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安怡 | 如何治愈疯狂：精神病院和艺术的治疗方式

自2016年起，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的年度展览品牌暨学术品牌“青年策展人计划”开启了“海外研修生”计划，旨在给予年轻策展人们开拓视野、深度学习的机会。“青策计划2016”的两位策展人龙奕瑭与芬雷在法国驻沪总领馆与Le Consortium当代艺术中心的支持下，于2016年3月赴法交流（🔗戳后方名字，获取龙奕瑭与芬雷研修纪行）。

“青策计划2017”升级了这项奖励机制，推出了2+1位“青策海外研修生”。今年10月，“青策计划2017”的获选策展人冯安怡（来自“光源度假村”）在斯沃琪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前往威尼斯双年展展开了一周的参访。冯安怡不仅参观了威尼斯双年展，还专程探访了威尼斯圣塞尔沃洛岛上的精神病院博物馆，寻求精神病院和艺术的治疗方式，从而深化思考与延伸了其展览“光源度假村”。

现在，不妨让我们通过上方的回顾视频与海外研修纪行，走进她的威尼斯之行。

如何治愈疯狂：精神病院和艺术的治疗方式

冯安怡（Tiffany Fung）

手里拿着一瓶贝利尼酒和一块馅料面包，我漂流在威尼斯舄湖上。历史名胜圣马可广场的恢弘壮丽，在由国际游客上演的现代奇观所衬托下，渐渐从眼前消失。不到10分钟，渡船停靠在一个小码头上。米白色的外墙和大理石地面前，一堆慵懒的身躯搁置在藤椅上，金边龙舌兰科植物仿佛张牙舞爪的大型蜘蛛。圣塞尔沃洛岛以一种超乎现实的宁静感迎接着我。在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和花卉背后，地中海静静地守候着这片漂浮的群岛及其一段与疯狂有关的复杂过去。

我这次专程来探访圣塞尔沃洛岛治疗心理问题与精神疾病的悠久历史。公元九世纪早期，信奉本尼迪克特教义的僧人们初到此地，1716年该岛被指定为军用医院所在地，1725年被重新规划为精神病院。医院按照古老的宗教制度运作，最初仅向资产阶级和贵族家庭中的男士开放，随后才逐渐接纳妇女和普通大众。1978年，因为政府对精神病学进行改革，精神病院被迫关闭。乍看之下，岛上过去的痕迹并不明显。

圣塞尔沃洛岛依旧是逃离繁忙城市生活的世外桃园，只是造访者不再一样。这里有一所大学、一间酒店，一座博物馆和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我漫步经过粉红墙壁的宿舍楼，一群老太太在食堂闲聊，路过空旷的篮球场、公共艺术装置作品，偶尔还能看到藏在灌木丛下的小蜥蜴。时间慢慢流淌，感觉惬意舒适也分外悬疑。有人在花园里凝视着我——12副面无表情的灰色脸孔在阳光的照耀下浮现在铝面板上，当我走近时却恍惚消失。挪威艺术家安娜-卡琳 ·弗卢内斯从档案中挖掘出女性患者的肖像，打造出场域特定(site-specific)的装置作品（《重见光明》，2017）。想到历史上女性如何因拥有女性生理器官而被贴上“歇斯底里”的病症标签，并因此遭受不合理的对待和迫害，我不禁好奇，是什么原因把她们带到了这里。在她们尴尬而沉默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优雅和尊严。

安娜-卡琳·弗卢内斯，《重见光明》，2017，装置作品，作品展出现场

安娜-卡琳·弗卢内斯，《重见光明》局部，2017，装置作品，作品展出现场

走进圣塞尔沃洛岛精神病院博物馆（Insane Asylum Museum of San Servolo），我发现了详细的医院发展史、照片档案和曾经在病人身上使用的设备。从电击疗法机器到脑切片照片，这些奇异的人工制品看起来像刑室里或一部经典科幻电影中的道具。尽管如此，这些激进的手法背后有一些相当感人的，或者说，非常人性的一面。它们让我想起了过去几天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所体验到的艺术。我试图了解自己这极不寻常的联想，找出精神治疗方法和艺术之间的共通点：

十八世纪，医生和宗教领袖一致认为治疗疯狂的唯一方法是对病人进行孤立、镇压、隔离和遏制。人们相信，或使他人相信，遏制行径在培养精神病患者的纪律和规范行为方面具有“教育作用”。实际上，这些治疗中心更像是监狱。常见的约束装置包括约束衣、镣铐、脚铐、约束手套和强制喂食工具。值得提及的是旋转机器，它高速旋转病人，以达到镇静身体的效果（和呕吐的副作用）。正如福柯著名的观点，监禁促进了对疯癫和理性的概念区分，并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来控制社会的不良分子。 ①

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台湾馆里，我曾看到谢德庆的一句话：“生命像是一场无期徒刑；生命是时间的流逝；生命是自由思考。”从1978年到1986年，这位艺术家进行了一系列为期一年的行为表演。在这些表演中，他遵循了一套严格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把自己锁在笼子里（《笼子》，1978-1979），每天每小时打卡（《打卡》，1980-1981），他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户外》，1981-1982），他用绳子把自己绑在另一位艺术家身上（《绳子》，1983-1984），他禁止自己思考及从事艺术（《不做艺术》，1985-1986）。谢德庆提议，如果遏制或孤立确实有教育价值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面对存在的基本状态，即消磨时光、过日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如何去理解巨大的痛苦？谢德庆就此经历中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做出了评论：“首先是背叛、惩罚、痛苦，然后是自由。你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这就是我理解的人类历史。 ”②这位行为艺术大师并没有向我们提供化解悲伤的方法。他为我们指向了地平线那边的救赎。

谢德庆，《一年行为表演，1980-1981年》局部，2014，表演与影像，作品展出现场

这张照片可能让人联想到香熏浴和温泉的画面，但在圣塞尔沃洛岛，水疗并不完全让人放松。对于躁狂抑郁症患者来说，意外强迫性洗澡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减缓血液流动，“平息愤怒，迫使患者服从”（圣塞尔沃洛岛精神病院博物馆）。一方面，护士们将10到15摄氏度的冷水喷洒在患者的头上，这些患者的头发被剃掉，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充分的效果；另一方面，长时间的热水澡用于治疗失眠、抑郁和自杀的念头。患者被捆绑在30到35度的水中，并连续浸泡12小时甚至数天。

威尼斯和它周围的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这座漂浮城市因其错综复杂的水道及其在地中海的战略位置而成为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港口，并建立起繁华都市的声誉。与此同时，不断恶化的洪水和不断上升的水位对城市持续构成威胁。但对于圣塞尔沃洛岛上的病人来说，水更可能是压迫的工具，是创伤的来源。

在世界的另一端，法国裔的哥伦比亚艺术家马科斯 ·阿维塔 ·福雷罗（Marcos Avila Forero）邀请当地居民重新收回阿特拉托河的自主权，这是哥伦比亚武装敌对行动的一个关键地点。他的作品《阿特拉托》（Atrato，2014）聚集了一群男女，再现了他们用双手和手臂拍打河面的古老传统。通过协调一致的动作，产生节奏，并重新将身体和土地连接的过程，当地社区共同创造出一种新的景观——不再被暴力和冲突的声音所压倒，而是充满笑声、创造力和交流。在社会政治动荡时期，阿特拉托河成了集体力量的象征；随着水在自然循环中生生不息，改变的希望也随之更新。

科斯 ·阿维塔 ·福雷罗，《阿特拉托》，2014，有声高清视频，作品展出现场

道德治疗时代推行对病人进行更人道和非暴力的治疗。首席医生塞萨尔 ·维格纳（Cesar Vigna）在19世纪将音乐疗法引入圣塞尔沃洛精神病院，他说，“可以合理地利用音乐对神经系统产生的道德和生理影响处理精神疾病案例”（圣塞尔沃洛精神病院）。据记载，病人会和护士一起在音乐厅里听钢琴曲和演奏音乐。

声音对人类的心理有着密切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声音一直是一种治疗方法。在萨满馆里，有一系列神秘的岩石结构被悬挂在墙上的霓虹灯带旁边，其中安装了小巧的黏土哨子，吹奏着让人治愈的旋律。危地马拉艺术家诺夫斯 ·拉米雷斯-费格罗阿（Naufus Ramírez-Figueroa）的《第三肺》（The Third Lung，2017）利用玛雅文化的元素和史前黏土乐器来模仿一场为灭绝鸟类举行的降神会。这个装置延续了声音的古老功能，即声音是人类进行沟通、寻找与大自然共存，以及理解死亡和哀悼的方式。

诺夫斯 ·拉米雷斯-费格罗阿的装置作品，《第三肺》，2017，装置作品，作品展出现场

想想能缓解全球危机的音乐吧。杨嘉辉在香港馆里呈献的“杨嘉辉的赈灾专辑” （Songs for Disaster Relief）展览，重新诠释了慈善单曲的普及——这些单曲是专门为公益录制的，通常由娱乐巨星演唱。在一所仿效剧院的房间里，香港工联会群声合唱团以“消声演出”的技巧演绎着80年代经典歌曲《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2017）。熟悉的曲调经刻意修改成为呢喃之声，既带来美好的回忆，也引起不安。音乐既是“做善事”的手段，也是作为大众文化产物和官僚式筹款系统的工具，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我们如何调和？杨嘉辉将这一关系疏离化，呈现音乐作为一种个人经历和社会建构的体验。

杨嘉辉，《四海一家，由香港工联会群声合唱团演唱》，2017，装置作品，作品展出现场

工作疗法也是在道德治疗时代被引入的，以消除遏制和隔离疯人的需求。“通过劳动和工作，灵魂可以从神志不清的想法中分离，身体因为疲惫也会产生休息和修复性睡眠的需要。”（萨莱里奥 Salerio，1868，圣塞尔沃洛精神病院博物馆）1884年，三分之二的圣塞尔沃洛精神病院患者在16个不同的部门工作，包括农业、面包店、理发店、铁匠铺、制鞋铺和其他手工活动场所。一些人被安置在医院，另一些人在岛上和邻近的农业地区。

实际上，工作疗法常常要受制于驱使病人劳动的风险。它通过医疗、财政和逻辑框架为剥削提供了完美的理由。问题是谁来定义工作，以及它的价值和界限。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工作疗法的哲学已经从一种分散对疾病注意力的思想，转向借由有意义的日常活动实现康复的理念，并为使这种做法标准化，制定了《道德守则》。然而，人仍然会问，工作难道还不是现代生活中痛苦的根源吗？它怎么可能有助于健康？

朱迪思 ·斯科特的装置作品，《二十件雕塑》，1988 –2004，装置作品，作品展出现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或许可以求助于朱迪思 ·斯科特（Judith Scott），从她五颜六色的混合材质织物雕塑中获得灵感。斯科特出生时就患有唐氏综合症，天生失聪，她的艺术才华最早在“创造成长艺术中心”（Creative Growth Art Center）被发掘。这是美国第一所，也是规模最大的残疾人艺术中心。虽然许多设施提供艺术和手艺课程，但创造成长艺术中心将残疾人作为普通艺术家对待视为重任。它坚持打造专业的工作室环境，进行画廊展览和代理，并出售艺术品，以便艺术家能够赚取收入。在斯科特的雕塑作品中，废弃材料被纱线、金属丝和织物反复缠绕。这种一丝不苟的做法告诉我们，促使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前进的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愿景，而是能够通过不懈的工作和奉献，而行动来实现这一愿景的机会。

朱迪思 ·斯科特的装置作品，《二十件雕塑》局部，1988 –2004，装置作品，作品展出现场

工作人员示意，博物馆即将闭馆，我该走了。我迈出展览馆，来到楼下的一座教堂。自九世纪以来，这座教堂一直是该岛的礼拜场所，经历了几次翻新后，最终定形于现在的建筑形式。博物馆里关于宗教对治疗病人的影响并没有具体记载，但是修道院生活的某些方面似乎与精神病院的生活不无关联，如它的隐居性，纪律和常规化的实践，以及对绝对精神集中的圣洁追求。

“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关爱和精神信仰的时代。”在不稳定的社会形态中，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策展人克里斯汀 ·马萨尔（Christine Marcel）建议我们通过艺术回归信仰。这种“关爱”与“精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展览中的神秘主义、萨满信仰、宗教、原住民智慧和个人仪式等主题反复出现。从群体的角度出发，我想到了安娜 ·哈尔普林（Anna Halprin）的《行星之舞》（Planetary Dance，1980至今），这是一年一度的全天舞蹈仪式，最初为平息山里的一桩谋杀案而上演，现在它在世界各地举行，针对治愈、社区更新以及与地球和平相处发出全球性呼吁。从更个人的层面上看，我想到了袁进华的气象水墨画，通过每一笔横向墨迹，艺术家得以思考父亲之死，并表达出彼时彼刻艺术家所经历到的精神状态（《人 ·墨 ·气象》，2017）。

圣塞尔沃洛岛精神病院关闭的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将精神健康服务非机构化，把“保持理智”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和社区。私人治疗师，治疗中心，精神药物和使用物质的兴起，以及大众娱乐，自助文学和“新纪元思想”（New Ageism）等形式，都成为提供支援的替代方法。同时，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不一定得到适当的照顾，最终可能堕入孤立，无家可归或受监禁的情况。

在我现在的创作性实践中，其一重点问道：私人和公共系统如何影响及规范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无论是以精神治疗或以艺术作品的形式体现，我们表达内心欲望和恐惧的方式以及回应这些情感的机制，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从直面苦难为存在的一部分，到重新定立我们对于栖息地的自主权，尝试体验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有意义的工作，最后到寻找日常生活中的信念——这些想法有助应对不仅作为精神疾病的疯狂，它更是一种需要集体和持久面对的人类状态。

注释：①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1973年

②HG·马斯特斯，“没有像消磨时间的时间：与谢德庆对话之第二部分”，2017年

参展艺术家：陈维、郑婷婷（香港）、丁行健（纽约）、胡靖、梁半、刘禹扬、卤味高清频道(彭文彪、米、李冠廷、Nio)、山河跳！ (黄山+黄河)、王欣、黄慧妍（香港）、杨沛铿（香港）、童义欣（纽约）、余淑培（香港）

展览地点: 上海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 1楼展厅（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23号）

“光源度假村”是一处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心理疗愈度假胜地。策展人以度假村创办人的身份邀请13位/组坐标全球的80后华人艺术家，共同为观众打造浸没式的治愈体验，模拟都市人渴望的世外桃源。

“光源度假村”在检视艺术创作对人类心理和情感的关注，以及艺术家在社会问题中所扮演角色的同时，质疑将心理问题商业化的操作，试图呈现一系列时下流行的心理疗愈手段，从情感真人秀、灵性反应疗法到催眠冥想，再到对自然与超自然现象的敬拜等。展览尝试揭示和反思当代生活中另类心理治疗策略的兴起和“治愈文化”的渗透，继而解构集体潜意识中对“感觉好些”的期望，重新讨论心理健康这个重要却时而被忽略的议题。

地点：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5楼，上海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1楼展厅

特别鸣谢：斯沃琪有限公司、上海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青年策展人计划”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的年度展览品牌暨学术品牌，2017年第四届PSA“青年策展人计划”三组获胜方案分别是“甜蜜的家”（莫万莉、邓圆也、林琳）、“#标签”（冯立星、史纪、吴有），以及“光源度假村”（冯安怡、吕斯乔）于上海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向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