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可以当网红吗?学者吴冠军谈娱乐时代的哲学
发起人:不举手不发言  回复数:0   浏览数:1125   最后更新:2017/11/17 10:56:26 by 不举手不发言
[楼主] 不举手不发言 2017-11-17 10:56:26

来源:界面新闻 访谈:吴冠军/董牧孜


做网络话语的弄潮儿,还是默默无闻做学术研究?这是学院哲学家在新媒体时代的严峻选择。号称“哲学界的猫王”、激进左派心目中的“摇滚巨星”的齐泽克,自然是选择了前者的位置。中文世界也有一位“走齐泽克路线”的政治哲学教授:吴冠军。吴冠军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著有《多元的现代性》(2002)、《爱与死的幽灵学》等书,他的新作《激活你的日常:吃喝玩乐的哲学视野》也于今年新鲜出炉。

网上被称作“人气champion”的吴冠军,对于自说自话的学究位置显然是拒绝的——他曾经任专栏作家为Pchome写下电子游戏“第九艺术”,担任过商业网络公司的执行长,也曾做客网络直播开讲HBO大戏《权力的游戏》,近年则频繁亮相综艺节目。2016年,他与好友南京大学教授蓝江、清华大学教授夏莹、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宇辉合作,运营起一个名为“激进阵线联萌”的微信公众号。试图用“好玩”的方式推介哲学思考。

近日,吴冠军接受了《01哲学》的访谈,讨论网络时代的哲学家处境。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Booksandfun)受权转载访谈,与读者分享。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冠军


问:“左翼前沿”系列编译了齐泽克、巴迪欧、阿甘本、朗西埃等欧陆哲学家,为什么选择他们?

吴冠军:我们翻译这些学者,很重要的一点是反思在今天如何去思考“左翼”这样一个政治方向或说思想脉络。首先,这套书是我和蓝江主事,自然有我们个人的兴趣投射,我们认为上述思想家的写作更新了左翼根本性的思考方式。

二十世纪末,全球进入了一个去左翼化的时代,我们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中——我称之为“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全面自我总体化的秩序,也就是此前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一方面,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其实非常微妙地配合了这整个潮流,这两种话语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合谋。历史终结了,整个哲学也终结了,我称之为“双重终结”。

为什么这么说?后结构主义之后,似乎有关宏大问题的探讨已不必要, 我们讨论的方式已经非常细碎。支配整个二十世纪——不只是思想史而且是社会政治史的那些左翼概念和理念,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本身已成为我们需要去反抗的东西。就此而言,后结构主义在哲学上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影响,这个影响导致我们不需要再重提那些旧有的解放目标了。换言之,我们今天的左翼总是聚焦在那些非常细微、非常在地化的具体事情了,不再需要从大的方向上去面对历史的终结,不再需要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合谋的全球前景去做战斗。

一方面,我们宣称这个世界不需要再有一种新的、应为之抗争的另类选项;另一方面,我们也宣称我们仍然在战斗——但是在大的层面上,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不再与历史终结的话语直接对抗。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所编译的这些欧陆激进思想家拒绝今天那种右翼保守的主流话语,从不同方面要求更新我们的左翼思想,将我们拉回到一个大的视野当中。

问:相比上世纪中国的左翼传统,这些欧陆思想的“激进”之处在哪里?

吴冠军:这就涉及我们选编这套书的第二点关怀,我们认为这些欧陆激进思想对于当下的中国很有冲击性。今天的学术出版实际上是很繁荣的,学术界有大大小小的译丛不断出版,但很多情况下不过是增加了一种新的思想话语,为知识市场增加了一种产品而已。我们希望通过引进欧陆激进哲学家的方式,拷问并改变我们今天思想和演说的方式,反思当下。

九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国整个思想界话语要么是自由主义的一派,要么是汪晖等人的新左派,还有进入二十一世纪还兴起的“政治儒学”话语。这三种话语,其实都没有真正地对今天支配整个世界格局的主流话语提出一种具有原创性的冲击力。

我们今天的讨论,意义不在于回到自由主义,或是回到所谓“福利国家”意义上的左翼——那些是我们已经看得到、或已拥有的东西,我们需要更激进地思考解放,或者思考左翼本身带给我们的意义——对于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我们首先是一个激进的不接受!基于此,我们才能真正展开话语领导权的抗争。如果你认为这套话语是世界上唯一的游戏规则,那么后面所有基于此而展开的所有细微的论证、所谓的“抗争”,都是在宏大层面上去支撑这一套话语的一种自我更新。这也是齐泽克的一个观点,倘若你没有在大的话语层面上进行大的抗争,那左翼已经不存在了。

当下中国尤其是要有这个意识。从二十世纪开始,中国左翼一直在思想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引领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二十世纪的中国曾经是左翼思想的一个源头,它产生过非常有活力的左翼思想。在二十一世纪,“左翼”这样一个标签也好、符号也好,它如何重新跟社会和民生发生勾连?今天当我们重新清算这些历史时,我们往往把它一笔勾销掉;但是这些遗产如果能和当代的激进思想产生一些勾连的话,应该会有非常美妙的、爆炸性的话语生产出来。这套丛书,就是希望使当今世界最新的左翼思想跟当今中国的境况发生新的关联。

问:激进左翼需要另类的历史和未来想像,它会介入和关注哪些重要问题?

吴冠军:看看今天全球的物质和非物质生产,我们面临饥荒、灾难与地区的不平等,一些人活得像超人,一些人活得连一条狗都不如——并且关键的是,这个状况是彻彻底底由我们人为的社会和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其实今天比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的时代,更值得去讨论如何改变政治和社会。倘若不去思考这样的大问题,而只是聚焦在眼前“微观”的东西去争论和抗争的话,那么这些抗争往往本身就被卷进大时代的车轮下面,被纳入既有格局的自我更新。

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在这样的时代是要做一个合谋者,还是一个批判性的介入者?这才是重新定义左翼的一个目标。倘若只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上做一个反抗——比如我是gay我就为gay而战斗,我是黑人、少数族裔、女性,我就为他们去战斗——这样就是左翼吗?还是说,我们要重新去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的最根本格局?这个格局是正当的吗?在这个格局下,未来的几十年会产生怎样的画面?这些思想家都是在这些大的层面去追问,今天的激进思想会一直介入这些。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思想家和学者要对历史的大画面感兴趣呢?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大的视野,巴迪欧、阿甘本都对二十世纪整个做了有洞见的分析,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正在降临的未来做出介入——不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社会急剧变化,并且包括人工智能、赛博格的“后人类未来”。时间不多了,我们整个当前社会的既有格局,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发生一个实质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导致人与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以前所谓的平等对话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问:互联网时代,我们展开公共讨论和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变大了吗?

吴冠军:你看今天的新媒体,每个人都有社交网络(twitter或微博)可以说话,我们觉得那是很民主的地方;可另一方面,难道你不觉得整个话语权越来越集中了吗?当一个大V或者大公号放一个内容,我们所有人都被迫聚集在一个其实很无聊的话题上,比如耗费几周的时间和注意力去聚焦某个明星的情感八卦。可以讨论那些真正影响我们生活的问题的空间不断收窄。

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个极度琐碎的大媒体时代,恰恰更容易导致话题的单一性。当一个事件将大家的注意力全部吸收时,作为一个自媒体,你若是不卷入其中,就会丧失大量的流量;只有加入到合唱之中,自媒体才能发声。今天比以往更少有严肃讨论的话题,要么就变成了专家关起门来的自言自语。

今天的英雄绝对不是从前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一种,也绝不是二十世纪的革命者,今天的英雄是那些定义未来的数字产业的精英,他们在不断告诉你未来做什么工作才有前途。如果我们这些学者缺乏回应能力,不去介入这些论争的话,“未来”就会被“数字精英”牵著鼻子走。重要的只是这个时代占有话语资源的人,所以我们的治学方式就是介入这些论争!在话题中激进地打进去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把话题引导到我们对未来的重新定义之中。

问:哲学家如何有效地介入公共话语,而不是仅仅搞一些曲高和寡的东西?

吴冠军: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齐泽克这样的人物,他很巧妙地运用了很多当下时代的热点话题,来推进我们的严肃思考。今天做学者不像以前那样有光环——大学教授的身份直接就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关注。当你的话语进入到封闭的学术圈之中,成为象牙塔内的自我生产,那么一方面你可以活得很high,你可以不断吹水,可以评教授;但另外一方面,你同时也真正丧失了跟公众的话语对接。

齐泽克的写作就是要破除学院化的藩篱。他的很多作品,一些学院人觉得接受不了,但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他的很多讨论本身是相当学术的,只是他永远以一种去学院化的方式展开学术的讨论,带入各种各样当下日常生活的鲜活话题。为什么他的著作可以一直写下去?有人说他不断重复自己,确实,他重复很多,但问题是,他总是在新的话题上去重复。

问:你说哲学家的介入,主要是指话语层面?

吴冠军:学者的方式永远是话语性的,话语本身就是行动。我们没办法像企业家那样通过资金运作来发挥影响,但可以通过介入时代热点的讨论,来改变当下的话语生态,把学术带入公众。

今天我们一些主流的政治哲学和分析哲学学者,他们对那些大层面的问题根本就没兴趣,而只是聚焦在技术性的琐碎问题里面。比如,他们会在学术会议上讨论罗尔斯《正义论》之中很细节的行文,讨论罗尔斯回应别人某一个批评的特定措辞。但更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今天如何像罗尔斯当年所做的那样,将自身的理论构建,与论证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大背景紧密关联起来。我们回头来看,罗尔斯的工作为什么有意义?因为他的写作跟七十年代后期整个社会运动和平权运动都联系在一起。但在今天,他们笔下罗尔斯的这些话语变得跟时代没有关系了。

很多时候,在一些看上去“高大上”的学术会议上,参与者自己在听另一个参与者的发言时都会产生疏离感:我们是在干嘛,在我们一本正经地念稿子时,这个动作是不是很滑稽……要近距离捕捉这种疏离感,只需要到学术会议中间的饭桌上,就每每能直接遭遇。不少人批评新时期以来的所谓“西学繁荣”只是二道贩子的狂欢——虽然尴尬,但很难反驳。确实,很多研究陈旧不堪,拾人牙慧,并且研究者只用中文写作,完全没有意愿和自己所研究的“物件”产生实质性的“主体间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齐泽克那里学到很多。确实,齐泽克总是在说拉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但他的贡献恰恰在于,如果没有他对这些旧日理论的重新激活、把它们重新与今天的整个世界相联结,那么这些话语可能真的就死掉了,早就跟时代没有关系了。齐泽克、巴迪欧这些人的思考,和今天的世界局势诸如难民问题、恐怖袭击、生态危机、以及生物医学与数字技术突破等等联系在一起;阿甘本这方面少一点,但他的学术基底仍然与今天的时代话题相扣连。齐泽克对每个政治大事件、文化大热点都发表评论,做出深入的学术性分析。相比而言,当下整个华语学界真的很弱。

问:这是你们成立“激进阵线联萌”公众号的理念吗?

吴冠军:对。激萌成立一年了,这个月我们搞了一周年的party。这个名字最初来自我和夏莹、蓝江老师做的讲座。在转成公众号的时候,我建议改一个字,“盟”变成“萌”,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字改得非常成功。

在公众号上写的文章虽然不计入学术成果,但我们公号一旦发了什么新电影或新剧的哲学评论,马上就有媒体要转载——这种传播和影响力远超过学术论文。浙江大学说把网络跟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如果学术文章在某些微信公众号有“10万+”的阅读量就算做核心学术期刊的发表——当然这个规则太可怕了,遭到很多学界的抵制。不过,我们想做的正是把学术与这个时代相结合,做出具有学术品格与批判视野的激进介入。很有意思的是,现在传统学术界的许多前辈也开始认可我们,指出我们的这种努力。

新媒体时代追求三两千字的阅读快感,而学术如何与这样一种话语生态展开互动、相互结合,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今天很多人不愿意读文字,我们做学术也可以适应这种习惯。不看书,那我们来看视频吧!今天的知识分子要不断思考、更新自己言说的方式。如果受众看完你的东西无感,换言之,你不能吸引到年轻人参与到你的话语当中,那么你就失败了。

问:今天是不是需要更多“电视哲学家”,更多明星哲学家?

吴冠军:我都不会用“电视”这个词,没有多少人在看电视了。我跟夏莹、蓝江老师在策划一档哲学综艺节目——是网络综艺而不是电视综艺。今天腾讯做的综艺节目有十几亿的观影数,整个中国就这么多人口。

这就是今天时代的东西,倘若你不去占用它,你就失去了它。其实哲学可以很好玩啊,但人家不知道你有意思,你很好玩。所以说如果你不提供精彩的东西给观众,而只是去批判那些现有的节目都是垃圾,根本就没有意义的——有的时候所谓“左翼”就是这样。

那些大众八卦话题,如果你去分一杯羹,就可能把它们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让受众意识到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可以冲击到整个主流的言说方式,这才是我们学者真正需要做的。我们所译介的那些欧陆思想家,他们并不完全是学院的,我和我的朋友蓝江、姜宇辉等等觉得这个工作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问:新媒体的好玩的哲学,可以怎么做?

吴冠军:今天的时代是视频的时代,做网络媒体一定要赶上这个时代,不能落后。现在是流量经济为王,好,那我们就让好玩的哲学好玩起来!

之前的读书节目(比如梁文道老师)对待学术的方式往往一本正经、苦大仇深,要你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放下来读这些严肃的东西,正襟危坐地面对那些前贤——这种风格跟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有些遥远。如果我们做的话,就应该把那些前贤邀请到今天生活化的场景中。

比如,我们来一场哲学主题的桌游:你要杀我必须要有一个哲学的理由。把康德邀请进来,把齐泽克邀请过来,大家一起玩一场狼人杀的游戏,这就很好玩嘛!这种节目会没有人看吗?比如蓝江老师说,我采取哈贝马斯式的理由:我必须要对别人真诚(sincerity);那么夏莹老师这位准齐泽克主义者可能会回应说,你这种乌托邦肯定不成立,因为在狼人杀这种真实的博弈空间里面,存在多重的欺骗,你要怎么保持你的真诚而不被人杀掉呢?好,那我们先杀掉一个人试试看。所以我们把蓝江杀掉了,他代表哈贝马斯,被杀后就黯然退场。我们几位都是名校教授,大教授们亲身下场哲学性地“杀人”和“被杀”,那些这个节目本身就有话题性,会火爆。

这个时代,你不火爆,就会被别人爆掉,你火爆了之后,所有你讨论的话题就会被别人关注。齐泽克走的就是这条路,他首先成为“学界的猫王”。他火爆之后,后面他很多严肃的政治分析和激进话语,就变得有抓取媒体流量的力量了。他有很多列宁主义的东西,但如果他只是一个学院派,在当代西方那没人会睬他的——如果不是封杀他的话。

问:挖流量经济的墙角?

吴冠军:新媒体就是今天新闻传播的主导形态了。你如果还只是以传统纸媒形式思考,你是做不了好记者的。今天你身为一个记者连有趣的标题都不会取,怎么吸引人看呢?你写一篇很严肃的东西根本都没有人看!像布希亚说的,海湾战争没有发生过,你这篇文章根本就没发生过!

今天我们所知的大部分事情,不是亲眼所见和亲身体验,而是耳朵听来、信息读来。尤其通过视频化的东西,我们才“认知”到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事件,只有不断被转载,才能被看到。做学术也是,没有人对你陌生的术语感兴趣。

今天做学术就是要介入当下的热点话题、主导性媒体,学术和思想是有快感的,我们要把这份思考的快感插入到时代中。很创痛的时刻容易做到“痛定思痛”,但同样重要、乃至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那些吃喝玩乐中去激发思考。我教书也是这样,学生听完笑完以后,回味一下其中原来有很多严肃的内容,他们始于追王宝强薛之谦八卦,终于爱上哲学不能自己。

问:现在哲学家做“网红”已经是一种激进的行动?

吴冠军:前几年我们把“公知”这个词说残掉了,今天“网红”这个词也差不多,都是贬义词了。反过来讲,什么叫网红?网红找到了这个时代最主流的传播方式。通过这个方式,他 / 她把自己的信息传播了出去,它被人看到了,它是可见的。纸媒时代只有精英能发声,媒体找教授写文章,知识分子自然而然被推到前面。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家听知识分子的指引,因为整个出版业支撑著你们的声音,你们占据各种媒体的位置。30年前,你在《中华读书报》发一篇文章保证有1千万人会看,这份报纸八十年代初搞了一个“读书与求知”竞赛收到答卷就有50万份!那个时候,像《读书》这么精英的杂志,估计每期传播面都超过100万人。但你今天在这些著名报刊发表文章,可怜呦,真的没有人看!

什么叫激进?我们不满足于既有的现状模式,不断尝试推动它的边界,并以彻底的方式实践之。激萌的小编说,现在已经有很多赞助商找我们,因为我们的读者层次都是校园里最思想活跃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以上的高端人才。再比如最近,有影视制作公司通过公众号找到我,希望邀请我帮他们深挖一下手中几个项目的剧本内涵——就像我之前写过那篇《权力的游戏》与政治哲学那样。制作方希望最后投入制作的项目不只是毕志飞《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那样的东西。虽然这个邀请我还没答应下来,不过试想一下就很有意思。你想,电影投资者和制作者意识到深度哲学分析对于一部影片市场成功的价值,本身不正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齐泽克就是一个典范,他在好莱坞地位很高,很多好莱坞导演拍完电影后就邀请齐泽克来看。这些导演听他发言之后,幸福得不得了,恍然大悟发现电影里还有这么多连自己都不知的内涵,竟然还有拉康或黑格尔的理论。比如前阵子《敦刻尔克》很热,大家的朋友圈都被这部电影刷屏,我就接受腾讯新闻邀请做了一个热点分析节目,详细谈了我自己对它的分析和解读——可能连导演本身都不知道还有这种解读,我用这种方式向诺兰致敬,也用这种方式让学术介入了当下热点话题。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


问:这么爱齐泽克啊?

吴冠军:我觉得齐泽克很了不起,他尝试很多学者没有去尝试的东西,独自发明了各种加入时代发言的方式,这个时代通过他的介入同哲学与精神分析发生了各种深度“遭遇”。他把学术变得好玩,而他自己那些激进的东西就在受众的享乐中一并抛了出来。

当年,福柯、德里达那一辈的哲学家还有很大的公众影响力,到巴迪欧这代人就没有了。巴迪欧说数学本体论,喂,谁要听你的呀?可是我们却都看蔡康永!齐泽克还是位伯乐,巴迪欧等哲学家的世界知名度都是齐泽克一人带出来的!1990年代后期,齐泽克在三四本书里不停引用巴迪欧、朗西埃,把他们成功推上前台。齐泽克推巴迪欧,那我就推蓝江。

问:那么你是“中国齐泽克”?

吴冠军:呃⋯⋯

问:你对做哲学的我们有什么寄语?

吴冠军:要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可能。千万别把学术做死了,就只是出文章和一些转载,要做就要做出新媒体时代的形式,把学术与这个时代的关键话题和主导性传播形式结合起来。

今天,大家对学术文字的耐性不长,比如你出一篇德勒兹的长文,能吸引到的只是本身就对德勒兹感兴趣的一小撮人,但你不可能预设全部受众就是这些人啊!你要真正把读者的范围打开,要让更多人听到你的声音。同样,作为媒体你们也需要流量啊是不是?有流量就会有赞助,有钱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制作团队,邀请到有话题性的名人,做出有品质的内容可以更好地传播。

我们激萌的几个老师都很有媒体经验,可以把严肃的学术讲得非常有意思。虽然现在还是散兵作战,但已经做很多直播、TED演讲乃至网络综艺节目了。比如我前面提到在腾讯做的新闻热点分析节目。他们很聪明,把一个很长的讲座剪成好多个小视频,观众没有时间看完一整套节目,但这些小视频就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今天就是新媒体的时代,没有人在意就是没发生;今天比任何时代更是话语的时代!你们做文化做知识的媒体,首先要使得话语变得有趣。否则苦大仇深到最后,发现根本没有人在看你。

问:媒体舆论如何维持理性深度的学术讨论?

吴冠军:好的学术讨论要不断迂回,谈问题有很多方式。编辑要懂得怎么引导话题,不要将人逼到角落里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你如果接受这种选择立场、非此即彼的话语方式,那就没得做了——要么朋友要么敌人、要么公知要么五毛,那还谈什么对话、讨论?

亚里士多德讲“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你再看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墨菲(Chantal Mouffe)的代表作《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话语也要讲究策略。齐泽克聪明的地方还在于懂得迂回的谈话,他一本书里有非常轻松娱乐好读的部分,一条硬学理用三页电影分析或日常意识形态分析铺开,不断迂回。比如谈南斯拉夫种族清洗,齐泽克就说我们先谈谈希区柯克吧,通过这个话题取得距离感之后,再绕回去谈真正的问题。没错,我们要先通过思想的力量,将那些直接支配我们的力量先陌生化,留出思考的空间,而不是直接下结论,或以立场区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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