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onversazione
艺术介入社会
编辑/文|蔡艺璇
主持|金雨
讨论时间：1月14日
美国东部时间，早8：00
北京时间，晚9：00
2007年，艺术家莱耶（Pedro Reyes）在墨西哥西边一个以毒品非法交易和枪击案知名的城市—库利亚坎（Culiacan），发起了一个活动：他与地方电视台合作，在地方电视台播广告，邀请当地居民用枪枝来换取可以兑换民生必需品和电器的票券。在最后，莱耶把收集来的1,527支枪械（其中40%属於军队专属的重装备武器）重新熔化、铸成了1,527支铲子，把铲子分送到不同艺术机构和学校去，计画用它们在各地种植1,527棵树。这个过程希望能向人们展现带来死亡的器具也可以带来生命。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选择脱离体制所圈限的语境，从创造被展示的作品，参与到行动、运动中来。艺术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从欧洲先锋运动艺术开始，就以初见端倪：达达主义、维也纳行动派、激浪派、偶发艺术等艺术流派和形式，都在倡导艺术融入生活、日常政治，甚至像意大利未来派——通过艺术来激发人们心中隐藏的力量，在公共场合挑动社会运动。第一次未来主义观念与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结合，就带来了罗马、米兰、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艺术家发起的一场反对奥地利干涉的运动，艺术家在Marinetti的带领下来到边境城市举办未来主义晚会，在喧嚣胡闹中宣读未来主义宣言，鼓吹意大利军国主义和战争，辱骂边境对面的警察。《未来主义宣言》中说：“对我们来说，动作不再是永恒动力的一个固定时刻：动力知觉创造的永恒将是决定性的......观众必须进入作画行动的中心。” Marinetti鼓励艺术家去激怒观众，通过行动的方式来破坏既定的反映在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观念。
在二十世纪初激荡的政治形势的刺激下，艺术家以行动的方式唤醒世人对于某种政治态度或情绪的策略，一直伴随着社会革命的发展，如俄国构成主义与十月革命、达达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观念艺术与越战等。从30年代到60年代，行动艺术经历了一个风格化的阶段，看不出它与政治气候的直接联系。直到60年代末，政治危机撼动欧美大陆，年轻一代的艺术家重新开始怀疑前辈们的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一方面，环境艺术、大地艺术、表演艺术等在破坏原有艺术观念的同时，又继承了达达主义和波普艺术的传统，不断试验和创造新词汇，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艺术的分类和功能。另一方面，偶发艺术、身体艺术等更像社会上嬉皮士运动在艺术上的反应。每当政治斗争带来社会动荡时，艺术家总是以极端的方式来介入政治，其破坏性与冲击力远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可以相比的。（易英《行动艺术：无政府主义还是形式主义》）
从这些强调行动、过程、参与的作品中，也发展处许多相应概念，譬如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社群艺术（community art）、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社会美学（social aesthetics）、新类型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lic Art）。在这其中，不断被唤起的关键字则是：行动主义（activism）、参与（participation）、社会承诺（Social Commitment）、限地製作（site-specific）、对话（conversation）、公民、民主、平等云云。
「艺术行动主义」所运用的策略还包括封锁、占领、快闪、罢工、涂鸦、媒体游击、文化干扰、海报、网路活动、写请愿书等等。
下文将会介绍一系列当代行动艺术团体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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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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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运动及其符号
只要有社会运动，就有人把运动的信息翻译成易于理解的文字、物件、故事和事件。艺术品，比厚厚的说明文本，更能通过直觉和感情与人沟通。以举起拳头的形象为例：它传达了团结、力量和实力的价值。
这个标志虽然起源于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工人联盟）这样激进工会，但它仍被各式各样的运动所运用。最为明显的是在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将这个形象转述为：黑人运动员在1968年夏季奥运会上，在美国国歌响起时，举起拳头，将美国的黑人斗争带给国际观众。
粉红色三角的徽章，最初在纳粹集中营中是用来识别同性恋囚犯的标志，在1970年被同性恋活动家采用，放在AIDS Coalition to Unlease Power（ACT UP）的“沉默=死亡”一词上面，呼吁更多人关注艾滋病危机的严重程度。这些图像是可重复、可变化的，举起的拳头和粉红色三角都是艺术生产的典型案例，他们的形象在海报和其他印刷品上不断出现，成为一个实际行动，集体或者个人的姿态。那些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也再通过复制这些符号，来壮大团体、增加信心、获得技能，并创造更多的表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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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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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媒体与文化干扰
“The Yes Men”是Mike Bonannod 和Andy Bichlbaum领导的一个在全球化运动中诞生的活动家网络。十多年来，Bonanno和Bichlbaum一直在进行媒体干预，揭露企业犯罪，并倡导更为人道的全球经济关系。
1999年，Yes Men模仿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网站，将代码从WWW.WTO.ORG转移到一个新的域名WWW.GATT.ORG，做了一个如假包换的WTO网站。当各种组织开始邀请他们参加各种会议的时候。Mike和Andy伪装成WTO的代表，并作出非常奇怪的演讲，提出无厘头甚至糟糕至极的建议，却得到了台下专家的赞同。这些演讲将世贸组织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推向极致，甚至声称：“奴隶制是一种经济上合理的商业模式。”而台下精英观众对这种言论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更令人恐惧和痛心。
The Yes Men在演讲
The Yes Men也利用模仿的方式剥夺了许多人的权利，他们称之为“身份矫正”：专门针对那些将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人，通过模仿其人来羞辱他们。2004年，Andy在BBC扮作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的代表，宣布公司对1984年的导致数以万计人死亡的博帕尔灾难（Bhopal disaster）负全部责任，并愿意对受害人做出相应赔偿。这个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而Dow则在德国证交所遭受了20亿美元的股票损失。
The Yes Men在BBC假扮Dow Chemical专家
Mike和Andy都是口齿伶俐、身强体健的年轻白人，在美国高等院校受过教育。他们利用身份所给予他们的特权，有效的穿过权利网络的层层关隘，暴露内部的矛盾和不公正。这些干预措施并非戏剧性的抗议活动。Mike和Andy（并非正是姓名）是他们的工作，在需要公共身份的时候使用这个身份。The Yes Men承认他们作为具有更多资源的社会主导群体的特权，应当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而非镇压者。
在演讲中，The Yes Men表示他们的工作支持着重要却又艰难的基层社区：
我们的工作是全球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它有意破坏那些带来贫困和破坏环境的、不加遏制的资本主义。在整个运动中，我们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人们正在以成千上万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进行社会组织、在法律上斗争，我们只是在支持这些坐着真正重要工作的人。
The Yes Men也和一些组织合作来推动政策变革，例如Code Pink，Gray Panthers和其他活动家。除了为那些想要在社区中活跃起来的人提供工具，Yes Men的网站也包含有关各地和全球的在各个方面进行活动/对抗的信息，包括全球贫困问题、企业责任和气候变化。
The Yes Men这种“无礼的公共抗议形式”来自于工人阶级传统，将政治戏剧带入公共领域。这种街头剧场最早的例子是，十六世纪缘起于欧洲并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演出的Punch and Judy。这个木偶剧中的滑稽主人公Punch超越了法律和秩序的力量。Bread & Puppet剧场出现在纽约，以在越南战争期间使用木偶进行表演抗议而出名。Bread & Puppet目前在佛蒙特州，仍旧在表演期间提供面包，抗议美国卷入海外战争，支持民族自决，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着一席之地。
许多艺术家和艺术活动家都会直接与政治运动或者社区组织者合作，往往通过他们想要服务的社区来创作作品。这种合作，可以让大众教育帮助信息的传播。同时，直接从运动中进行创作，也让一些艺术家摆脱过去创作形式的束缚，发现前所未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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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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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科技
The 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nomy（应用自治研究所）是一个活动家团体，通过艺术以及军事科技手段来进行恶作剧、降低权力体制的集中程度、增强个人自主权。这些匿名艺术家以在抗议活动中使用各种科技产品而闻名。
比如在2004年，他们设计了一个名为i-See的软件，可以帮助人们最大限度的在纽约市中避免摄像头监控，从而抗议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监控。（上图即为i-See的界面）
还有TXTMob，是一个可以帮助抗议者快速组织、匿名通报的手机注册系统。2008年2月，纽约市法律部门向TXTMob的程序员发出传票，要求他透露在2004年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其用户发送的信息及内容。在We Make Money not Art的采访中，IAA表示：
我们对科技、公共政策和社会监管的交叉领域非常感兴趣，还有促进言论自由、公共抗议的基础设施。
Critical Art Ensemble是一个由电脑图形/网页设计、电影/视频、文学艺术、书籍艺术及行为艺术的五个领域的成员共同组成的集体。Tactical Media（游击媒体战术）是他们的策略：一种基于不同情境的、短暂易逝的、自我终结的游击媒体战术。他们关注信息、通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CAE在表演中有着不同的角色，例如一群科学教、或者企业。他们不使用高科技设备，而是使用高中实验室就能配备的设备、或者家庭普通设备，将复杂、具有距离感的科学实验降低到公众可以理解并参与的水平，来对抗当代社会“科学和技术的日渐精英化、私有化”。
1999年，CAE进行了一个关于生物科技及宗教的表演——Cult of New Year Eve. 从Human Genome Project（人类基因库）中随机抽取一个女性捐赠者的基因。CAE将基因拼接起来植入酵母，然后将酵母放入酵母晶片和啤酒中提供给愿意参与的观众。捐献者的基因在此刻代表着：“新年之夜…神圣的弥赛亚。” 这个作品质疑了在现代观念中，对基因源头的认同代替了宗教中关于信仰和初始的言论，对科学的崇拜代替了对宗教的崇拜，科学成为了新的宗教，成为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桥梁，然而其神圣性并非确凿；科技作为重要利润的生产者，为资本服务的重要性超越其对人类大众的意义。
Natalie Jeremijenko是另一位艺术家兼工程师，她的作品帮助人们重新想象、建立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自从1999年，她成立反科技局以来，一直致力于使用科技来满足日益异化的社会需求。她的项目包括How Stuffs Made，是一个集体制作的百科全书，提供有关制造、环境成本和产品背后劳动条件等信息。通过Feral Robot Dog，她组织工作坊和其他公共活动，来教授人们如何对机器人野狗进行重新编程，并用她们嗅探社区中的环境垃圾。
她的项目Environmental Health Clinic（环境健康诊所），与客户合作，制定解决其环境问题的行动计划。客户在诊所与Jeremijenko合作，生成改善当地空气质量或刺激食品生产的计划和设备。她将自己开发的协作模式称为“生活方式实验”：
在环境健康诊所，我也在促进不同生活方式的实验。诊所有一个网站，人们可以将自己周边环境的“病例”分享在上面。诊所可以帮助你因地制宜的、采取最优解决策略。比如说回收利用、城市农业、灰水循环等等。我认为艺术家应该让更多具有创意、具有行动价值的想法获得更多关注。
在艺术方面，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家庭领域为场地的女性主义实践。这些都是你生活方式上的小实验，你有自己的控制权，并且可以收到回报。它是示范性的、并非只是象征性的。就如同卢梭的瓦尔登湖，我们可以重新想象自己和自然的关系，而非只是通过消费，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改变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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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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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艺术及平台搭建
Jeremijenko通过“生活方式实验”来构建与自然的对话，16 Beaver则通过构建社群和平台来激发批判性思维和社区对话。16 Beaver Group最初只是一个艺术家、活动家和策展人组成的松散团体，时常聚集在曼哈顿下城的16 Beaver Street，他们从1999年的读书小组开始演变到现在，具有影片放映、午餐、研讨或和其他类型的活动。16 Beaver Group的长期成员如此描述他们的活动：
建立广泛的群众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深刻而广泛的群众运动，以实现结构性的变革，而非改革......我们都知道社会变革的力量有多大，你变得更有信心，因为你知道你并不是唯一一个以这样方式思考和感觉的人。这是“动员”重要的一步。但现在每个人都太过于孤立。艺术不仅可以激励人们，艺术家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塑造你的生活，将你身边的人联系起来，团结起来。
进行相似工作的还有城市教育学中心-The Center for Urban Pedagogy(CUP)，该中心通过各种项目来帮助纽约的居民更好的探索、了解和使用他们身边的建筑环境。他们将娴熟、专业的艺术家和研究人员，与缺乏社区艺术经费的学校和社区进行配对，经常涉及一些新近移民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CUP推动关于特定城市问题的调研及方案的产生，监督例如视频、漫画、小册子、海报、展览、折叠式海报等多种形态表现的生产。让公共政策透明化，将创意平面设计师和政策推广者相匹配，让复杂的政策更利于社区居民理解。
Garbage Problem就是一个CUP和学校合作的项目。当Fresh Kill垃圾填埋场在2011年关停的时候，纽约需要设计新的垃圾处理方法。学生和CUP成员一同研究垃圾构成、及相关基础设施，制作教育性海报，视频，并设计了垃圾填埋场的再利用方案。研究、设计和社区参与的结合，标志了CUP在争取地区社会正义上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