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图片: ©FMGB,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2017
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大概是与毕尔巴鄂联系最紧密的建筑师，但他却不是唯一与之有关的一位。佐佐塔雷（Zorrotzaurre）是巴斯克这座前港口城市最新近的被指定用于重建的区域，坐落于先进的足球场边，耗资2110万美元，其中一半来自公众资金。这个区域往下延伸30米即是内维翁河边的废弃工业建筑群。而这个宏伟计划的负责人是英籍伊拉克裔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
当地最著名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沿河2公里范围的区域，周围的向人们展现了这个地区在这座地标博物馆建成之前的严峻环境。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座城市的工业，尤其钢铁业与制船业都呈现出没落趋势。在形势最恶劣的时候，其失业率甚至达到了25%。而在数十载的抗议之后，1989年，巴斯克准军事集团ETA于在该城以轿车爆炸杀死3位警官，地区局势也随之到了低谷。与之同时，河流遭到污染，交通极度堵塞，剩下许多支离破碎的仓库。
今天，由弗兰克·盖里设计的这座博物馆已俨然成为毕尔巴鄂文化领域的一颗珍珠。它就像一艘折叠的、钛合金包层的“船”藏于水中，在迷人的河畔走廊之上紧邻着La Salve桥。自这家博物馆于1997年开放以来，它便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种种想象。对旅行中的人而言，这是一座壮观、适合发朋友圈和Instagram晒图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在政客们、城市规划者、建筑师和博物馆馆长们看来，它代表了文化机构对走下坡路的地区的再造能力。最近，一系列庆祝该博物馆20年周年活动正在隆重举行。
正在建造中的博物馆。图片：© FMGB Guggenheim Bilbao Museoa，2017
然而，尽管盛名在外，还是有不少人在问询所谓的“毕尔巴鄂效应”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它又可不可能被轻易地重复。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经由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一间大胆的博物馆，和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愿意投资的地区政府所形成的独特结合的项目吗？这个创造出变革性成果的原因有没有为人误解？而这是不是可以解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常常被模仿，可它的杰出的成就却鲜有被复制？
这些问题恰与阿布扎比卢浮宫下月的开幕息息相关。这次的开幕是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新文化区——阿迪亚特岛——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一部主要关于建立国际伙伴关系，以及修建一个极其引人注意的建筑（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分别是，阿布扎比古根海姆与扎耶德国立博物馆。虽然它们不具有像阿布扎比卢浮宫那样显著的品牌效应，但是它们拥有来自大英博物馆的重要投入）。
毕尔巴鄂的伊始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是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市与巴斯克地区政府合作的产物。这个项目由古根海姆特立独行与极具争议的馆长托马斯·克伦斯（Thomas Krens）指挥。在扩建这座博物馆的同时，克伦斯还致力于使其资金保持稳定。除去毕尔巴鄂，很快他还将开启在纽约SoHo区、柏林和洛杉矶建立遥远分支的计划。尽管这三个分馆都不如在西班牙的这一家那般雄心勃勃。
尽管数据常有不同，根据2007年一位巴斯克经济学家发表于全美博物馆协会的一份报告，毕尔巴鄂项目的启动资金约计2.3亿美元（约合15.16亿）。巴斯克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Beatriz Plaza将这笔费用细分如下: 付给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的1210万美元，支付执行建筑师IDOM 640万美元、1.008亿美元的建筑工程费、所罗门·罗伯特·古根海姆基金会运行博物馆所需的2470万美元、990万用于土地的费用、启动收藏所需的4450万美元，以及3030万美元的其他运营开销。
1993-1997在建期间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图片：© FMGB Guggenheim Bilbao Museoa，2017
项目代价高，但正如当时的巴斯克文化部部长Joseba Arregi所言，这项工程的费用总和，与一段不足一公里的高速公路的造价相等。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盟，因此像巴斯克乡这样的地区得以接触更广欧洲地区以及结构性基金，以及来自像西班牙第二大银行BBVA（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eria）这样私营部门的资金。面对新局势，巴斯克地区建立新型代理机构做出回应，并且铺平了自己从工业化转型服务经济的道路。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项目即是重建从前作为码头的区域，包括Abandoibarra和毕尔巴鄂在内。
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开放的这些年来，它所带来的回报是极其可观的。这家博物馆表示，它已吸引了2000万名参观者（超过60%来自海外）来到一个仅有35万居民的城市。这个项目和它的丰收效应创造了超过5000份本地工作并为巴斯克的财富带去了6500万美元的额外收入。
古根海姆的现任馆长Richard Armstrong告诉artnet新闻，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不仅仅转变了外界人士对这座城市的看法，还改变了这座城市对其自身的看法。“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巨大成功，在于它全面展示了视觉艺术对一座城市在吸引文化游客的同时，还能正面且积极地转变自身心理设定”。Armstrong说，“在九十年代，这座城市还在挣扎求生。它封闭自我，对外国游客而言可谓 ‘不合格’之城。”
从怀疑到庆贺
在这个项目开幕之前，它受到广泛质疑，尤其是来自纽约的质疑。旧金山艺术博物馆现任馆长、奥地利裔策展人Max Hollein当时还只是一名古根海姆的年轻员工。他回忆: “在开幕前的三年，极少人认为这个项目会成功。委托人、媒体、新建筑领域的人们都没有认真对待它。有许多不客气的人，但是克伦斯选择坚持”。
弗兰克·盖里，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2009。图片：Courtesy of Gemini G.E.L.
这些观点在该博物馆临近完工时开始改变。在开幕前的一个月，《纽约时报》的传奇建筑评论家Herbert Muschamp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毕尔巴鄂的奇迹》。他写道: “奇迹发生于此。然而，关键并不在于盖里的建筑有多么奇妙。奇迹的发生在于一种极致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洋溢于每位完成对此盛景朝圣的人们脸上（仅仅为了一见其施工构建）。”
另外一些人则没有那么喜欢这个项目。2005年，前古根海姆主讲人Paul Werner出版了一本名为《博物馆、企业》的充满争议的书。此书聚焦了许多包括古根海姆在内，遭受指责的大型机构。Werner认为这些机构摒弃了它们的文化宗旨，转而采用了一些更适宜企业的行为方式。
但是对Hollein而言，古根海姆却正在不仅仅是博物馆界还有建筑界一起探索大胆的新选项，“毕尔巴鄂展现了一座建筑可以多么具有原创性与挑战性。它同时标志了一场博物馆致力于实现的改变”，Hollein告诉artnet新闻,“不仅仅是观众游客，其实专家们都开始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理解博物馆，并创造出一种可能具有变革性的体验。这是一场博物馆从知识库走向完整概念的剧变”。
2005年，艺术家Richard Serra，《The Matter of Time 》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图片： Courtesy of Richard Serra/Arts Rights Society, New York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还展现了博物馆杠杆式运用自我的能力。这种能力被Hollein称为 “信任度的创造者”，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品牌。这一点可见于V&A、史密森尼学会、蓬皮杜和卢浮宫等机构。这些机构都已经或正在努力拓展其国际化的品牌。
“古根海姆意识到，它已拥有了一个可以代表某种类型博物馆理想模式的名头。它现今所拥有的一项成就便在于其改变了欧洲对它的看法。在欧洲，古根海姆已被视为全世界最顶级的机构之一，” Hollein如是说。Armstrong也表示同意, “在那之前，我们只是一个在威尼斯的某一美丽的地点的小型美国机构。”
绘制“毕尔巴鄂效应”
自毕尔巴鄂伊始，一系列新开的博物馆与全球大型机构的扩张都开始聘用高知名度的建筑师，并致力于推动旅游业、重建地区等。这包括，仅部分举例，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的密尔沃基艺术博物馆、盖里在德国的玛尔塔黑尔福德博物馆和路易·威登集团博物馆、丹尼尔·里伯斯金的丹佛美术馆扩建工程、扎哈·哈迪德位于罗马的MaXXI博物馆、Peter Cook和Colin Fournier的格拉茨美术馆等等。其中，格拉茨美术馆的设计赋予了中世纪风的奥地利一种前沿性的形象。
许多人倾向于将他们承袭于毕尔巴鄂的好处低调处理，并强调着他们自身的地区条件。但是MoMA的建筑策展人Martino Stierli却对此观点表示了异议。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内部。图片：David Heald；courtesy of the Guggenheim
“毕尔巴鄂和古根海姆都很聪明地意识到，在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中，人们想要一种包含于建筑体验之内的全球文化旅游产业。另外，这种旅游业还可通过极具图像感的相片被轻易地市场化，”Stierli说, “另外很明显的是，技术创新、电子数码化的设计、对上佳建筑材料的运用都迅速盛行，并且成为许多博物馆的运用范例。这种范例被明确和直接地复制，即使没有达到正式的程度，却十分明显地实现了概念复刻。”
许多在过去三十年的繁荣中建立起来的博物馆都的确实现了成功，尽管没有任何一家拥有毕尔巴鄂这样的国际知名度。另外一些博物馆则已陷入了困境。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位于瓦伦西亚的艺术与科学城超过其原本3亿美元的预算近10亿美元之多。而这个价码至今仍影响着该地的地区预算。
在阿维莱斯的后工业区，奧斯卡·尼迈耶设计的艺术博物馆也举步维艰。它在2011年甚至还关闭了一段时间。这段历史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西班牙北部最新近的、由伦佐·皮亚诺设计的，耗资8000万美元的位于Santander的波丁中心（Botin）的幕后团队很谨慎地表示, 这座博物馆 “并未试图创造一个像毕尔巴鄂那样的文化符号”。
伦佐·皮亚诺设计的位于Santander的波丁中心（Botin）。图片： courtesy of the Centro Botín
表现无法重复
与此同时，古根海姆自己也发现毕尔巴鄂的模式难以重复。它在纽约SoHo、柏林和拉斯维加斯的分支皆已关门。另外，它为位于赫尔辛基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卷入了地方政治之中。因此，古根海姆于去年摒弃了该项计划。而且从台湾到瓜达拉哈拉的诸多城市中进行的可行性研究最终也不了了之。极具野心的阿布扎比古根海姆也宣告失败（据古根海姆称，关于这座博物馆施工过程中的积极消息将会于明年早些时候公布）。
对位于伦敦与纽约的咨询公司AEA的创始执行官，文化顾问Adrian Ellis而言，毕尔巴鄂是个罕有的例子。当地政府没有期待一家博物馆能独力改革整座城市。毕尔巴鄂所带来的金钱已被注入新型企业与火车计划、新的电车系统与地铁线路（由顶尖建筑事务所福斯特设计）、新机场（卡拉特拉瓦设计）、大型人文建筑、以及零售与文化中心，且均由菲利普·斯塔克、拉斐尔·莫内欧、罗伯特·斯坦恩等人设计。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是这个试图靠旅游业驱动整座城市的新生战略的一部分，” Ellis表示: “这家博物馆被并入了一个包括交通与酒店在内的大的城市计划之中。在博物馆所在的地点，只需乘坐两小时的廉价飞机，你便可以接触到更多人口。数百万富有、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居住在像伦敦、巴黎和柏林这样的城市之中。”
在展现它的怪诞和冒险式大胆的同时，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也运用了它的文化财富。它将世界级的展览从纽约和其他地区的机构带到自己的馆中，例如法兰克福的施泰德艺术馆。它还建立了一个杰作载入名册的收藏系列，收录了包括罗伯特·劳申伯格、格奥尔格·巴泽利茨、安塞尔姆·基弗等在内的艺术家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其政府多年如一日的支持支撑着毕尔巴鄂的雄心：2014年12月，毕尔巴鄂与位于纽约的所罗门·罗伯特·古根海姆基金会续了20年的合约。
2014年艺术家Ernesto Net的作品《Candy Man Candy》在Gallery 202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图片: courtesy of the Guggenheim
毕尔巴鄂不是第一个成为国际闻名的标志的现代文化建筑。在1950年代末的经济与文化乐观主义之中，澳大利亚的城市悉尼以悉尼歌剧院打破了20世纪需要成为知名艺术建筑所需的基础。在其1973年开放之使，时代已经改变，但它文化符号般的地位却未被动摇。它不可复刻。
与之相似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是时代的产物。那时，在一个公众愿意在一个项目持续投资超过30年的地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文化的国际化等带来的各种好处都显得不言自明。
今天，伴随着崛起的国家主义，和近十年的朴素，加上不稳定的政治环境，毕尔巴鄂可能是一份难以复制的伟大成就。如今，政府变得不那么稳定，也让人不再抱有长期展望，但昂贵的文化建筑也许很难在资金紧张的地区之中再有市场。作为悉尼之后的一代，毕尔巴鄂是九十年代外向、进步、国际化的一股超能量。而这种能量如今正在快速消亡……
文：Jane Morris
译：Phyllis Zh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