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杂志

NCAF“新艺向”沙龙，公布特别资助评选结果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艺术生态的输血者

NCAF: The Donor of Artistic Ecology

栾志超|采访整理

新世纪艺术基金会|图片提供

ArtWorld：能否先介绍一下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公共教育项目版块和框架？

常旭阳：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并没有专门来做公共教育的项目。大家可能是通过一些年轻艺术家的讲座以及今年的大师讲座了解到我们在做的一些活动，但其实我们做这些讲座并非是从公共教育的出发点来做的。在基金会的结构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基金会在中国还是个很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大家摸索基金会到底能干些什么事情，它的功能和职责是什么。在这些还没有完善和形成之前，早在2012年基金会还没有注册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准备中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是当下艺术界比较缺乏的。

当时其实有一大批年轻艺术家——当然五年以后，现在的他们可能都已经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坚分子——这些年轻艺术家有展览，但大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基金会没有必要一开始就做展览这样的常规活动。但艺术家讲座在国外是很流行的。国外艺术家做展览，都会讲一讲自己的作品，谈谈整个创作的脉络。基金会当时就想从这个点出发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把这样一个活动作为项目来做的，而并非纯粹地说，我们是一个机构，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我们缺一个公教的活动，那我们来做一个。

2012年到2013年间，我们陆陆续续做了几十场艺术家的讲座。这些讲座做了两三年之后，这个模式又受到了挑战。一方面，如果每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请一个艺术家，艺术家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这么多年之后，会发现艺术家有的时候也并不擅长讲。后来，我们发现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也是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而且，学者的思维通常都比较缜密，这和艺术家不太一样。艺术家通常都是视觉的，讲的是比较碎片化的东西。学者的思维比较逻辑，传递的信息更加有效。而且，艺术批评在艺术生态中的地位、作用也是需要不断的支持和鼓励。否则的话，艺术家只能靠市场。艺术批评对艺术家的创作也起不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在2015-16年开始往这个方向转，请艺术史、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学者来做这样的一些讲座。

艺术家工作室走访，2015年

艺术家工作室走访，2016年

ArtWorld：2012年决定开始做这样一些艺术家讲座的时候，当时艺术行业相关的一些活动是怎样的？这些讲座在当时有怎样的针对性？

常旭阳：我们是2012年年中开始做的。我和大多数的年轻艺术家们同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朋友。看了他们的展览，就会思考观众和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在哪里。当时，长征空间做了胡向前和王思顺的展览，觉得他们的作品很有意思，但他们和观众之间又隔了一个很长的通道，很难再去深入地理解他们。那我们就想把他们请出来，以另外一种言语的形式和观众交流。哪怕你在台上是带有一些表演的性质，但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的言语和你的肢体都传达着你的个人信息。而且，单个的展览还是碎片化的，但讲座基本上是让他们回顾过去五到十年的创作。蒋鹏奕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重新梳理了自己过去的创作。他在做这样一个讲座的时候，可以看过去的自己。艺术家此前从来都没有这样直接和观众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重新梳理自己的工作。

ArtWorld：在每场讲座的内容和主题上，基金会会和艺术家有一个沟通和交流，以及基金会本身对讲座的一些要求吗？

常旭阳：第一场的时候观众并不多，艺术家也没有太多这样的经验。我们作为策划者认为艺术家讲座是一个很名正言顺的事情——艺术家应该都会做。讲自己难道还讲不出来吗？所以，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就是讲自己。但后来就发现，艺术家可能真的是讲不清楚的，很多时候就是在屏幕上放作品。比如，第一场的胡向前和王思顺基本上都是放作品，而且他们两个都属于言谈能力不是特别强的，所以那场下来就发现，原来艺术家讲座并不是他们天然就会的一个事情。

ArtWorld：接下来有作一些相应的调整吗？

常旭阳：这之后，我们就开始对艺术家准备的资料有一些审核了。比如，你什么都没准备，就带着一个以前工作的硬盘，现找一些以前的图片在屏幕上放放，那是不行的。你至少得说明一下你的作品，把你的作品做成PPT。做一遍之后，大脑里的语言逻辑就开始出来了。所以，这之后就特别要求艺术家要做一个完整的PPT。

我们后来也策划一两场不对外公开研讨会。因为在UCCA做的“新艺见”系列讲座仍然是一个show，一个表演，把自己准备好的东西说出来，讨论的部分是很少的。可能主持人和艺术家之间，或者观众和艺术家之间有那么几个问题可以进行讨论，但更多的还是艺术家用言语来表现自己。比如，我们策划了一个绘画的论坛，邀请了一些各自在各自的绘画领域有一些独特点的艺术家。研讨会很激烈，像舒可文老师就挑刺给艺术家，像刘野这样的艺术家回复就很激烈。我们就发现，艺术家在碰到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还挺爱反驳的。一旦身处在那样的氛围中，就会谈到一些敏感的话题。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正式的讨论会上的话，这样的一些观点也是不可能生成的。

我们接下来还想做一些关于艺术家电影、影像的活动，看看艺术家在电影和影像之间如何把握自己的独特性，又如何在商业中把握自己的抽象感，以及这样的一些东西在怎样的渠道下生效。我们想请一些想拍电影，但又不是拍商业电影的艺术家，以及一些电影圈的人过来，看看是否存在一个讨论。

2015新艺见@RAM

2015新艺见@UCCA

对话拉图尔，新艺见-大师系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17年

ArtWorld：这些讲座活动的文献工作进行的如何？

常旭阳：音频、文字、图片，包括艺术家的作品都有归档。但是，这些仅仅是作为我们内部研究的一个基础，还没有分享到大众的层面。我们一直想要做成出版物，但要面对人手和精力的问题。而且，我们后来也发现艺术家讲得太碎了。采访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是有针对性的，但艺术家讲座都是从十年前的第一件作品开始讲，很难整理成文字。整理的话就需要重新书写了。所以，我们还是鼓励研究。如果有人想研究的话，那这些资料都可以成为研究资料。

ArtWorld：在出发点、效果以及与讲者的沟通上，接下来邀请学者、策展人和研究者所做的讲座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常旭阳：我们的艺术家讲座主要是挑选有意思的年轻艺术家，想把他们推广和呈现出来。所以就不会有主题上的设定，就只是确定年轻艺术家。而且，已经创作了5-8年的艺术家也并不是完全新的艺术家。在转到艺术批评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设定的。我们有点想梳理过去一百年艺术史的研究。比如，我们了解到卢迎华是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研究，朱朱在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鲁明军在做九十年代到世纪之交的研究。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商量过，这是他们各自的兴趣点。但我们在交流中发现，他们的研究构成了这样一个时间段，那我们今年的讲座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跨度呢？但在具体讲座时间的设定与交流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时间跨度太大，通常都是一年或者一年半。不会像OCAT的年度讲座有主题，请一个或多个学者，以一种集中的方式在几天里讲完。我们一年多的跨度导致了约定的很多东西都会有更改。所以，我们艺术史的讲座计划就搁置了，包括我们还想要做完讲座之后做一个整理出版，都落空了。

ArtWorld：不管是艺术家的讲座，还是学者、策展人、研究者的讲座，以及内部的论坛、研讨会，都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去策划的。能否就此谈谈？

常旭阳：基金会最根本的一个特点是供血。它给很多好的项目输血，支持艺术生态，给这个系统的很多部分输血，不能全让买卖说了算。这其实是基金会要做的事情。所以，基金会相对来说更多地针对系统之内。比如，美术馆做公教，那我们可以支持美术馆，支持机构，让他们去做公教。再比如，Salt Project想每个月做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讲座，这是基金会一直想做，但没有精力去做的事情——推新鲜的力量。那我们就可以给予支持。我们不要始终做策划人，也策划不过来。结构是有限的，那就可以去输血，去扶持一些好的项目。我们的学术顾问侯翰如也经常强调说，基金会不要总想着去主导一些事情，要发现好的合作者、合作机构、好的项目，从输血的角度去做事。所以，我们就把自主部分的比例降了下来，将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在了支持好的项目活动上。这也是我们近两年在工作上做出的调整。

ArtWorld：这样一种输血的方式对整体的艺术生态有怎样的帮助和影响？

常旭阳：独立空间总是关了开，开了关，如果你关了，那我肯定就不支持你了；或者你实在是一年都没有什么展览，那我明年也就要考虑是否支持你了。只要这样一些空间的项目还保持一定的水准，那我们就会持续地每年都去支持。和自己来做事相比，支持艺术生态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总有新的人愿意来做这个事情。有新的人愿意来做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对他进行资助。这种生命力永远都在。

ArtWorld：如何来选择输血的对象呢？

常旭阳：我们的标准首先必须是成立两年之内的空间，其次我们有一个额度。如果成立两年了，那那说明你已经是在成熟地运作，那资助的额度就可以大大的提高。但是，资助的空间项目每年都需要年末做一个关于项目、资金运转情况的报告，跟基金会接受政府的检查一样——每年年末的时候，要说明自己做了些什么，资金运转情况如何，明年有些怎样的计划。通过这些，我们来评判明年是否继续资助。

ArtWorld：就空间项目这样一个关了开，开了关的状况而言，输血对生态会产生有效的改善吗？

常旭阳：其实没有必要对独立空间要求那么多，因为它不光是资金的问题，还有创办人的想法、灵感、精力的问题。艺术系统中没有人在做输血这个事情，那我们就要做。我们一开始就设定了这样一个宗旨。这在国外也很普遍，艺术家就是这样筛选的。独立空间先筛选很年轻的艺术家，然后再被画廊，被美术馆，被基金会一步步地挑选出来。这是一个系统很基层的部分。这一部分在国内很薄弱，没有支持，这是我们基金会在一开始就确定的，所以不管我们的项目怎么调整，这块工作始终是很坚定的。哪怕“新艺见”系列的讲座没有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支持讲座活动的开展，保留这样的灵活性。

“今天再造”北京研讨会，2015年

今天再造”上海研讨会，2015年

ArtWorld：在你目前的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常旭阳：经验不够。比如，如何系统地处理和使用文献资料？我们有那么多的资料。我们本身也是个研究机构，有着研究员的身份。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很缺乏系统的方法。任何机构缺的都是人才和团队。另一方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有公信力的平台，不能只有目前的这三个人给钱。我们可能需要三十个人来给钱，这其实是基金会难以突破的瓶颈——如何把这个事情更有效地传递到有可能成为你理事的人那里？因为，有情怀、有能力支持这样一些事业的人本身就很少。就像其他的慈善基金会一样，如何抓住捐赠人的点，如何吸引到这样一些人？所以，我们不光要关注下游，我们也要做上游的工作。下游的事情是和专业的机构合作，那如何把你做的这些事情传递给上游？从零起跳，总是可以跳的很高。一个人可以一下子跳到三个人，明年可以跳到五个人，再往后就会越来越难，因为有可能的人本来就不多。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多地在做这些事情吧。

常旭阳，北京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策划人和研究员。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专业。曾在《艺术与投资》杂志担任编辑。致力于深度追踪并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的发展，并热衷于打通艺术与其他领域如科技和哲学的边界。

*全文刊载于《艺术世界》324期“艺术公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