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798艺术 李旭辉
“恶克思”博而励画廊展览现场
从展览“乌克兰”到“恶克思”，廖国核的创作走在一种看似二元论的道路上，无论是“乌”和“兰”，或是“恶”和“思”，词语的组合不仅不断地将人的思维带入到一种歧义的思辨当中，也将一种异域的幻想构筑在词语表面。或者我们能够回到廖国核用长沙方言发出“X”这个音，认为“恶克思”既是它的乡土版，同样也巧妙地隐喻着一种社会主义梦境第“X”版正在出售。这种一语双关的方式在廖国核的创作中十分常见：借喻，隐喻，讽刺，所有似是而非的事物被书写在一张张空空的画布上，以往精致的装裱、修辞在艺术家的世界里失去了位置。可以看出，廖国核的创作与“墙”有关，无论是儿时懵懂期看到的公共墙，还是用于涂绘广告、政治话语的路边墙，或是博而励画廊此次展览中挤压观众进入的墙面，或是艺术家心里的那堵墙。假如艺术是一种揭露，那么油画布不被装裱就如同“揭露”本身的疲软无力一样。作为一种美学象征物，画布在廖国核的创作中被看作为“另一重系统”，它无疑是被建构出来的，我们可以说：画布的价值是被美术学院系统所建构的，而美术学院系统却是被国家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其本身带有大量经验的灌输和对“它者”的排斥。对廖国核而言，这个系统会从精英形态转化为日常，人们长时间身在其中，在日常媒体中，在工作系统中，在无法撕破的网络控制当中。
“恶克思”博而励画廊展览现场
对廖国核而言，对抗任何一个庞大的系统无疑等于自杀，而系统总是有其惯性在左右着里面的每个个体。在一个普遍媚俗和娱乐，或以伪学问充塞众听的时代里，基础性的事实已经逐渐腐化剥离出血与骨。而对个体而言，其本身能够整合的只有亲身经验和绵长的艺术史认知。廖国核曾经尝试过整合其他系统的权力作为自己的力量，就像他于2008年的第一个个展《悄悄崛起的商业沙文主义暨蠢人岸边无用的国王——吴山专王兴伟廖国核卖创作展》那样，作为辞去湖南电视台工作之后第一次踏入艺术圈内部，此前他一直徘徊在这个“人傻，钱多，快来”的当代艺术圈边缘，期待良知的显现……。而当他以“坏画”来介入这个系统时，我们试图去揣摩这个异乡客的话语，他如此格格不入，不修边幅的外貌带着像廉租房里旧窗帘一样的绘画登堂入室，进入到上海的展厅里。我们仔细看着，看着一幕幕的哑剧，就像一个不能够顺利说话的人吐露出一些黑色幽默，最后我们在一片贫瘠而浑噩的土地上看到了青草长成“绝望”二字。而讽刺的是这个展览合成的方式，一边是被艺术系统内部认可的艺术家的名字，另一边是系统外在不被辨识的个体和他所体验到的艺术。像王兴伟、吴山专依然是学院派中的反派角色，高超的技巧使得他们毋庸置疑成为当代艺术中的先锋角色；而廖国核以一种无技术，甚至反技术的方式到场，其潦倒的画风仿佛出自一个上访的精神病患者。
“恶克思”博而励画廊展览现场
假如我们回溯“坏画”的历史就会发现一条有趣的线索，艺术历史中反复反复在上演一种从精致到粗糙再到精致的艺术现实。例如从精致的希腊艺术到粗糙的马其顿艺术，从精致的罗马艺术到粗糙的中世纪早期艺术，从精致的古典艺术到粗糙的浪漫主义和印象派艺术，从精致的社会主义写实艺术到粗糙的表现主义和贫穷艺术等等。在中国艺术里，虽然历史中粗糙和精致的对比不是那么明确，例如像黄宾虹的艺术对于清末的翰林绘画来说无疑是粗糙的，元代文人绘画在对比宋代文人绘画无疑是粗糙的，但这种表象中的粗糙也许承接着另一种事实，任何精致的文化不可能永远存在，或许它就是遮蔽现实野蛮腐朽的屏保。当代艺术30年后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精致的艺术，不管此前当代艺术在圆明园和东村时期是怎样一种野蛮的生长方式，今天它拥有太多的簇拥，市场、媒体、理论家、博览会及拍卖等等，它自身也依靠那些近亲繁殖的哲学或美学理论不断进行增殖变为某个阶层套利的工具。假如说早期的当代艺术依然有从环境到自身，依然希望改变环境的善意，那今天的当代艺术又逐渐像它曾经的对立面学院艺术、画院艺术那样，变为一种学院合理性的点缀物，它已经逐渐舍弃了以往对现实外在经验的敏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廖国核的创作视作一种外层语法，一种来自不断被暴力洗劫之后的残余经验，之后对这些经验重新以一种随机的方式进行採揉，在一种欲言又止、喜怒交替或冷漠间离的气氛里吐露一些碎片，让少部分关注的人能够缓慢地阅读。
“恶克思”博而励画廊展览现场
此次展览中大量创作看似是有关正义的主题，但事实正义在创作中只是作为再审视的工具，因为在现存的事实经验里，人们很难看到正义的经验，因为正义是被权力者所塑造的事物。在战争当中，每当需要召唤群体意志时，这时正义才会献身，所以在历史当中正义往往是神启的，是领导者观望群体普遍状态和思维动向之后对生存的提高或故作提高状。在平庸的状态下正义也许只是小商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坚持，只是教师的耐心哺喂，只是在职者一丝不苟的工作，只是老板在考虑成本之余对员工发放合理的薪资，正义可能是对于尚未完成事物不做过高的评估，在平庸中正义不会耀眼，更不会霸占媒体专栏，是只有细微的注目才能察觉行动。而或者因为其细碎、辛苦、难于把握变为一种日常的庸忙，使得人们离它越来越远。古希腊赫利孔山上的缪斯神庙前曾有次关于正义的比赛，在创作《工作与时日》的赫西俄德和创作《伊利亚特》《奥德赛》的荷马之间展开，最后的胜利属于赫西俄德，评委给出的答案是赫西俄德教人以和平与勤劳，而荷马教人以战争与杀戮。但从今天的事实来看，我们大多数人只能记住了荷马，因为战争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离得太近，我们的生存中对于战争的召唤已经深入骨髓。从《无题（树正义）》《JJ龙》《经世锄官》《黑地白圆》《审讯》及《刀枪不入》等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一个系统如何在杀戮中获得正义的神权。那么这种“正义”真的就能召唤到真正存在的正义吗？在噤若寒蝉的当代社会里，正义的廉价、粗糙必然不会维持太长时间的光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