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可以改变世界吗?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0   浏览数:295   最后更新:2018/04/14 20:09:07 by 橡皮擦
[楼主] 橡皮擦 2018-04-14 20:09:07

来源:界面 文:Joanna Mendelssohn


艺术家是罪恶的目击者,并且让观众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所处的世界。

《人流》剧照。图片来源:IMDb


1936年,德国画家卡尔·霍费尔(Karl Hofer)的一幅画高度浓缩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艺术家的两难窘境。卡珊德拉是一位希腊神话中阴郁冷漠的特洛伊公主,她天生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因为被阿波罗诅咒,预言从未被人相信。2009年,《卡珊德拉:灾难的预言1914-1945》(Cassandra: Visions of Catastrophe 1914-1945)在德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从那以后,这幅画传达的信息便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期展览囊括了上世纪20年代以来德国的一些一流文艺作品。知识分子(尤其是艺术家)把自己预见到的未来留在了作品中:纳粹统治下噩梦般的生活将会成为常态。当时一些人相信了他们的预言,离开了德国,而大部分人则要为自己的疑惑买单。“那些精彩的柏林卡巴莱歌舞能拖住希特勒登上权力顶峰的脚步,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功勋卓绝。”英国喜剧演员这句尖锐的讽刺常常被后人引用,以佐证在甚嚣尘上的暴政统治面前,艺术只能是徒劳无功。

然而艺术家还是不厌其烦地挑战人们既有的认知,试图唤醒世界。在我们的年代,艺术家是罪恶的目击者,让观众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所处的世界。

艺术无用?

19世纪前,战争大多被描绘成英雄主义高涨的冒险,死亡光荣而高贵,甚至,似乎并不会伴随着流血,直到《战争的灾难》的出现。戈雅在画中将拿破仑的恐怖征伐、对西班牙造成的重创展露得淋漓尽致。于是,个体在军事强权的淫威下遭受的痛苦终于通过戈雅的画第一次暴露在世人眼前。在此之后,战争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被看作英勇的冒险了。

弗朗西斯科·戈雅《战争的灾难(1810–1820)》系列版画18号:埋葬他们,保持沉默。图片来源:Wikimedia

一百年后,奥托·迪克斯(Otto Dix), 这位曾经在一战中自愿参战,并且因为在西线战场的表现被授予铁十字勋章的德国画家因为自己在1924年创作的版画系列《战争》(Der Krieg )而被纳粹怀恨在心。迪克斯有意模仿了戈雅的风格,将自己对战场上最强烈的恐怖回忆刻在铜版上:战壕里鲜血飞溅,和泥土混杂在一起;精神失常的人如无头苍蝇般四处游走,罂粟花在逝者的头骨上怒放。

迪克斯尖锐的现实主义艺术和当时崇尚“战死光荣”的政治宣传格格不入。1923年,他的作品《死亡战壕》(二战期间被毁坏)一完成就遭到了纳粹党的强烈谴责,称其“削弱了国内战备所必需的动员力量”。实际上他就是当时的卡珊德拉。

奥托·迪克斯版画《冲锋队》


一战过后,迪克斯的剧烈反应也给后来关于战争及其结果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启发,其中包括本·奎尔蒂(Ben Quilty)和乔治·吉托斯(George Gittoes)的作品。作为澳大利亚的官方战争艺术家,奎尔蒂的《阿富汗过后》系列中描绘了在无用却一直持续的军事行动中,从阿富汗归来的士兵们所承受的无休止的创伤。

奎尔蒂和吉托斯的艺术作品让卷入战争的个体感同身受,但要改变把他们带入暴力冲突的政策,可能性微乎其微。澳大利亚军队依然固守着国家传统:搅合到他国的战争中去。

本·奎尔蒂的油画作品《S上尉:阿富汗之后》(2012) 收藏于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要说将无用的艺术作为抗议的武器,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所有作品里最有力的实证,这幅画是为1937年法国巴黎世博会的西班牙馆所创作的。1937年4月26日,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为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弗朗哥将军占领西班牙,轰炸了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毕加索很清楚自己继承了戈雅和迪克斯的争辩传统,在《格尔尼卡》中展露了他不加掩饰的悲痛。

《格尔尼卡》画幅巨大,饱含激情,故意集结了细线条,参差不齐的黑、白、灰色块。在80年后的今天,这幅画依然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1938年,为了给西班牙筹集资金,《格尔尼卡》被运送到英国曼彻斯特,钉在一个废弃汽车展厅的墙上。尽管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而来,这次展出对于战争进程却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英国政府拒绝介入。1939年,凯旋的弗朗哥法西斯政权接过权力,一直统治着西班牙,直到1975年去世。

二战的几年间,大量《格尔尼卡》的复制品挂上了世界各地的教室内墙,传达着强烈的反战信号,直到美国轰炸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时代,它依然作为反战标志成为时代的记忆。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在1937年巴黎世博会上展出。图片来自Wikimedia


作为目击者的艺术

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这个我们时代的巨大危机,已经开始和社会政治因素一并,牵动着饥荒和战争。自然灾害带来了全球性的大规模难民迁徙,这样的大离散正是本次悉尼双年展的主题之一。

双年展七个展区中的三个都以艾未未的作品为主打。近年来,艾未未的创作主题转向了全球数百万绝望的难民。他的巨型作品《行之道》(Law of the Journey)就引起了那些在救生筏中、搁浅在地中海岸边的难民的共鸣。明知自己的造访得不到欢迎,人们还是尝试着偷渡到目的地,有的人在路上溺死。许多人沉没海底,为的是逃避将来的另一种可能性。艾未未在他巨大的救生筏中放入一堆没有面部特征的充气“难民”,令船上拥挤不堪,观众也能对难民的大逃亡感同身受。

艾未未《行之道》,创作于2017年,强化聚氯乙烯材质,铝制边框。艺术家供图


《行之道》被搬到悉尼鹦鹉岛的动力博物馆的凹形建筑里毫不违和,但它最初是一件场域特定的展品,展出于捷克布拉格国家美术馆。捷克斯洛伐克,原本是一个往世界各地输送难民的国家,现在成了难民的目的地。救生筏船底印有题词,展示人们关于造成这样的全球性悲剧的各种评论:从疾呼的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从和自己不一样的他和她身上认识自己”——到捷克文学家总统、国家英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1979到1982年,哈维尔在狱中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给妻子奥尔加写信。“现代人的悲剧不在于对人生的意义认知越来越少,而在于自己越来越漠然。” 哈维尔的观点在这里尤为受用。

放置在Artspace展馆的姊妹作品则有些晦涩朦胧的味道。一个巨大的水晶球躺在褪色救生衣堆叠的床上,被丢弃在莱斯博斯岛海岸。它传递着这样一个暗示:我们的世界走到了十字路口。在危机时代,政府和人民都得思考要如何决定未来走向。

艾未未执导的电影《人流》展现了当下的危机。最早作为悉尼双年展的展映项目,在悉尼歌剧院放映,现在已经面向大众公映。

平静的地中海,开阔壮观的远景。镜头拉近,橡皮救生筏上载满了穿着橙色救生衣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挤破脑袋想要进入梦寐以求的欧洲大陆。

莱斯博斯岛海岸岩石遍地,人们在岸边帮助海上来客。一位乘客预告着即将到来的救生筏,还有他的恐惧,他担心因为岩石的缘故,自己可能到不了目的地。太多人死在了海上。视频中油田在燃烧,浓烟如巨浪翻滚,其中竟有种令人惊惧的美,这是ISIS给摩苏尔留下的遗产;沙尘暴异常壮观,席卷着非洲土地,气候变化依然在将越来越多的人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马其顿、法国、以色列、匈牙利和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交相呼应。电影中介绍,当下世界上大约有6500万难民,在未来的20年中,他们大多数都会流离失所,找不到一个长期的住处。战后欧洲曾经带给这些难民希望的伟大的人权计划,也以带刺铁丝网、催泪弹和海上沉溺的死者告终。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对问题过分简单化的回答只能制造灾难。在过境上阻拦难民,或者是把他们遣返到不安全的故土只能带来更多的长途跋涉,或是更多淹死的亡灵。另一边,ISIS和它的后继者招兵买马,靠的正是这些绝望的年轻人。但凡对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抱有希望,人们就不太可能成为背着炸弹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者。

《人流》认为,最终应该为难民问题负责并且解决问题的,应该是那些自以为不需要适应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的总统和政客。

文化桥梁

双年展的一些其他作品的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也许更加委婉。上世纪70年代以难民身份随着大逃亡浪潮离开越南的蒂凡妮·钟(Tiffany Chung)的作品也来到了Artspace艺术馆。她用针线一丝不苟地绘制出一幅刺绣作品,标记了越南和柬埔寨人民逃难的行船轨迹,同时配上相关事实,介绍了当时的逃亡者如何像今天一样,忍受着他人的质疑。

蒂凡妮·钟再现了大逃亡历史:行船轨迹和最早建立避难所与居留地的国家,2017,刺绣
供图:蒂凡尼·钟、纽约泰勒·罗林斯美术馆


蒂凡妮·钟而今在美国和越南生活。对难民敞开心扉的国家也会从中获益,最终冲突会迎来和解。人们常常期待艺术能让政府决策转向,或是改变人类命运,但人们看待艺术的体验是个性化的。艺术也许能改变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不过更多的是基于个体层面。

在鹦鹉岛的一个大锡棚里,黎巴嫩艺术家哈立德·沙布沙比(Khaled Sabsab)的装置作品《带来寂静》(Bring the Silence)延续了一条开始已久的轨迹——向有创造力的苏菲主义传统致敬。他用艺术建起了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还没进入锡棚,参观者就能闻到玫瑰花瓣诱人的芳香。甘甜的气味弥散在昏暗的展厅里,地板上铺着从悉尼西郊奥本区一家中东商品店淘来的地毯。观众们能听到街道上喋喋不休的声音,看到悬挂着的巨大屏幕上斑斓的色彩,细嗅玫瑰的香气。

哈立德·沙布沙比《带来寂静》(视频截图),2018。供图:哈立德·沙布沙比与布里斯本Milani Gallary


《带来寂静》是一个八通道视频,每一屏都展现了不同角度的德里墓地——伟大的苏菲派圣人穆罕默德·尼扎姆丁·欧里亚(Muhammad Nizamuddin Auliya)就长眠于此。视频中,有些人将玫瑰花瓣洒在他身体上覆盖的彩色丝绸布块堆上,另一些人则在祈祷。女性和不信教的人是不允许进入这个圣地的,艺术家哈立德要拍摄这个场景也需要得到特殊许可。穆罕默德·尼扎姆丁·欧里亚是中世纪最仁爱的圣人之一,他将上帝之爱看作是爱人性、爱精神虔诚与对善意的爱。

很多年来,沙布沙比都在探寻伊斯兰传统中最为喜乐的部分。在悉尼西郊,他的作品展示了艺术如何穿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文化隔膜。对非穆斯林来说,沙布沙比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们看到伊斯兰文化既富有创造力,也有神秘性的一面,与那些常常被耸人听闻的电台主持人挖苦的宗教形象相比,也更具包容性。

在展览中,艺术家把自己称作“十一人”,代表着伊斯兰文化在澳大利亚的多样性。他们正通过自己多样的艺术挑战人们的刻板印象,他们的策略则借鉴了澳大利亚知名原住民艺术组织ProppaNOW。“十一人”在艺术方面的成功既有个人的努力,也是集体的成果,澳大利亚人的态度开始产生巨大转变,就像他们开始刷新对原住民的认识。

艺术和它的从业者们带来的变化不是立竿见影的。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对移民的态度不会因为看完《人流》就发生180度转弯,但他不一定是艺术作品的目标观众。“艺术是一种社会实践,帮助人们去发掘真相。”也许这就是唯一我们所能够确定的。

(作者Joanna Mendelssohn系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副教授,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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