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动的主体与涉险的审美——刘伟伟与“不受欢迎的人”
发起人:开平方根  回复数:0   浏览数:1376   最后更新:2018/01/14 19:10:35 by 开平方根
[楼主] 开平方根 2018-01-14 19:10:35

来源:不周山 文:王鹏杰


在中国社会的激烈转型期,艺术界的分野不仅源于艺术理念的分歧,更关乎对现实情状的基本判断。2017年7月16日,在上海“要空间”,刘伟伟主导的展览“不受欢迎的人”开始实施,该展览包含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如何以具体行为真实地探讨艺术与现实间的复杂关系。 这样“言之有物”的实践,使周围那些制造美好景观的艺术更像是海市蜃楼。


   展览名称有多重所指。刘伟伟邀请的参与者是维权律师,虽然他们的身份像其他职业者一样正常,但这一群体在公共领域中确实处于“不受欢迎”的处境。刘伟伟将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是因为从他们的困境里发现了可以审美化的现实能量,这将为人们理解具体、真切的社会性提供可能。刘伟伟自己也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的艺术实践与商业无涉,故而主流艺术体制对他并不在乎;此外,他这几年在重庆、北京等地的一些艺术活动,因内在的批判性而受到公共体制的“特殊照顾”,有时甚至被叫停。但只有与现实紧密拥抱,他才能获得表达的内容和创作的动力。对于他来说,艺术应以一种全面进入现实的方式助人破除日常的幻觉,重新理解自身的处境。由于“不受欢迎”的因素汇聚于此,这次展览必然散发着“涉险”的味道。

展览起因于他在广州的一些经历。当地的维权律师黄思敏,家门口楼道里被安装了摄像头,这不仅是一种监视行为,也可用“逆向”的方式将“俯瞰之眼”转换为表达的途径。刘伟伟邀请了21位各类职业者来到楼道里,对着监控镜头读一篇自己写的声明,声明五花八门,他拍摄了这些场景。原打算将计划持续进行30天,但到了第21天,刘伟伟被限制进入空间内拍摄。他将所拍的视频命名为《不受欢迎的人》,在上海展览上进行了播放。广州的经验与上海的展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毫无疑问,具体的语境已被改变,但局促的生活空间被放大到公共区域,意义在发生变形的同时也丰富了展览观众对世界的整体感受。在刘伟伟看来,语境的转变去除了律师身份的烙印,使楼道的影像可以作为供观者展开审美活动的“中间物”。然而,这样的视频不会只是提供感性的道具,也不可能是中性的,它是连接不同现实的管道,观众从中获得的也不仅是感觉和情绪,关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必然会在他们心中萌发。

展览的场地是一个标准的盒子空间,整洁宽敞。开幕当天,三位上海的维权律师蒋照军、彭永和、马天林来到现场与刘共同实施这一展览,更准确地说,主要由他们三人来完成这个展览。此前,刘伟伟邀请了11位律师,他也不知道展览当天会不会有人来。假若这三人也未到场,那展览的涵义将发生彻底的变化,将是另一种“涉险”。三人依次进行了访谈,内容是工作中的一些经历及遭遇过的公共困境。采访后,三人以雇工身份在现场用地砖重铺了20平方米的地面。刘伟伟将现场行为命名为《大于19.5942》, “19.5942”是指广州楼道的占地面积, “大于”意指表达的信息因语境的变迁(从广州到上海)而得到了拓展。艺术家本来希望三人以平静的状态完成铺砖,但过程中他们动作激烈而迅速,大约半小时全部铺完,三人的心理状态颇值得琢磨。地砖下面是粘稠的红色液体,观众踩上去感觉并不平稳,还能听到清脆锐利的摩擦和折断声,刺激的声响打破了空间的雅致。艺术家在广州工作期间,近乎绝望的干热气候让他记忆犹新,这红色或许正是他生理感受的对应物,在现场或许会引发观众关于残酷性、剧烈性或纯粹性的联想,做出这种设计与红色的符号学语义没有关联,刘伟伟的肉身体验决定了这一形式语言。

展览中最为关键的媒介是人本身,在此律师不再是律师,更不是艺术家,身份难以定义,出现了意义的真空,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使主体性发生了异变,艺术家假装的缺席加剧了这一异变。异变的结果是开放的,有待于被观众检验和判定。刘伟伟在现场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组织和记录,并没有干预三人的劳作。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近乎中立的角色,在展览中没有投射倾向性的态度。但这并不是一个劳动现场,仍是一个展示的现场,甚至可说是具有仪式感的剧场,还残留着视觉化的矫饰性,对此艺术家不能推卸责任,显然他并不认为现实与艺术是等同的,他对审美的形式保留着审慎的信任。第二天后,展览的作品是记录现场行为的《大于19.5942》和《不受欢迎的人》两部影像,鲜活的参与性在连续播放的荧光屏中消逝了。若说该艺术实践是一种社会性介入,毋宁说是基于肉体感觉和人性关照的综合报告,作为一种抗拒生活幻觉的行动却还是不够彻底。

在展览中,艺术家不是创造者,而是一个联络员,任何一位参与者都是作者,这种开放性是宝贵的,它为艺术家、行动者、观众提供了真实互动、重塑主体的机会。但在艺术家、画廊及媒体的传播和再阐释中,具有“涉险”属性的实践仍被社会体制塑造成趋于安全的“艺术品”,再次被指认为艺术家的创造物。展览的含义最终是通过媒体传播给定的,经过显示屏和互联网的处理,作品的形态和内容被格式化为抽象的符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实的展览体验只存在于开幕现场那个异变的片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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