ÅYR:没有地址的房子
发起人:colin2010  回复数:0   浏览数:137   最后更新:2018/05/10 09:52:06 by colin2010
[楼主] colin2010 2018-05-10 09:52:06

来源:艺术界LEAP 作者 路易斯·戈维拉


在2017年于阿姆斯特丹举办的荷兰艺术节中,博物馆区的公共空间有两件作品以“居住”、“家庭”和“房屋”为内在联系呈现给城市居民:ÅYR的《我宁愿在外面》为一系列3D打印的混凝土部件组建成的房间内部架构,每一个部件都由一个词汇组构而成,来自于策展人哈里·伯克(Harry Burke)的诗句。而玛莎·罗斯勒重现了1989纽约时代广场街头的广告牌作品《居住是一项人权》,警告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的激增。本文描绘了《我宁愿在外面》的创作实践背景,讲述了在缺乏活动空间的阿姆斯特丹,这件装置作品如何身处不提供任何庇护可能的开放的博物馆区域,开放给所有人,在微观上重建了城市居民现有的“休憩地景”。


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

《居住是一项人权》,1989年

2017年荷兰艺术节现场,博物馆区公共空间,2017年


I

我的衣服沾上了一种气味,来这座城市旅游的人们身上都散发出合法大麻味儿,我算是添砖加瓦了。卷烟纸贴在墙上,遮住了墙面,胶纸上留下了DNA。像是“酷儿”的教授走进了世派克酒吧,他的眼镜片上反射出70年代的色情画。一只被惊吓到的天鹅嘎嘎地叫着穿过冯德尔公园。艾沙·根泽肯(Isa Genzken)在罗布的地下室里买了一个橡胶马球。如果你觉得这段文字是猫途鹰网站上关于阿姆斯特丹的点评,那么也不是完全不对。

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状态造就了一种被遗忘了的公共空间的历史。虽然固有的摩擦冲突已经在新自由主义的城市被系统性地去除了,不过依然可见,还是能感受到,砖铺的街道、桥梁以及运河始终让你置身于城市网络的迷宫之中。这座城市实在太紧凑了,想要把床架从前门搬进房间也完全不可能。一位优步司机告诉我,大部分房子都在房顶上架设了一套滑车,可以从窗户把家具搬进去。压力总是能找到出口。

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战后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规划理念注重围绕汽车构建基础设施,随之而来的后工业时代的逐渐衰落却早就了自成一体的新设计理念。汽车在与行人的争斗中渐渐处于下风,轮子被系统性的排斥,双腿成了优先选择。在阿姆斯特丹的城市中心,淡淡烟雾笼罩下的博物馆广场像是被横穿国立美术馆的交通繁忙的道路分割开来的一片高原。1990年代,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聘用了设计过巴黎拉维莱特公园的著名斯堪的纳维亚园林建筑师斯文-英格瓦·安德森(Sven-Ingvar Andersson)把塞满汽车的道路重新恢复成18世纪的那种仅供行人通行的公共草坪。这在其他地方也许是通行的规范,不过在阿姆斯特丹却是特例。

博物馆区,阿姆斯特丹


II

《旧约》讲述了巴贝尔人的故事。他们想建造一座通天塔,直达天堂。上帝因为他们的骄傲惩罚了他们:混淆了他们本来相通的语言,使他们再也无法互相理解。

我们本来打算完成欧洲第一栋由3D打印混凝土建造的房屋,一栋全尺寸房屋的外部结构。在本世纪初,当代的想象创造出了一种机器,我们可以用它打印建筑结构部件。打印而成的房屋就像是某种文化错觉,一次又一次地被当作解决全球居住危机的理想方案,然而,想象一架解决问题的机器可比组建建筑公司容易得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些想象开始在网络上出现。一家叫做“盈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中国公司率先实现了打印房屋,那是一栋典型的斜屋顶房子,它的建筑结构像是一名糕点师与一名工业梁架制造商相遇之后的产物。

我来到了上海,希望实现预制建筑方法的美妙梦想。我没有找到。不过,每个人都提到了改装集装箱的实用方案;每一家建筑公司都在网上打广告说他们能够建造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提到的那种3D打印房屋:要么需要我交一笔钱,工厂才能开始制作打印房屋的机器,要么从来就不回复我。

玛莎·罗斯勒

《居住是一项人权》

纽约时代广场,1989年


技术进步背后的“诀窍”在于夸下海口。新的乌托邦总是先被描绘出来,直到恰当的投资进来使之成为现实。持续的梦境就像是某种软性的影响。我们放弃了中国公司,转而找了一家荷兰公司。布吕伊(Bruil)是一家建筑公司,与其他许多类似的公司一样,在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决定投资新技术。不过他们并不是研发适合建设经济适用房的3D打印技术,而是朝着制造高端奢侈品的目标迈进。他们还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完成着色混凝土打印的公司。

起初那个建造欧洲第一栋混凝土打印房屋的雄心变成了为实现项目真正目的而服务的“特洛伊木马”,发展合乎道义的技术与追求利润和曝光度的更为隐秘的叙述由此分开。

ÅYR

《我宁愿在外面》,2017年

3D打印在地装置

2017年荷兰艺术节现场,博物馆区公共空间,2017年


III

斯文设计的博物馆广场试图重新唤回消费城市居民所处环境的本质:一片不提供任何保护的行人广场。没有树篱的公园可没什么意思。没有任何东西为你遮风挡雨,除了国立美术馆、市立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和音乐厅的房檐和它们的内部空间。草地是无目的活动的联结。这里人群活动的缺乏只不过被城市空间的过度使用所掩盖了,只不过是对抗拥挤不堪的城市中心的小小反动罢了。城市带来的愉悦感与其空间的大小等同。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建筑设计,设计师就像是编舞,公共空间经由他的手被重新表达,重新聚焦于城市当时的发展趋势。现在的秩序就是未来的无秩序。

我们无处可藏,我们用一道道矮墙中断了广场的连续平面。机器制造的矮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相同的词汇,被制作成长凳和平台的它们构成了户外房间的混凝土诗句。

这些房间像是迷宫一样,代表了生活在欧洲各国首都的创意人士的卧室标准尺寸——换句话说,都很小。

2017年荷兰艺术节现场,博物馆区公共空间,2017年


没有弥诺陶洛斯守卫的迷宫是什么?


这些“房间”构筑了一栋房屋的结构蓝图,不过并没有变成真正的房屋,不是属于谁的房屋,它不属于任何人。然而,要求产权、使之分离、占据地盘并且标出界线的渴望是我们的动物本性之一,永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被剥削利用。诗句的词汇制造了公共场合的约束。突然的放声大笑、打盹、家庭聚餐——好像本是在家里出现的一幕却被截取出来公诸于众。边上放着的鞋就是隐私的能指符号,几乎与建成一半的房屋没什么关系。词汇裹挟了家庭和个人,为他们在愈发细分的城市里带来一种场所感,这座城市想把没有资本的人都撵出去。想要在城市里放松,想要享用它的游乐场,就不能朝九晚五地工作。这就是休闲或者家庭生活休憩的地貌。撤退必须变成进攻,面向活着的废墟。被城市居民占据的沟壑与坑洞要被填起来,他们的空间一直越来越少。

ÅYR

《我宁愿在外面》,2017年


文 | 路易斯·奥尔特加·戈维拉(Luis Ortega Gov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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