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匣子:由皮力、宋轶、陈界仁、卞卡及相关媒体话题所想到的
发起人:聚光灯  回复数:0   浏览数:342   最后更新:2018/04/06 19:32:23 by 聚光灯
[楼主] 聚光灯 2018-04-06 19:32:23

来源:凤凰艺术 李鹏


存在于中国知识界的漩涡

近期,多件带有争议性的话题引爆了艺术圈,不仅涉及评论家、艺术家,还涉及到艺术媒体,从社会问题、艺术问题、政治问题到言论、辩论、话语权,范围不可谓不广,争辩不可谓不“深”。如果我们把现象看作是症状,在这些症状之下,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


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聚光灯下,遁形是不易的,事件的放大常常并不仅仅依赖于其本人的意志,但显然同样也不会完全被当下的信息传播环境所决定。


事件相关链接:

皮力:当政治正确不正确的时候(https://artforum.com.cn/slant/11201#)

宋轶:评《当政治正确不正确的时候》

卞卡:现实、诗学和谱系,然后呢?

陈界仁:关于燃点《现实、诗学和谱系,然后呢?》一文,“污蔑”事件的六点说明(http://ccjstudio.net/20180403-statement/?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近期,多件带有争议性的话题引爆了艺术圈,不仅涉及评论人、艺术家,还涉及到艺术媒体,从社会问题、艺术问题、政治问题到言论、辩论、话语权,范围不可谓不广,争辩不可谓不“深”。我们从这些较为中心的具体元素中,至少包含有皮力、宋轶、陈界仁、卞卡以及部分媒体,随时间的发展,更多的话题参与者加入了进来。这些事件的爆发并不是一个偶然,它显示了当前中国语境下正在发生着的现状及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迟早都要被如此激烈且公开地争论起来,甚至面红耳赤,差别仅仅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要正经论述一个观点,无非有三个基本关键点不可或缺的:论点、论据与论证。而支撑它们三者所能构建起来的结构,必然是逻辑。在各个当事者中,所呼吁言论自由的立场中,对批评的自由,以及对批评的批评自由,都必然是双向存在的,即是“矛”,也是“盾”,正因如此,整个事件现象的发生,才能使得批评为整个社会的思想提供活力,也才能揭示出一些所早已匿藏在暗流之下的汹涌漩涡。

▲ 黄永砯作品在古根海姆美术馆“世界剧场”的展览现场. 原作中的昆虫和爬行动物都因开展前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抗议而全部撤除. 图片来源:David Heald/The Guggenheim.


回归现象


“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正是在这汹涌的价值图谱漩涡中最重要的中心。一个大漩涡时代正在开启,而我们正在经历的以上这些事件,无非就属于这大漩涡所侵袭的那一段东方海岸线。


早在二十世纪初,有智慧的思想者,就已经在提出关于“转向现象”的研究,其中一部分甚至提出“转向语言”。从根本上的一个大趋势便是,我们必须把事物的显现方式作为单独的问题来加以研究,特别应注意到“事物”、“概念”、“价值”和“人”的显现方式。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启示是:研究特殊现象比研究普遍现象更为重要。甚至在这样的研究中,“普遍现象”的合法性本身是值得怀疑的。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孟子·尽心上》里,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同样给予了类似近代西方哲学的思考。对抽象性概念的普遍性实践指导,是不可能行得通,无论是执左右两端、或中执,都属执一而废百,谓之贼道也。这些重要的思想启示都无非指向了: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每一个看似相似的事物背后,可能蕴藏着完全不同的本质特征或驱动力特征。

▲ 艺术家Parker Bright在DanaSchutz的绘画作品《开馆》(2016)前抗议. 摄影:Michael Bilsborough.


它隐含了一条重要推理:哲学所必需由之开始的,是现象和问题本身,一切理论研究,无论多么重要,都必须放到第二位。正是如此,后现代哲学的大门才得以真正开启。


古根海姆、香港及台湾运动,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归拢为同一性现象,甚至在此之上给出结论和统一性观点,做这样的尝试是具有风险性的。在今年三八节,法国龚古尔奖获得者蕾拉·斯利玛尼在中国举办的新书译本的发布会上,笔者就在现场指出,因其政治环境的不同,当代中国女权主义与法国女权主义不可混为一谈,它们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差异和不同。


在地性是思考的第一前提


但中国知识界常常忽略这种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便是,中国知识界宣称的“去中心化”。该词最早为西方知识界所使用,去中心化在群体潜意识中更多的是指向“去本土中心化”,换句话来说,去中心化具有“在地性”特征。西方艺术圈正在发起的去中心化,指的是“去西方自己的中心化”。而中国知识界在“在地性”问题上,竟然用拿来主义,将西方对自身的反思,拿来为自身简单所用。殊不知,中国知识界在谈“去中心化”时,竟演变成实质上的“去西方化”,甚至是大谈“全球资本主义”这种根本“非全称性”的概念。

▲ 《中空之地》,蓝光光盘/黑白(部分彩色)/有声(部分无声)/单频道录影/ 61分07秒/循环放映,2017(图文资料由长征空间提供,拍摄:陈又维)


中国的本土性是什么?单讲政治环境来说,资本主义的一条重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依据这简单的判断,中国是属于资本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无视这一基本在地性特征,妄谈全球资本主义,甚至为全球资本主义开药方,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的本土问题恰恰是“政治正确”太少,而不是“政治正确”太多。在一问题,在皮力、宋轶的争锋中所见一斑,而在陈界仁、卞卡那里,这一问题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呈现。艺术家陈界仁本人在最新的影像作品《中空之地》中,似乎有可能表现了作者本人的迷茫“去向何处?”这个问题,作为台湾的在地性上,是有理由思考的,因为台湾处于各种地缘政治性的交钮地带,并因其近代政治实践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涌动,尚值得一谈,但放大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似乎还仍显过大。立足于台湾本身的问题,应当是更为有力的方式。但卞卡以《残响世界》作为论据而进行论证,无疑也犯了现象不同,本质不同的误区,好比拿了一根错误的箭,射向了错误的靶子,而陈界仁则当仍不让地指出了这一错误的标靶,并且给予了我们所不想看到的道德指称。

▲ “陈界仁:中空之地”,展览现场,2017,长征空间,北京(图文资料由长征空间提供,拍摄:陈又维)


这种现象揭示了,无论是中国知识界的评论家还是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家,大家所谈论的问题,都无意识中趋向了扩大化。这当中走向的悖论,将在另一些经验不同的艺术家和评论者眼中,发现破绽,并予以攻击。很显然,全称命题是一个非常具有风险性的命题,轻易的尝试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因其“中空性”,常常也令自身走向悖论。而悖论正是逻辑的断裂,当逻辑断裂后,如何用论据去论证自身的论点?由此所引发的激论是必然会发生的。


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将古根海姆和台湾、香港曾爆发的运动,归结为“反全球化运动、本土主义分离运动、保守主义之间的关联”以及被“社交媒体的泛滥放大了的焦虑”。在这里,出现的当代新词,便是“社交媒体”,知识界许多人对此莫不惶恐惶急。对此,皮力开出的药方,是“标准媒体手法”,他认为,存在着一种标准的媒体手法,以此来对抗社交媒体上可能泛滥的辩论无效化和非理性情绪的助长。

▲ World Map 16th Century World map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媒体独立性与标准媒体


事实上,无论东西方,从来就没有一种所谓的“标准媒体手法”。他的建议无非是具有理想主义的,甚至是精英主义的,这种改良式建议动因,在一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其确实指出了当代媒体时代所存在的结症,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它展现了另一条理论上的预言推理,即:大众辩论权的丧失。而这种丧失,因其标准自身的审核权和规则,将破坏辩论的自身良性环境。


最重要的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媒体手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ARTFORUM的规则无非也是其对自身的要求而已,对这一点,显然其他媒体也有不同看法。在历史上,媒体行业的发展本身,也显示了其言论对抗权力的趋势和力量。

▲  Printing Press in the Renaissance


1445年,德国人谷登堡(Gutenberg)所发明的铅合金活字印刷术,为西方世界开启了媒体时代的明灯。整个16世纪,印刷机的输出倍率,提高到之前时代的十倍以上,总计达到200万份以上,从而使得“新闻学”得以诞生。


1501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颁布一条针对无牌印刷书籍的法案,并在1559年首次发出禁书目录,之后包括禁止或审查笛卡尔、焦尔达诺·布鲁诺、伽利略、大卫·休谟、约翰·洛克、丹尼尔·笛福、让-雅克·卢梭及伏尔泰等人的著作。

▲  The press at the tim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789


1557年,英格兰玛丽一世女王下令成立英国出版同业工会,只有工会成员才能出版书籍,以此来遏止违反宗教教义或持不同政治立场作品的发行。印刷的权利仅限于两所大学和伦敦市的21个印刷者,总共53部印刷机。在法国,由于与当局对抗,约800个作家、印刷者和书商被关押在巴黎的巴士底狱,而言论自由,正是在这血淋淋的斗争中所呐喊出来的。直到1644年,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顿才出版了一本反对审查制度的短论《论出版自由》。


媒体独立性比媒体标准手法更为重要,以该事件中,保护媒体独立性的运动,甚至连事件当事人及其他评论家、艺术家在其各自朋友圈的发言,都显然消解着标准手法这一概念。没有一个擂台天然地存在,让人在上面打拳,而只有拳击手在意愿一致的情况下,才创造了“擂台”这一概念。正如由英国议会规则,到牛津联盟社,再到现代辩论赛制,若不是因为欧洲贵族反抗英国国王约翰,所逼迫签署《大宪章》,哪里可能会出现擂台,也哪里可能会有美国国会的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出现?

▲  The Great Charter


正如街头演说是媒体垄断者的噩梦,也是动态运动的必然因素。擂台是博弈论的结果,它不仅是数学上的博弈,更是社会学上的纳什均衡。而导致这一博弈结果的出现,必然首先是实行媒体独立。因此,消“静态”而取“动态”,媒体独立是实现一切可能性均衡状态的前提。


而在陈界仁和卞卡这里,一些非理性言语也正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将其和“社交媒体时代”联系起来,无疑也是一种扩大化。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应是艺术评论自身“合理性”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作为内因,“合理性”的内核来自于逻辑性,而作为外因,艺术家对作品的最终解释权,是否为艺术评论者的终点?但实际上,评论家并不是作品的解释者,他超越作品本身,乃至于作者本身。

▲  图为2008年12月3日早晨,试图阻挡拆除乐生疗养院之院民、学生与群众。(摄影:乐生保留运动成员张立本)


大漩涡时代下的马车


正如西方世界,一部分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民众和学者,常常也走向了“反自由主义”的倾向。我们是否认识到自身的认知逻辑漩涡,我们是否足够在一切理论研究之前,先足够尊重并研究了具体现象自身?正如,我们不能从台湾人的社会中读出关乎于自身生存状况的警钟和敲打时,那我们怎么可能不陷入自身的世界漩涡呢?


恐惧社交媒体是目前大多数评论家的常态,网络谩骂、群体非理性,都是理性者避之唯恐不及的。谁能去除情绪化?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正如一架马车,马是欲望与情感,掌握着非理性的疯狂;车是肉身,是身体;而缰绳是理性,而驾驶烈马的马车夫,就是意志的宝座;马车行驶的方向,就是行动。而将这架马车驶向何方,其决定权,在于在座者每一个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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