，我们的策展批评并不可能直接成为一本颠覆性的圣经，谋求英雄般的结局。首要任务还是颠覆“隔靴搔痒”的按摩，为生活的“缺氧”者输送氧份，先保留主体的意识，才有更多相信艺术的共谋者，加入行动的批评中来，给未来的世界留点悬念。

文  宋振熙

——为武汉美术馆举办第四届青年批评家论坛并与会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