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尹秀珍:他们白做了艺术,却没白过生活
发起人:小白小白  回复数:0   浏览数:426   最后更新:2018/04/11 17:39:32 by 小白小白
[楼主] 小白小白 2018-04-11 17:39:32

来源:Hi艺术 文:罗颖 图:董林


人们常说工作室就是艺术家的大脑,但这个通用的定义并不适用于宋冬和尹秀珍的工作室。因为在这里,工作室既是他们的“发肤”,也是他们的“灵魂”。也是在这里,他们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抹平,真诚,不故作高深。如果生活是水,那艺术便是流,于是水流便有了万千变化,也有了化万千变化于无痕。

艺术家宋冬和尹秀珍在他们工作室


按照尹秀珍发来的定位,我们依然巧妙错过了她和宋冬的工作室。直至抵达道路尽头的纺织厂,询问看门大爷,才知道隔壁那个水泥色大铁门里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目的地。在等待开门的空隙,摄影师董林问:这里还是北京吗?因为车程近两小时,周边几乎看不到任何城市的痕迹,门口有一条似乎已经废弃的铁路。

宋冬&尹秀珍工作室的大铁门


最简朴的著名艺术家工作室


这也是我见过的最简朴的著名艺术家工作室了,隔壁邻居甚至以为这里是个旧物回收仓库。比起那些身居城中村,开着豪车从路边摊和垃圾堆疾驰而过的艺术家,这对艺术家夫妻在当地村民眼中,和他们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远离了闹市,自然也让他们保持了艺术和生活的单纯。但今年,他们可能就要搬离这个待了十一年的工作室。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们也要面临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拆迁危机。

尹秀珍在工作室,旁边是她用旧衣物做的“书架”

有年代感的电子钟,表盘是宋冬和尹秀珍年轻时的照片


著名的“夹克


刚刚过去的这个北京的冬天,很长,也很冷。因为煤改气的缘故,工作室的取暖成本大幅度提高,宋冬和尹秀珍将工作区域集中在了其中几间屋子,两千多平方米的工作室只用了不到一半。即便如此,室内也需跟室外一样全副武装。宋冬身上套着一件厚重的皮衣,凸起的边缘已被磨成了浅色,那是二十二年的岁月留下的痕迹。熟悉他的朋友,几乎都知道这件著名的“夹克”。它是宋冬1996年第一次去香港时,特意给尹秀珍挑的一件保暖性好的牛皮衣,虽然是最小号,但对尹秀珍来说还是太大。所以在穿了两年后,这件皮衣还是穿到了宋冬身上。脚上的鞋子也伴随了他十多年。

摆放尹秀珍作品《礼器》的条案,她不喜欢上面繁琐的镂空图案,用丝袜给它包了起来,成为了作品。


不允许出现与自己品味不符的物件


宋冬和尹秀珍物欲极低,在这个兼具书房和客厅功能的房间里,家具都淘自旧货市场,“柜子100元,沙发50元,凳子20元……”但一家人又对品味有着极高的要求,他们不允许工作室出现与自己品味不符的物件。比如摆放尹秀珍作品《礼器》的条案,她不喜欢上面繁琐的镂空图案,用丝袜给它包了起来,成为了作品。她说: “这样弄完了,我就觉得看着舒服多了。”家里的沙发、椅子、凳子等等生活物件都让他们做成了作品。

尹秀珍为二手市场淘来的椅子“穿”上了用旧衣服缝制的椅套,也因此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艺术”和“生活”中间加任何语言都显得做作和多余


外界常常喜欢用“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的理念来形容这对儿艺术家的作品。但只有进入这个空间,才真正了解艺术就是他们的真实生活。“艺术”和“生活”中间加任何语言都显得做作和多余。就像宋冬每天“水写日记”,已成为像吃饭睡觉一样,不需要加“坚持”二字。我们坐的椅子,因为加上了尹秀珍用旧衣服缝制的椅套,而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用废弃物搭房子,是宋冬从小到大的生活中一直使用的方式。工作室院子里的房子都是用旧门做的。

尹秀珍把展览中用来模仿机场的传送带运回工作室进行改造,重新利用,变成了工作室的沙发。图为尹秀珍在缝制《可携带的城市》。


每个月,都复习一遍那36年的事儿


宋冬用铅笔手绘印制的《三十六历》占据了一整面墙。那是他于2011年-2012年受香港的亚洲文献艺术库(AAA)之邀,作为驻地艺术家而创作的。2012末“玛雅历”的结束及其带来的“末日情绪”,再加上AAA浩瀚的文献激发了他制造文献和创造自己的“历”的灵感,于是有了这份融入了他个人创作和生活、社会历史、当代艺术史的“历”——从他12岁第一个本命年的1978年起(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开始),至玛雅历结束后的2013年,每一年由12张月历组成的《三十六历》,一共432张。每个月他都将36本挂历翻到相应的相同月份,复习一遍那36年同一时段的事儿。2003年1月翻开的那页,记录的正是他们宝贝女儿的出生。

2003年1月翻开的那页,记录的正是他们宝贝女儿的出生。

策展人冯博一是宋冬和尹秀珍多年的老友。这张记录的是1998年1月,宋冬参加冯博一策划的实验性展览“生存痕迹”。


对未来的忧虑


宋冬说:“有孩子挺好,能够知道未来”。但最初,他一直想做没有孩子的逍遥派。“因为对未来有着极大的忧虑,我不想让孩子承受那么多”。尹秀珍在佩斯北京展出的六米高的人形装置《木马》同样源于这样的担忧——女儿作为她的模特,俯身抱膝,摆出飞机迫降时的标准的防冲击姿势。

尹秀珍对着女儿雕塑着《木马》的小稿,而镜头后边是宋冬,他在拍妻子和女儿。

尹秀珍在佩斯北京的个展“以始为终”展出的六米高的装置《木马》。


女儿创作的多功能陶瓷


上初中的女儿在学校寄宿,周末才回家。但夫妻俩却时不时提及他们的心肝宝贝宋儿睿。桌子上是女儿最近在玩的键盘,身后的架子上是女儿与他们一同去景德镇时创作的“多功能”陶瓷——既是个简洁古朴的小狼雕塑,也可以当鼠标腕托、笔架、筷托、按摩工具……她把它命名为《板凳》,曾独自拿到景德镇的路边摆摊去卖,标价50,但没成交。宋冬、尹秀珍和他们的朋友们说要买,她说都是熟人帮忙,不卖。后来被一个在杭州开店的小老板拿去帮助她卖,没过多久就售出了,她特别开心。她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没有问这是谁做的,看上去喜欢就买了。第二,没砍价。

女儿在景德镇摆地摊儿。

宋冬(左)和女儿分别捏了一匹狼,但大家普遍对他女儿的手艺评价更高。


精神之器


我们围坐在由四张长条桌拼成的工作台前,桌上的灰色抽纸布袋和房间里摆放的长沙发套显然都出自尹秀珍之手,因为它们都拥有她作品中常出现的标志性符号——“器口”。尹秀珍一直对“器”情有独钟,因为它既是承载之物,也有度量和才干之意,又是某种“出口”。尹秀珍喜欢研究与“器”相关的事物,比如带吸盘的八爪鱼,觉得它的吸盘就像“器”,可以牢牢地抓住它的需求。“器”对她而言既是空间,也是认识。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创作了“礼器”、“壁器”、“融器”和“泪器”等一系列精神之器了。

桌上的灰色抽纸布袋和房间里摆放的长沙发套都有尹秀珍作品中常出现的标志性符号——“器口”。


承载108种情绪的“泪器”


窗台下的柜子是房间里小物件最集中的区域,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泪器”摆放在左侧。尹秀珍在佩斯北京个展“以终为始”中展出了108个“泪器”,这个数量源自佛家说人有108种烦恼。每件“泪器”口部的形状都是与尹秀珍的下眼睑处相挤压形成的印痕。“每一次亲密接触的印压,都是一次寂静的内省时刻,一次有仪式感的对话,就像加持”,尹秀珍说。如此珍贵的情感用24K纯金封存也并不为过吧!尹秀珍从中挑出两个“泪器”,她说宋冬特别喜欢,胖墩造型跟他也很像,就送给他了。

每件“泪器”口部的形状都是与尹秀珍的下眼睑处相挤压形成的印痕。

尹秀珍从中挑出两个“泪器”,她说宋冬特别喜欢,就送给他了,胖墩造型跟他也很像。


“在他的身后看到了《物尽其用》”


尹秀珍说自认识宋冬后就没觉得他瘦过,宋冬不服气,翻出证明自己曾经也瘦过的18岁时的照片,不过,亮点却转移到了他身后的物件上。曾经有人在看到这张照片后,写文章说“在他的身后看到了《物尽其用》”。宋冬跟着《物尽其用》里的东西度过了很多年,但他没觉得是作品。直到2002年父亲突然病逝,整个家庭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处境中,他用艺术的方式与母亲一起做了《物尽其用》,使母亲和全家渐渐地从悲痛的境地中走出来。2005年,这件著名的作品在798的东京画廊第一次展出,那也是迄今为止《物尽其用》在国内的唯一一次亮相。2007年运出国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它在外面漂了十一年,共展出十二次,每一次展览的整理和收拾,都是宋冬与父母、与过去生活的一次交流。宋冬有个心愿,他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在北京做个小型博物馆,周末对公众开放,将这些物件展示出来,自己依旧跟它们生活工作在一起。

18岁的宋冬和他身后的“物尽其用”。

宋冬作品《物尽其用》


几乎家中的每一个物件,宋冬和尹秀珍都可以说出一连串的故事来。一角的书橱上,是尹秀珍在欧洲跳蚤市场买的玩偶——两只鬃毛兔子,这两只兔子是尹秀珍1999的作品《兔年》的一部分。玩偶狼是她在北京动物园买的,他们的女儿特别喜欢狼。但这只狼却是用兔毛做的, 这让宋冬深思很久,他特意把这对天敌搁在了一起,兔子在前,狼在后,意味深长。

角落里,是宋冬用铁丝挝的自己的侧脸,并让他面壁。


找“我”,忘“我”


有一天,宋冬却把“我”丢了。1986年,他去陕北写生,途径香炉寺,求了个签:中平。寺中高僧给他解签说:“小伙子,你不知道‘我’是谁”。他给宋冬讲了个故事:牛拉着车,有个赶车的人。车是身体,牛是动力,赶车的人是我们的大脑,指挥车去哪里。还有个坐车的人,那才是真正的我,但你不知道他是谁。

从那之后,宋冬就一直在找“我”。直到1997年左右,宋冬在家中无意间翻出小时候的一个玩偶,恍然明白,这就是寻找多年的“我”——它是宋冬儿时的玩伴,也是他摧残的对象,倾诉的对象……总之,它充当了太多的角色。自此之后,宋冬去哪都带着“我”。2002年父亲过世后,他就让“我”陪在母亲的身旁,母亲还为“我”做小衣服和鞋。2009年,宋冬的母亲突然去世,他伤心欲绝之时,想到是不是可以让那个娃娃陪着妈妈,一起烧掉。但他在母亲的家中却怎么也找不着了。

尹秀珍的“泪器”与宋冬的“我”

借2017年1月外滩美术馆个展的契机,宋冬做了50个用陶瓷烧制的3岁模样的娃娃。让它重新经历了一遍自己过去50年当中有意思的50个故事。工作室里摆放的那个娃娃头,就是宋冬烧出来的第一个相对合格的娃娃,就连脸上的疤痕都是比对照片做出来的。“我把它搁在这个屋里,时刻看着‘我’。”宋冬说。

“那你还会继续找‘我’吗?”我问宋冬。

“这有点像禅宗里的‘悟后迷’,觉得自己开悟了,但实际上悟后还有迷。我又把‘我’给丢了。后来我想是不是就该叫‘忘我’?我想继续以这个形象去思考是不是一个‘忘我’的过程。但‘忘我’太难了!”

墙上挂着唯一的一幅肖像画,是1989年的夏天宋冬用坦培拉方式画的尹秀珍,命名为《爱珍》。


禁忌激发灵感


《爱珍》的旁边挂的是尹秀珍珍爱的一件“融器”系列作品——刀熔进了瓷里,瓷张开了裂缝。她挑战了传统烧瓷里最忌讳的裂痕和铁。温润和坚硬之间在相互较量,能量重新转换。因为太过喜爱这件,尹秀珍没有舍得拿去展览。宋冬特别欣赏妻子的智慧,“我也使用陶瓷,但运用的是陶瓷的特性为自己新的观念认识服务,而珍子重新定义了陶瓷,使陶瓷产生了新的生命和能量。她喜欢实验,禁忌常能激发灵感,我觉得特别棒。”

工作室墙上挂着一件尹秀珍珍藏的《融器》。

尹秀珍依然在用老式缝纫机做作品。

尹秀珍的作品《21克》,取自旧衣物的袖口在窑炉中全部燃烧殆尽,却将自身纹理完整而清晰地留存在了瓷土的表面。


“我作她的技术支持,她作为我的工人”


宋冬搜集旧家具,尹秀珍则爱收集别人的经历,把他们的衣物做成像档案一样可以阅读的“书籍”系列。宋冬做“吃城市”,尹秀珍则缝制了40多座可携带城市。夫妻俩的作品既独立,又互有交集。“我们保持独立和自由,但我们互为对方的工人。”宋冬笑言。他们为了保持独立和自由,在2001年创造了合作方式:筷道。那是一个以筷子为灵感创造的新型合作的哲学,他们关于“筷道”的名词解释是: “筷道是一种建立在筷子的本质上的合作方式。在双方商定的同一规则下,合作双方相互保密,独立完成各自的部分,最终将成果并致,形成不可分的一件作品。筷道是建立在合作双方互信,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互信是筷道的根本,平等独立是筷道的灵魂。”他们以筷道的方式生活着,工作着,创造着他们的生活。

2014年尹秀珍在工作室与女儿一起制作《书籍》。

2013年,宋冬和尹秀珍合作的“筷道”展览现场。


当年随宋冬和尹秀珍一同来到这里的,还有小院里的三棵桃树,原本是宋冬的母亲在家中的花池子里扔下的一颗桃核发出的枝芽。“移得可能太近了,死掉了两棵。还剩下一棵在大柳树下,长得不好。我们以为它们是平等的,实际上并不平等。”

宋冬的母亲在工作室的院中种的桃树和桃树结的桃。

秀珍与女儿在菜园浇地


5000元的“白做园”


工作室另一侧,则是和这个工作室同步成长起来的“白做园”。刚搬来这里时,后院是一个垃圾堆,宋冬想在墙上凿个洞把垃圾拉出去,费用大约需要5000元。他问工人,如果砌成一个花坛多少钱?工人说差不多也是这个钱。于是,就有了这个由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组成的“白做园”——既是宋冬读书的地方,也是工作室的后花园、小动物们的乐园。如今,园中已长出了几棵两三米高的树,夏天一到,还能收获西瓜、倭瓜和西红柿。这一切,都是自然生长的结果。从无到有,从有到无。

从2007年开始,在北京的工作室里开始“生长”的《白做园》。

常有人一开口就问宋冬:“弄完这个能卖多少钱?能给你什么好处?”

宋冬反问:“你怎么不问,做这个你高兴吗?快乐在哪?”

《白做园》墙上的那行霓虹灯字:“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白做也得做”就是最好的回答。

“白做也是我爱做的”,宋冬补充道。

2012年,宋冬的《白做园》在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展出。


图片提供:宋冬,佩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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