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国际化”,一种三线城市的“本土化”尝试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0   浏览数:123   最后更新:2017/10/09 19:39:33 by 橡皮擦
[楼主] 橡皮擦 2017-10-09 19:39:33

来源:KONGBAI 文:徐旷之



1.   无关本土的“国际化”


最近古根海姆撤下黄永砯、孙原彭宇、徐冰三人的作品,再次引发了国内关于本土与国际、西方话语权、后殖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这一事件,为何会激起广泛的讨论?因为艺术家的“中国”身份么,但展览中的其他作品为何安然无恙?在一个美国画廊举办的群展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美国动物保护协会是一个很难搞定的组织,他们不在乎艺术,人家只关心动物!况且,黄永砯的《世界剧场》一直备受诟病,所以,是否存在侯瀚如所说的自我保护主义抬头与排斥他者的问题,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文化”上的身份差异而导致的抵制活动,是值得怀疑的。


无论是ESTREN对侯瀚如的采访,还是artnet上刊载的文章,都在反复强调公众未能充分理解艺术家作品的深意,并将锅甩给了不负责任的大众传媒,以及古根海姆糟糕的危机公关,字里行间里流露出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无辜。即便在这样的叙述中,同样暴露出一个问题,古根海姆为何要选择这些自带争议以及可能引发争议的作品?它们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真的如此重要吗?

世界剧场(系列:无系列作品), 1993,黄永砅


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普遍存在着一种向西方话语谄媚的意味,某种程度上,很多人的创作都是目的明确地去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既定印象,在老外眼中,他们的作品很“中国”。而此次被撤的三个中国艺术家的标志性作品无一例外存在上述倾向。就像林梓在《只是一个全球连锁的美国私人美术馆而已》一文中批评的,孙原彭禹等近些年走红国际的艺术家,仍然遵循的是徐冰、黄永砯等老一代艺术家的套路——基于象征手法(无论是政治符号,还是文化符号)的政治批判。


在此,并非要否定艺术家的创作成果,而是质疑这种“国际化”视野下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定义是否过于局限。90年代,在中国本土几乎没有当代艺术土壤的条件下,迎合西方,走向国际,几乎成为当时艺术家唯一的选择。但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之后,古根海姆还具备定义中国的资格么?另一方面,近30年间,西方主导的艺术生产系统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像古根海姆这样的西方机构,他们热衷于到第三国家来“摘樱桃”(cherry picking),然而,“亚洲艺术计划”究竟为亚洲带来了什么?正如刘菂在《和泰国策展人吃饭——也谈底色悲凉的后殖民》中指出,


“在中文语境中,这是一件华人策展人艺术家占领全球艺术高地推广中国当代艺术的喜事。但在全球语境中,中国可能不过是全球艺术地毯式扫描的下一站,是为巩固古根海姆在世界当代艺术界领导地位的筹码。”


事实上,西方机构根本没有义务帮助中国建设本土的艺术生态。侯瀚如作为一个西方艺术生产体质中的亚裔策展人,扮演着近似买办的角色,在古根海姆策划这样一场《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的展览,反而更像是一个置身于中国本土之外的他者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挑选和梳理。被选中的艺术家和作品,貌似获得了西方艺术机构的垂青,但脱离了本土生态的他们,既不能代表真实的中国,也未能进入西方的主流视野,而是类似于蚌壳中取出的珍珠,被串联成一串带着异域色彩的项链,供人把玩。而被撤下的三件作品,在西方人眼中,不过是三颗不太干净的珠子而已。


2.   国际艺术展/节,在三线城市寻求可能?


从1992年广州艺术双年展开始,中国本土涌现出大批双年展,并很快变成一种惯常化体制。双年展在中国的风靡,一方面可以被视为全球化潮流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双年展也需要放在本土的语境中考察。目前,国内的双年展并非都享有同样的地位,它们有着不同的模式和动力,一些双年展由美术馆组织,比如CAFA双年展;一些由政府主导,上双和北京双年展是两个极端;而另一些则由企业主办,背后基本还是房地产商,吕澎是策划这类双年展的专业户,从广州双年展,到银川双年展,再到最近的安仁双年展,一直延续着这样的套路。


从“大地魔术师”到《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的近30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获得了“国际”身份,他们遵循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试图进入欧美艺术的权力中心,这是一种典型的国际化策略;而一线城市颇具影响力的双年展,可以被视为另一种与之相平行的策略,它们致力于将欧美的力量引入亚洲,尽管这种“国际化”的尝试浅尝辄止,不过,仍然以吸引欧美的目光为导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本土化投射。好像在说,快看,我们找来了国际策展人,国际艺术家,所以“我们的”当代艺术和“他们的”同样好。


中国当代艺术的30年,是渐趋制度化的30年,也是跑马圈地的30年,更是资源垄断的30年。一个愈发显见的事实是,对年轻一代的艺术从业者来说,以上两种“国际化”策略的难度系数日益加大。从国际大环境看,西方已经不再那么需要通过亚洲或者中国证明其文化的多元性,说白了爷对你不感兴趣了。而在国内,本就有限的资源和机会被进一步垄断,老一代的艺术家成为保守势力,体制的代言人,占据着各种机会,通过话语压制年轻一代。而对于众多新晋的策展人和艺术工作者而言,连做买办的机会都没有,至于那些常态化的双年展也已经形成固有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难以注入新鲜的血液。


面对被瓜分殆尽的一线城市,更多人不得不尝试在二三线城市寻找可能,于是,这两年我们看到了扎堆出现的艺术节······

漳州国际艺术展开幕式,2017.9.29


显然,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尤其是大量的三线城市并不具有当代艺术的土壤。又是什么条件促使了如此多的国际艺术展/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首先,政府对于当代艺术的态度经历了从“禁止”到“收编”再到“扶植”的转变,在一线城市率先扶持双年展的示范作用下,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这种大型艺术项目的认识也渐趋开放和清醒。政治层面的保障是艺术展/节得以开展的一个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地方政府会提供场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但基本不会是专业展馆,展览的预算也有限,而作为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展览的筹备时间通常不会太长,此外,地方政府自身的政治诉求以及在策划执行过程中的介入,都会影响最终呈现的专业性和学术性。


以上种种的现实条件摆明了,三线城市难以具备筹办双年展的条件。相对于搭建复杂而庞大的双年展体制, 艺术展/节更容易执行和操作,这种参照威尼斯双年展的低配版模式,既迎合了当下的“国际化”叙事,也满足了地方政府的需求,同时也避免了双年展因地方政局不稳定而变得岌岌可危的尴尬境地(比如大同雕塑双年展,在第二届时原市长调任太原市,让这个双年展难以为继)。艺术展/节是当代艺术介入三线城市的一种尝试,如果效果理想,它可以转换为一个地方的常态化展览,逐渐完善运作机制,并在若干年后转化为双年展的模式,如果效果不理想,对于地方政府和策展方,都不过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而已。


3.   从漳州国际艺术展谈起,一种三线城市的“本土化”尝试


一年前,我参加了道滘新艺术节在尤伦斯的新闻发布会,因为实在无聊,在现场眯了一觉,回来便胡诌了那篇《艺术节——一块很”艺术“的遮羞布》一年后,当我来到漳州,切身感受到三线城市的现状后,反倒觉得自己以前的文字过于空泛,这套批评话语并不适用于漳州国际艺术展。并不是说,漳州比道滘更好或者更坏,而是观察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与其用一套翻译过来的二手概念去批判一个展览, 我现在更愿意将其置于本土艺术生态的现状中去思考和分析。


漳州国际艺术展,从一个侧面回应了当下中国仍在继续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它呈现出一种本土化的“国际”面貌。虽然,展览的艺术家名单涵盖了11个国家,从欧美到印度,但这种“国际化”完全被置于本土化的叙事结构之下,它并不打算吸引老外的目光,更不期待进入西方话语主导的国际,而是基于传统“天下观”演化而来的“国际”。这其中隐含的政治诉求与价值理念,是一种实在的非威尼斯式的甚至是反威尼斯式的,西方中心论在这里失效了。


我们很难评价这种“本土化”与以往的“国际化”策略孰好孰坏,你大可将其视为日渐封闭的中国当代艺术圈的另一种注脚。但是,在我敲下这些文字时,古根海姆的《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已经开幕,这个所谓的北美最大的当代艺术展就真的开放么?


马尔丹当年在做《大地魔术师》时说过,他觉得不存在“中国当代艺术”,只存在很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言外之意,中国根本不存在,也不需要,足以与西方相抗衡的艺术体制和生态,中国艺术家只有被西方选择的权利,而标准由谁定呢?到侯瀚如这里不过换了一种说辞,“这不是中国当代艺术在美国古根海姆,应该说是当代艺术在中国。”杨诘苍作为被马尔丹选中的三位“中国”艺术家,当然要站出来吹捧,“把中国意识、中国艺术放在一个国际平台上,很平等”(参见最近刷屏的《杨诘苍:这不是一个“中国城”展览——深读<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但事实上,平不平等谁心里都有一杆称。


英国艺术史家柯律格早在2006年就曾预言,很快中国就会出现一个不需要英文也可以自如运转的艺术史圈子。同样,不管你认同也好,否定也罢,中国当代艺术也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如运转的圈子。无论是作为策展人的侯瀚如,还是身为艺术家的杨诘苍,都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当然,近些年他们也在和这个圈子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立足点和身份不同,毕竟人家早就不是中国人了。


2013年,古根海姆的“全球艺术项目”花费了赞助商超过四千万美元的资金,而近年来中国像样的美术馆背后基本都有一个地产大亨。其实,无论对于本土还是西方,重金投入对于机构搭建和整个艺术生态的改变起到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当代艺术获不获得国际认可,首先是由中国国力决定的,其次是包括艺术节在内的各种体制搭建来决定的。面对日益高压的国内环境,未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政府主导。坦白的说,不管是西方,地产商,还是政府充当金主,中国当代艺术从来没有自由生长过,因为我们一直缺乏完善的艺术体制,大到双年展,小到独立空间,只有存在独立的艺术生态与相应的艺术体制之后才会衍生出艺术家如何选择和回应的问题。


漳州国际艺术展只是一个开端,现在去评价它还为时过早;中国本土的艺术生态确实令人生厌,但年轻一代正在崛起,未来也许不会那么糟糕。


最后,我想起了自己和朋友在漳州的第一顿饭,是在麦当劳,如今这家跨国企业的中国部分已经被中信收购,彻彻底底地本土化了。美国的麦当劳和中国的麦当劳哪一家更符合你的口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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