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离开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英国温莎，2018年5月19日，图：Neil Hall/路透社

那些有抨击君主制倾向，并对新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进行尖刻批评的进步人士可能错失了要点。

关于英国最近的皇室婚礼，左翼的批评是对的，但批评的理由是错的。他们承认，梅根·马克尔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她是女性主义者，也是混血儿——但他们反对受人们称赞（如果我们忽视少数抱怨浪费纳税人的权的声音的话）的那种君主制的形式。

这些批评者没有觉察到的是，这个形式本身——这个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把一个共同体关联在一起的盛大的公共仪式——的解放的维度。要解释这点，我们应该回到德国浪漫主义的关键人物，诺瓦利斯那里去。诺瓦利斯一般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保守主义转向的代表人物，但他的立场，要更矛盾得多。

诺瓦利斯

君主制是共和国的最高形式。“没有共和国就没有国王，没有国王就没有共和国”。

或者，引用内森·罗斯(Nathan Ross)的总结：“衡量共和国的真正标准，在于公民亲历的，与整体（他们就生活在这个整体之中）之理念的联系。少数人创造的统一，只是强制而已。/…/统一的因素，必然是感官的，是风俗的整全的人格化身，这个人，使一种共同的认同成为可能。对诺瓦利斯来说，对于共和国这个理念来说，最好的、起到这个作用的中介因素，就是君主。/…/尽管制度可以满足我们的智识，但它却使我们的想象变冷。一个活生生的、呼吸着的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能够更加本能地拥抱的，与我们自己的存在相关的象征。/…/共和国和君主的概念不仅是可协调的，而且是相互预设的。”

猜谜游戏

诺瓦利斯要说的，不是像社会认同不应该仅仅是智识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对《大众心理学和自我分析》中也提到过这点）那样的陈词滥调。

相反，他的论证的核心在于，政治代表的“表演”维度：在代表这个真实行为中，人们不单单是通过一个代表，申明了他们想要什么，相反，只是通过代表这个行为，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想要什么。

所以，诺瓦利斯认为，国王的角色，不应该是给人民他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是拔高人民的欲望，为人民的欲望提供尺度：“‘政治的东西’(the political)，或者说，把人民绑定在一起的那股力量，应该是一股给欲望尺度，而不仅仅是诉诸欲望的力量。”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洞见：政治不仅关乎追求个人的利益。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政治也关乎提供一种关于共同体认同的想象，这种想象，定义了（衡量）我们利益的框架。至于那种显见的指责，即希特勒（更不用说斯大林了）也搞过这样盛大的仪式，我们也绝不应该忘记，在组织宏大的纳粹行动的时候，希特勒实际上是复制了（当然，也改变了）社会民主党和G。C。D搞的公共事件的形式。所以，与把（诺瓦利斯的）这个想法斥为亲法西斯的思想相反，我们更应该去寻找其左翼的前例和联系。

我们也不需要跑多远。只要想想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在彼得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上演的《冬宫风暴》就够了。数万名工人、士兵、学生、和艺术家加班加点地工作，靠荞麦粥（难吃的麦糊）、茶和冻苹果过活，在三年前事件“真实发生”的那个地方，为演出做准备；而协调他们工作的，则是军官，和先锋派艺术家、音乐家、和导演，从马勒维奇到梅耶荷德。

尽管这是演出来的，并非“现实”，但士兵和水兵们扮演的，却是他们自己——他们中有许多不仅亲身参与过1917年的事件，而且同时还亲历了席卷彼得格勒近郊的内战，当时彼得格勒被包围并深受食物短缺之苦。

当时的一个人，是这样评论那次演出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记录下来，在最血腥、最残暴的革命之一中，全体俄国人是怎样行动的”，形式主义理论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则指出，“某种基本的过程正在发生，在这里，生命的活的构造，变成了戏剧的东西。”

这不是演员为公众做的表演，而是这样一种表演：其中，公众本身就是演员。

因此，我们应该不顾廉耻地肯定激烈地融入社会体这件事情，肯定这样一种会让所有好的老自由派因为其“极权主义的”烈度而感到震惊和惊叹的共享的、仪式性的表演——这也是瓦格纳在《帕西法尔》的第一幕和第三幕结尾的宏大仪式场景中力图企及的那个东西。

和《帕西法尔》一样，我们也应该把德国硬核摇滚乐队战车的盛大演唱会（比如说2005年7月23日在尼姆剧场那一场）称作——就像瓦格纳称呼自己的《帕西法尔》那样——Bühnenweihfestspiel（舞台祝圣祭祀剧、剧场庆典节日剧），它是集体性肯定自己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