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评 | 译者蒙塔达斯:关于媒体景观的三个片段
发起人:天花板  回复数:0   浏览数:364   最后更新:2017/12/11 22:02:43 by 天花板
[楼主] 天花板 2017-12-11 22:02:43

来源:艺术世界杂志


展览现场图,OCAT上海馆 | 图片提供


蒙塔达斯录像作品展

Muntadas Video Works

上海 | OCAT上海馆

2017年10月8日—12月3日


(芬雷 | 文)


安东尼·蒙塔达斯(Antonio Muntadas)是一个译者吗?当然不是。他并没有实质性地进入翻译语言或文本的工作当中,即便他曾在其作品中将“警告:感知需要参与”这句话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以及据说曾亲自组织一场由三种语言交织的研讨会,甚至他作为一位活跃的艺术家,经常穿梭于不同的国家与城市……但这丝毫不能让我们将他与某一镌刻于书页之上的译者名讳等同起来。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却选择用翻译”(On Translation)来命名自己的大部分创作。那么,为什么是“翻译”呢?区别于那种从一种语言(原作)到另一种语言(译作)的翻译,在蒙塔达斯这里,谁在翻译?翻译什么?如何翻译?这一连串的疑问,将展览的观众置入了一种媒体景观的“超翻译”之中。因此我们不得不问:翻译,究竟意味着什么?


《翻译:掌声》(On Translation:El aplauso)在展览中被给予了重要的展示。三组大屏画面彼此诠释:两边是单调的观众鼓掌的特写,中间不断切换鼓掌的观众、核电站、森林火灾、街头暴力等画面。我们很清楚鼓掌这个行为在演出开始和结束时的作用,它首先是一种肯定行为,其次还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肯定仪式,那些掌声就相当于在说“欢迎”“谢谢”。如果我们将这种画面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图像对比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偏差的,因为在鼓掌和暴力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对比关系,真正的对比存在于鼓掌当中缺席的那些画面与暴力画面之间。当鼓掌这个行为——而且是集体行为——与不断切换的暴力画面并置,艺术家显然转移了视线、替换了画面。其中的问题并不是艺术家要批评媒体暴力那么简单,而更像是关于接受性的一个反思:我们能否坦然做到对媒体放送给我们的画面和信息照单全收?


展览现场图,OCAT上海馆 | 图片提供


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掌声,将鼓掌与暴力的画面连接,构成了语文学层面的一种语境化效果。就像处理语文一样,图像在这里被看作为词语,图像与图像之间的关系被看作由语境影响着的语句。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个展厅的作品中,蒙塔达斯有意埋伏了关于语境的提醒:《跨文化电视》以及《亚感官体验,行动和活动》中分别闪现中英文短语“CONTEXTUALIZED FOR CHINA / 中国情境化”“情境化”(Contextualized)应该是语文学层面的上下文关系,指现实与媒体、信息与感知相互交织的语境化,艺术家提示中国观众可以代入自身语境来观看和阅读。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提醒理解为提问:对应于蒙塔达斯所揭示的媒体景观,中国的语境又是怎样的呢?


要知道电视在中国起步于1950年代末,其真正发展却开始于1970年代末。虽然比国外晚了一些时间,但是它从落脚中国开始,就迅速投入到了政治经济体系和地缘政策体系的主导环节之中。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曾指出,20世纪末,电视被用于实现这一主导环节的政治经济任务,即“借助图像实现统一性”。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969年的7月21日:阿姆斯特朗登月的电视全球直播,斯蒂格勒称之为技术和媒体带来的全球体系的“圣体礼”。因此,在蒙塔达斯这里,翻译除了作为一种解析语境化的路径,还是一种解构统一化的载体,这是我想强调的关于媒体景观的两个片段。


《跨文化电视》非常直白地表达了艺术家借由电视考察全球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等在媒体中的生产状态问题。这件作品按照蒙塔达斯自己的说法,展示了一个媒体的编辑链条:“包括摄像师、驻地记者、卫星、录像剪辑师、主持人、播音员、录像的观众、录像带的剪辑师,还有作为观众的你”。通过对来自不同国家电视节目素材的重新剪辑,蒙塔达斯演示了电视在全球体系中并不高明的伎俩:一方面,在每个国家之中,电视参与构建地缘政策体系的搭建;另一方面,不同国家之间,电视携带着自身的技术和媒体特性,构建着一个跨文化的、全球统一的媒体景观。仿若一个庞大的寄生网络,电视通过自身的外在化显现已经内在于我们的生命情态之中。如蒙塔达斯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翻译的世界里。


翻译,首先是一种被翻译,这是我想特别提及的媒体景观的第三个片段。翻译,换句话说,在蒙塔达斯这里,是对“被翻译”的翻译《翻译:恐惧》系列通过移民问题揭示了“被翻译”也就是被规训、被构建。“On Translation”这个短语标记了蒙塔达斯工作的进程性和方法论,于此进程(Process)之中,翻译永无停歇。与上个世纪70、80年代相比,今天的电视与网络正在走向联合,媒体景观从幕后的编辑走向数据库的算法,“被翻译”的统一化无疑在加剧。当恐惧被构建,当意识被翻译,重新翻译,或者走向多异的、复调的翻译,构成一种纯粹的行动。此一行动,与本雅明所谓译者的任务,即对不可译的转移以及对总体语言的再次协调,是一致的。恰如瑞士学者考夫曼(Vincent Kaufmann)评论当年的情境主义者那样,蒙塔达斯也是那个“阴极射线管时代的纯洁天使”:在书本走向终结的媒体景观中,通过对翻译和阅读的再次激发,恢复观众对不可译性和不可见性的感知意识,于存在的迷失之中重获时间。

展览现场图,OCAT上海馆 | 图片提供


*全文刊载于《艺术世界》325期"久视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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