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典藏Artcoco 文：姜宇辉

《第四公民》海报

要谈论网络社会中的艺术，那首先可要弄清楚“网络社会”的含义。它的两重看似截然相反的含义，也就既决定了对其中的艺术形态的描述和判断，又深刻影响着我们对未来的艺术发展的契机和走势的预测。“网络社会”中的“网络”，可以呈现出两个基本形态：一是它具现为“因特网（internet）”这个主导形态，并尤其打上了其所特有的技术和历史的特征；二是它也可以泛化为一种物与物之间的普遍的关联形式（network），由此也就体现出更强烈的本体论的含义。

网络的重组世界

就第一重含义形态，网络社会又往往和控制、监控、规训这些多少带有贬义乃至否定性含义的概念关联在一起。要知道，因特网的诞生本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军事背景，它一开始本是作为晚近以来的虚拟化、数字化战争的一种强大利器而来到世间的。因而，即便当它日益进入到日常生活的领域成为人与人之间彼此沟通的媒介之后，它的这种军事化武器的特征其实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毋宁说是以一种遁形的方式转化成一种更为诡异而强大的利维坦般的形态。对这个要点可以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角度进行理解。一方面，20世纪很多重要的技术发明皆有着鲜明的军事背景，比如说维纳所创发的控制论。甚至像当今如日中天的人工智能，在发端之际也带有鲜明的战争烙印。讲述人工智能创始人图灵的电影《模仿游戏》大家早已耳熟能详，除了图灵本身的坎坷人生，影片中最令人惊叹的正是密码技术在一场宏大战争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就此而言，当代的种种主流技术与军事和战争的关联，本是一件无需过多着墨的历史事实。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局限在事实的层次上，恐怕又无法充分理解这些技术的真正的“技术性（technicity）”的要害所在。当我们仅仅将技术理解为“工具”和“手段”，那么它们本身无论怎样强大，最终仍然是服务于更高、更广泛的人类利益和目的。正是因此，技术的运作似乎总是隐形的，当它所服务的目的顺利实现之后，它本身的功用也就随即中止，它本身的存在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被忽视乃至无视。

但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脉络之中，技术之技术性还呈现出另一种更为狰狞可怖的面貌。那就是技术不再仅局限于工具的领域，不再满足于附属的地位，而更是展现出一种“僭越”（transgression）的暴力。它自身开始成为一种目的，成为一种主导力量和主宰的法则。当然，对这样一种说法，很多思想家都表示质疑。比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就曾指出，技术理性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根本无法提供出一种目的和意义。换言之，技术除了推动自身发展的“内在”力量之外，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外在目的。而这恰恰是技术性最为恐怖之本质特征。即便说技术无法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一种解释的意义框架，但它仍然可以如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章鱼式的克苏鲁怪物一般，以一种看似盲目但却不可遏制的生命力不断地增殖、拓展自身，将四处蔓生的触手伸向社会领域的每一个部分，将它的技术基因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微观细胞。

劳拉·泼特拉斯，《无政府主义者：以色列无人机图像（2009年2月24日截取）》，2016（图片来源：NY TID）

海德格尔早就意识到技术的这另一幅（或许更为本质性的）狰狞面目：如果说科学不断令整个世界化作一幅可计量、可预估的对象化“图景”；那么，技术则进一步令我们抽离于生存的根基，不断被悬于“座架”之中。“座架”并非仅仅是一种整体性的结构，而更是一种全面渗透的操控。如果说海德格尔的这一番深刻反省多少还带有浪漫主义式的忧郁伤感的怀乡症，那么到了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此种批判则更是拓展至日常生活领域的种种具体特征和细节。像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这样的代表性思想家，他们最重要的功绩无非是将马克思对生产和劳动领域的异化批判拓展至“文化工业”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剥削机器。但这并非仅仅单纯是论述的转换和拓展，而更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改变了技术性的根本形态。当技术从单纯的生产工具摇身一变成为普遍性的媒介形态之时，也就越来越让人看清它的真正本性：技术，早已不再是服务于人类目的的中立手段，而更是展现为肢解、改造乃至重构我们的生活形式的根本力量。

网络的深度：规训-监控

由此可以理解随后福柯对规训社会的谱系学考察。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批判始终有一个隐含的预设，那就是我们还有可能回归于“非异化”的所谓“本真”状态，或至少我们还拥有一个得以对技术异化进行批判的所谓“未被异化”的人性立场。但福柯自《规训与惩罚》开始所进行的一系列历史性考察恰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整个社会都陷入到一个“规训-监控”的无处不在的治理模式之中，每一个细节乃至每一个毛孔都不断落入无处可逃的操控网络。

这里根本不存在“异化”的问题，因为我们目之所及皆是规训机器的遍在运作，根本不存在超越性的批判视角，甚至都无从谈论“解放”之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来打上鲜明军事烙印的互联网技术展现出它与规训-控制社会的本质关联。一方面，福柯仅仅是揭示了规训技术的历史发端及沿革，但互联网的兴起与拓张则堪称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之下将此种规训技术的运作发挥至几近完美和登峰造极的地步。福柯所重点援引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模型或许还仅仅是边沁的纸上谈兵，但后来由社会学家David Lyon所引申出来并详加论证的“流动监控（liquid surveillance）”则早已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社会现实。全景敞视监狱中那隐现于中心控制塔的监控者，如今早已在技术媒介的推波助澜之下弥散为无限衍生的具体形态：身份识别，监控摄像，全球卫星系统，卫生健康档案等等，不一而足。

徐冰，《蜻蜓之眼》海报

正是由此，监控-反监控也俨然成为晚近当代艺术中的一个乐此不疲的表现主题。但大致说来，这些作品总是陷入到一种两难困境之中，很少能展现真正的力量：要么，它们执迷于声泪俱下的控诉，罄竹难书地展现规训技术和监控网络对生活的肢解、对人性的戕害（如Laura Poitras的电影《第四公民》及随后衍生的展览“宇宙杂音”（Astro Noise））；要么，它们沉醉于温情脉脉的眷恋，试图在无处不在的网络之下展现出一丝尚存的人性光辉的回光返照（如徐冰的《蜻蜓之眼》）。或许正是对此种在技术/人性之间摇摆不定的犹豫迟疑深感厌倦，新一代的艺术创作者很自然地选择了随波逐流的立场。但“随波逐流”在这里反倒是体现出更强的积极肯定的意味，这尤其体现于“后网络艺术”这个新兴潮流之中。“后-”在这里并非仅仅是一个时髦的修饰语，而更是强调要清除之前附着于网络媒介之上的种种意识形态的负面价值和哲学批判的历史印迹，进而更深入地汇入网络技术本身的流动变化之中，不再试图“御风而行”，而恰恰选择了“随风而逝”——不再试图以种种先行的理念和话语来强制引导艺术的走向，而是试图以网络本身为拓展的平台和推进的力量，让艺术真正与技术汇流，从而激活更新鲜多样的创造性能量。诚如Robert Pepperell在《后人类宣言》中的诗意描述：“Surf or die.”确实，在后人类的境遇之中，或许选择“激流勇进”方为不失明智的选择。

回到“战争-机器”美学

然而，无论“后网络艺术”怎样充满着光鲜亮丽乃至光怪陆离的青春色彩，但毕竟总会让人觉得在这个浮华的表面之下缺少一点深度的东西。这倒并非是要重新引入种种哲学的思辩和政治的口号，而恰恰是要探寻另外一种“抗争”的可能：难道除了随波逐流的末日狂欢之外，真的就没有另外一条重塑主体性和自由的可能路径？在这里，军事与战争这个背景要素突显出它的关键启示。在《战争与电影》之中，维利里奥曾例数了20世纪中战争的杀戮武器与电影的影像技术彼此勾结的历史故事，但他的这番生动论述看似还不够深入，因为他没有指明的是：战争和电影的关系，绝非仅仅是彼此模仿或借用，而更是同时指向了当代的网络社会的一个残酷现实，那就是全面的战争化。

《杀戮指令》海报

如今，战争并非仅仅是（或几乎不再是）国家或种族之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而是伴随着规训技术的全面拓展和渗透，正日益将整个社会都卷入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之中。当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系列中将战争-机器作为当代世界的主要形态之时，这并非仅仅是一种生动形象的隐喻，而更是揭示了庞大的资本主义机器的那种骇人的“欲望”本性（“欲望-机器”）。此种内在于机器之中的欲望，清除了任何超越的目的和预设的本质，从根本上说也全然不牵涉人类的意义与价值，而是从根本上展现出一种怪物式的生长、繁殖和毁灭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更接近的是叔本华笔下的那个以毁灭万物和自我毁灭为乐的“世界意志”；而“战争”，不正是此种终极的否定性意志的鲜明体现？如今的战争，不再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也不再是弥散于整个网络化社会中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向机器对人类的终极杀戮。此种转折在晚近的艺术发展潮流之中亦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早期的赛博格艺术中，具有人形乃至人性的机器还往往呈现出亲和性的面貌；但到了随后的赛博朋克的潮流之中，网络操控与人性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然彰显无疑；而再到更为晚近的后人类主义，人类在技术网络中所实现的“拓展”和“变型”（metamorphosis）往往反过来就蜕变成技术对肉身乃至大脑的无可遏制的渗透、掌控和改造。

对这一终极毁灭的趋向，晚近当代艺术的反应却始终显得不温不火甚至迟缓造作。除却那些仍然沉迷于异化批判的陈腐话语中无法自拔的“参与式艺术”，除却这波热潮仍未淡去的狂热拥抱技术的“后网络艺术”，晚近以来还有另一个支脉将思辩实在论和网络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突破技术性这个范域，以重新界定“网络”的方式来敞开另一种不同的解放希望。从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着重阐发的“根茎”模型，到拉图尔的“非人类行动者（non-human agency）”的网络形态，再到思辩实在论中的万物平等的关联网络（Graham Harman, Levi Bryant），甚至直到哈拉维在2016年新书《与忧患共生》（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中仍然玄想不已的万物“共生（becoming-with）”的诗意图景，似乎“网络”本可以拓展至一个更为开放的本体论的论域之中，而本不必纠结于前途一片渺茫的互联网所操控的技术座架。但这个趋向无疑仍然充满着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如何能够独立于技术的网络去构想乃至建构万物的网络，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另一方面，这一派理论中对生机论乃至万物有灵论的病态迷执也令其最终落入尼采-斯宾诺莎-德勒兹一线的内在性生命的套路之中。在我们看来，这条道路看似充满诱人的生机，但实际上却仍然只是一纸苍白空洞的哲思。就战争机器所操控和玩弄的网络社会的残酷现实而言，它其实更接近叔本华的“世界意志”，而绝非是尼采笔下的那种生生不息、创造不已的“强力意志”。因此，当代艺术所真正应该做的并非一次次在古老的神话和本体论中寻求慰藉，而更应该直面战争-机器这个主题进行刻骨铭心的回应。当晚近的好莱坞电影反倒是每每在战争这个主题上进行深切关注和反省之时，难道不应该期待当代艺术做出更为直接而有力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