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艺术从来都是被《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里那个被阉割的、骑着“大炮”（大木棍子）精神失常的胖子形象诅咒着，整天打嘴炮，见人就喊“傻逼”。在认识展览查封与艺术家被捕的事情上，艺术从业者固然不需要区分自己是微胖界的矮矬穷，还是胖胖界的高富帅。但这个极具隐喻与镜像关系的历史性形象，确实会在我们每次打算开小差的时候，冷不丁地跳出来用骑在胯下的“大炮”指着你的鼻子，暗暗地喊上两声。

艺术家完全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艺术不外于社会的事实，关系简明，可是我们却经常忘记将它放在真确的社会政治语境里去重新理解，去实践。更真实的状况是，艺术家往往会在社会问题前，有意地把自己甩开，用“自我”阻断了自决，用辩证糊住了行动。有些时候，一旦具体的事情无所限定的形而上，自我辩证的快感就会替代共同的创伤，让认识失去尺度，进而修辞取代眼前的事实。因为辩证往往会更注重整全的视角，难以透过“人”这个复杂概念的间性，落到那个能为之行动的肉身。

其实，一切关于人的重要认识及其行动，在不触及现实，不谈具体的人与具体问题的情况下，都是脆弱的，都很容易被一件日常琐事、口齿不清的情绪或驴唇对马嘴的思辨所阻断，何况这种认识还发生在长期经受着强权的规训与管制的身体上。因此，应该可以这样说：在赤裸裸的社会事案前，自决的行动都有助于“减脂”，每一次创造性的激活真实，每实现一次公权修辞的破裂，都必定包含“抵抗”意味。

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这个社会里，不是每个人都要去抗争，但社会政制与伦理秩序的结果一直被共同承担。这是我们每个人命定的政治角色。艺术家更不例外。今天，艺术展览被查封变得更普遍，艺术家喝茶，限制出行，被监视居住，被拘留的事件频发。就我直面过的，《居民：再招募》展出不到一个月，刘伟伟的《私人生活》比79年的被取缔的美展还短命，展览还未布置完就被叫停。在深双的几十件作品被撤事件之后，就在昨天，一位居住在熬湖的艺术家的作品又在深双遭到审查。

从国内那次开端性的艺术事件算起，近40年过去了，当年展览被取缔艺术家走上街头，标语上的那句明确诉求与表态，在这个严控统治的社会，几乎变成了拆建成高档住宅小区后被遗留下来的广州猎德村牌坊，装模，作样。一部分艺术家就像时刻准备被拆迁的城中村房东，依仗权贵市场的权钱交易逻辑，期盼着成为一个“开奔驰去给人守大门”的富豪；中国梦与艺术家做的梦，正在越渐趋同一致。艺术界的修辞跟政府对社会事件的维稳式改写，也没有什么区别，封闭、独裁，又不着边际。今天，艺术家面对社会议题，更多的已不是无奈，而是无感。或许，我们被官媒长期宣导的他者苦难，编造来的敌人，剪辑来的正义，弄得有时候自己都恍惚觉得“奴性坚强”是为了姨妈日后的幸福生活。

17年前，艺术家王楚禹在参与一次艺术计划时，组织的一场艺术家们对策展人重新选举的会议，已经象征性地预示了直到今天仍在重复着的“历史”。在选举出来的五位候选策展人的拉票演讲中，被推选出来的新候选策展人真真假假地说出的拉票言辞，跟最后还是由两位原策展人当选的结果，戏剧性的描绘了艺术家跟社会、政治的距离。到目前为止，艺术家的实践、自我组织与展览项目的运行机制，还远不如劳工、律师与公民记者在社会运动中的行动及策略。原因很简单，艺术从业者对自己与艺术实存于社会的基本事实视而不见，脱离了此时此刻的“真实”和迫切的权利议题，并且从未面临过一种急促、激烈与涉险的无望处境。因此，它便无法确切地做出真正的价值判断和行动。

八九年之后，官方主导的对政体改革“不争论”，全面推行经济改革，使得对政制与权利问题的讨论，至少推后了15年。现在不仅是官方，民间也表现出一种默认，即经济增长可以给权力带来法理性。艺术家对社会问题的无感跟这不无关系。同时，在这片大陆，被威权逼现的新闻事件与夺人眼球的大型闹剧，从农村到城市，或是官场，每一个人的社会遭遇写成近年流行的非虚构文学，拍成现实题材电影，都会让你震撼不已。但是它如果没有成为做工的对象，就会成为麻木感知的景观；没有成为艺术实践的语境，就会成为了给艺术家喷洒的免疫农药；更或是成为意识形态的修辞，被当做维稳的案例。艺术家在这类情境里很容易无话可说，并丧失了敏锐度与表达能力去切入社会事件。最后，变得避讳社会事件，并退到艺术自主性的绕口令练习。

这种状况跟过去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书写也脱离不了关系，艺术家被重复告知的仍然还是艺术自主的美学与内化的价值，以至于艺术从很早之前就丧失了真正的观众，逐渐形成“自主的和谐”局面，或被“意识形态赞助者”的机构所招抚。这不是去指望一篇雄辩的策展文章与玄虚的作品说明，就能够走出与通达的。

那个心照不宣而又吊诡的逻辑是，有很多人认同唤醒植物人，而不认同唤醒活人；相信艺术有疗愈效用，却不相信艺术可以面对人的社会性遭遇；艺术可以自我变革，而不认为艺术可以参与社会变革。但其实只要艺术家将自己看做一个正常的人，艺术就应该去面对关于人的基本的问题。我们只要还认同艺术的多元、想象力与创造性，是为了否定专制集权社会的价值标准；艺术实践所强调的问题与肉身经验、行动与自由联结，是为了对抗专制传统的思想体系。那么，我们就应该用最直白、简洁，带有创造力，又让人无法回避的语言去问问，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也自问一下，我们缘何成为了不需要真相又不会追问的一类人。

20年来，记者、律师、NGO、第三方（公民）调查行动与纪录片运动等所开辟的一点空间，如今在持续不断的一轮大规模清理与打压中，几乎消失殆尽。3年前，一场剧演的聚餐过后，我的朋友在上海的一个丁字路口，情绪没崩住，双手用力的晃着我肩膀，“你知道吗，我朋友被抓了，而我…”。这几年，这是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同行的哭诉。这件事发生在2015年的9月，7/0/9律师/大抓捕的两个月后。还有一次，在2017年3月，香港新特首当选的第二天，几位参与占/中的人就被控告，聊到这件事时，平时总是带着爽朗笑声的艺术家三木伤感地落泪。提起这种事，不是要讲情怀，煽情，相比那些律师的家属数百日的独守与抗争，以及十数年的冤案、维权与上访之路，实在没什么。我只是想就近说一下，我们很多时候虽然实践的阵线不同，但在这两三年实为更长的时间里，我们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与遭遇并没有改变，只是它在今天更无遮拦地极化了。再就是我们这些艺术从业者跟所有普通人一样，当你遭遇一些无力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哭诉、骂街，或是去抗争。在一个政治恐惧与经济宰制的社会政体，艺术家跟劳工、农民，或是律师与记者，没区别，更没有优越性；在特色阶段的言论与法治的层面，每个人都是弱势群体。

但凡对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经验有一些了解，都会认识到律师在其中的角色。但今天的真实状况是，继2015年7月之后，他们坚持的工作变得如履薄冰，自身处境更加危险。仅在最近短短的一个星期内，便有至少三位专注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律师被处罚。他们因发表言论被处停止执业，或因法庭抗议被吊销执照，或吊销执照后被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其实，当下艺术的处境，一如律师与法制的关系，艺术家愈无声，艺术愈无力。如果说律师的社会事业是理性且平和的，那么艺术家就应该是提供敏捷且智慧的抵抗及传播技术的人。尤其是在NGO、记者与律师先后被结构性打压之后，服务于统治的法治社会逼迫着艺术附加了紧迫的当代要求——不可直接冲撞，但要让行动保持一种创造性实践的直接。艺术家需要在严控政制下发掘缝隙，在人权遭遇及社会问题的现场捕捉崭新的表达力，创造传播信息的方式，追问真相。这其实一直是媒体的核心价值，犹如“记者在现场”，律师取证，今天的艺术行动也无异。另外，这几年媒体的境遇何尝不是艺术家做事的语境，艺术早该把“媒体的能力”与创造性传播，看作自身实践的一部分。这也不是挑战，而是艺术本应面向及具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