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A对谈回顾 | “中国绘画高峰论坛”
发起人:开平方根  回复数:0   浏览数:1968   最后更新:2017/09/21 20:29:53 by 开平方根
[楼主] 开平方根 2017-09-21 20:29:53

来源:UCCA


9月13日下午,借“赵半狄的中国Party”展览契机,UCCA与艺术家赵半狄共同发起一场关于绘画的当代性问题的讨论。UCCA馆长田霏宇与赵半狄、陈丹青、王兴伟、刘野、喻红、张恩利、冷军、毛焰、刘小东这9位活跃于国内外的著名艺术家展开了对谈。

此次高峰论坛围绕着五个给定的问题展开:

1. 一般来说,当今的绘画不可能是“个人主义”的——它必然会建立在绘画历史的包袱之上。那么,形成一种“个人化”的语言何以可能?是否必要?“个人化”的语言是否必须建立在对以往绘画语言的借鉴和编排上?如果如此,这是否会造成绘画发展的停滞?

2. 对以往绘画语言的借鉴和编排的过程中,如何选择哪些之前的绘画元素?如何分辨这些绘画元素品格的高低?

3. 绘画的沉重历史是否会切断它和其他议题(比如社会议题、比如屏幕媒介造成的新的观看图像方式)的关系?它是否会变成一种孤立的、没有开放性的语言?

4. 当代艺术中的绘画更多的是基于西方绘画历史传统,那么在这一发展路径上,中国画家是否还没有将诸如“现代主义”等时期的种种遗产消化,便进入了“全球化”的阶段?是否需要“补课”,将原来艺术史中被匆匆带过的阶段进行进一步研究和理解,再反过头来开始探索新的方向?

5. 在一个科技、传播和金融迅猛发展的时代,绘画表现出的姿态却往往是生长缓慢、方向迂回,也很难再生产出让世人震惊的效果,它受大众关注,往往是由于它作为“金融证券”的交易属性。在这种种外在的困难局面下,绘画反转局面的机会在哪里?

这些问题在论坛开始之前被交至嘉宾手中,也为论坛提供了基础语境。UCCA将讲座内容部分文字整理如下,在此与大家分享。

时间: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16:00-18:00

地点:UCCA大展厅

嘉宾:田霏宇(主持人)、赵半狄、陈丹青、王兴伟、刘野、喻红、张恩利、冷军、毛焰、刘小东

田霏宇:欢迎各位来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近期在和一些以绘画为媒介进行创作的青年或稍微年长的艺术家的接触过程中,我感到他们对于“绘画”普遍存在着焦虑,这种焦虑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在这个以金融为导向的时代,绘画常常因为“天价拍卖”这样的字眼受到大众关注,但也让世人对这种媒介有了功利化的误解。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架上绘画在近几十年的发展是迅猛的。20多年前的黄山会议上,艺术家们还在讨论如何看待题材决定论和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在当下,艺术家显然享有更多的创作自由,他们不断地对现实进行重新审视和选择,完成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创作手法;游戏规则迥异的艺术创作环境和系统并存于当下的画坛,也让绘画媒介更为丰富、多元和开放。

因此,我们认为当下对于绘画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恰恰是一个好时机。所以今天的对话以赵半狄老师在UCCA的展览为契机,邀请在活跃于国际艺术舞台上的诸位著名画家一起来讨论绘画可能的新方向。

赵半狄:我在媒体、电视上看到G20峰会或七国首脑会议,都特别好奇,而对于今天的绘画高峰论坛我也有这个好奇:这仅仅是一种仪式,还是真的能创造点什么?从仪式的角度来说,今天的绘画高峰论坛证明了世界的多维性,在实用性之外我们还会关注艺术本身;就内容来说,我觉得绘画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话题,绘画这个话题并不比世界气候变化论坛会上讨论的地球变暖等话题简单。美被淹没了吗?这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

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说,大家也许记得我曾经放弃绘画很多年,说句心里话,我当时放弃是想改变一种活法,因为绘画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挺“重”的一件事。1990年代一个人面对画布的时候,一个地方画得好,我晚上会兴奋得睡不着觉,晚上起来还会打开灯再看看是不是我记错了;如果画得不好就非常沮丧,觉得自己非常没有才华。绘画这件事令我焦灼,就像焦灼的恋爱。有一天我觉得应该换种活法了,应该走出去,拥抱世界,哪怕做出拥抱世界的姿势也好。

后来我便开始做行为、影像……好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投入了所有的热情,但最后感觉被耗尽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在整个艺术实践过程中,我对整个社会和世界的评价都是非常负面的,我小时候对于世界会变得更好的期望并没有实现。

放弃绘画这么多年,重新拿起画笔来已经恍如隔世,心境不一样了。主流的艺术界是多媒体盛行的世界,我愿意拿起古老的画笔,它有助于使我跟时代保持距离感,我喜欢这种距离感。

谈到绘画,尤其是形象绘画,大家一定会谈到一个话题,即从现代主义一直到抽象绘画的西方艺术对我们的影响。我觉得我是经历过现代主义洗礼的,我现在拿起笔,画的画都是洗礼后的结果。我觉得抽象艺术到了今天已经太古老了,唯有形象的绘画才有冒险性,这是我对现代主义的理解。

我是个多疑的人,我怀疑过绘画。我曾经怀疑过两个艺术家,他们在国内都非常有影响力,一个是弗洛伊德,一个是安德鲁·怀斯。我怀疑弗洛伊德,他的作品中对绘画空间和构图的理解,我是非常怀疑的;对于安德鲁·怀斯,我怀疑他对细节的渴望,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绘画细节都令我沮丧。还有很多,比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胸有成竹”这个说法,我都怀疑。

今天中国绘画的各路高手都在这儿,汇集在我的展览上,这是我的荣幸。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但是我愿意受到别人影响,特别是我尊重的人,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绘画论,我洗耳恭听。

田霏宇:谢谢赵老师。接下来希望各位老师能每人做一个简短的发言,分享一下自己作为知名画家,对于我们之前提出的相关问题的看法。

陈丹青:35年前我到纽约,立刻发现绘画过时了,作为话题也过时。昨天刚从纽约回来,看了画廊,我得承认,几乎没有画打动我,我看不出世界范围还有谁在二维布面上的画,让我看了很久不能平静,出去后还回想这幅画。甚至弗洛伊德,1993年看了他的个展,就不再喜欢他,尽管非常尊敬他。

绘画不再是传播,而真的变成艺术;变成艺术,就是末日,因为世界不需要画。但我只会画画,也喜欢画画。我佩服赵半狄,这么好的手、眼,说不画就不画了。我也佩服刘小东,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画家,非常有力量。

但我不知道这个论坛的话题针对谁?想解决什么问题?

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中,仍有那么老的、失效的绘画教育,每年生产大量学画的毕业生。这么庞大的绘画教育体系,是荒谬的、无用的。它是产业链,孩子们批量进入这个机器,但它跟绘画本身的问题是分离的,它的目的不是绘画。

王兴伟:我接触绘画是在80年代,那时候没有什么条件,就是喜欢画画,我们无条件地接受对绘画的喜爱。而现在的我们可能还是延续了最开始的那个习惯,有的时候做了之后并不考虑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可能也还是会去做。

近几十年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在重复西方美术史上已经有过的东西,我们很多形式都能找到一个相对应的西方历史阶段的样式——这也可能就是一个误会,我觉得中国绘画是跟中国的历史现实有直接关系的。每一个艺术家,从徐悲鸿选择模仿西方古典主义,到他的同时代人选择野兽派风格,我觉得这不完全是一个随机的行为,而是一种以现实为基础的选择。

就像鲁迅说的,“有些部分我们是拿来主义的”,但“拿来”也是为了自己才拿来,不是说为了跟别人一样而“拿来”;所以有些部分我们采取了纯粹的拿来主义,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当你直接拿来就正好能用时,你“拿来”是有道理的。而有一部分是“拿来”以后不合适,就需要进行改进的。完全不合适的部分,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自己定一个规则。所以我觉得,中国艺术从开始发展的时候起就带有很强的自觉性,但这种自觉性有时候是无意识的,它不是个人的自觉性,而是社会自觉性。

所以我没觉得中国艺术处于模仿状态,我觉得中国艺术的核心还是以“我”为主的。像陈(丹青)老师画的《西藏组画》,绝对不是说模仿西方古典主义,而是说他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了他最想要的。再比如赵半狄,我觉得他或许是中国最早表现小资意识的。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没有“小资”的概念,但他画面里的青年,都是那种受过教育的、既是无聊的、又是有自我意识的状态,这是非常超前的。在没有那个概念的时候,他已经描绘了那种状态,而最后这种状态被以“小资”命名。当这个名字和描绘这种状态的画对应起来,人们便对这种状态有了明确的觉察。因此,我觉得不应该低估中国艺术的创造力,给一种状态赋予一种形式,是很了不起的工作。

喻红:我是第二次来看这个展览了,很有感触。我跟赵半狄在央美附中就是同学,后来到美院油画系,不是一个工作室,是一起成长的。今天在展览现场的这些画差不多20年前我都看过,这么多年没看,现在又拿出来看,特别感慨。画面中很多细节跟他上附中时候的画一样,特别细腻动人,有好多人的表情、衣褶,还是会让我特别吃惊。我以为你真的放弃绘画了,现在又重新回来画画,我又感慨了一次,为什么要这样子。

虽然刚才你已经讲了很多理由了,但是这确实是需要很大勇气。这些新的画跟20年前的不同,是经过观念、影像等所有的洗礼变成现在这样子,我觉得还是特别有共鸣的东西,但明显的是眼睛功夫不如以前。因为我也画画,一个画家的眼睛应该很敏感,对于特别敏感的东西不是特别能抓得住,这是作为画家我一眼能看出来的。

今天谈绘画,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话题。我学绘画的时候,上附中和美院,就是想画画,觉得这是一个梦想。后来1990年代的时候,各种媒介、各种艺术手法都出来了,画画成了一件特别丢人、落后,特别边缘的事情。一直有一种声音说绘画死了,但是这么多年还是有这么多画家在画,还是画出来了。其实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或者要什么,就是喜欢,就是这么几十年画下来了。现在画画好像又成了一件事,重新来谈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绘画还是挺有魅力的,有很多的可能性,对我来说每天去画还是挺开心的事。

张恩利:我今天坐在这里想,大家好像都有很多疑问,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历来就存在的。在当代,有些人可能是为了钱而画画;我觉得有些人画画特别厉害,因为他有这个才能,做其它事情不一定做得很好。三十年前我们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不会想自己要去拷贝西方的什么表现主义,只是看了作品觉得特别感动,特别想这么画,就画了。至于我们是否模仿西方的一条路,不存在。因为我们进入绘画的时候,正好是一个非常年轻特别单纯的时代,没有那么多的功利,我们多少年没卖过一张画?但我们还是照样画。因为不存在这些因素,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应该被这些问题所困惑。想画的时候就去画,这些都不会成为问题。

冷军: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刚才陈老师说得很好,绘画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作为艺术的基本功能。我认为任何一个物质层面的东西都有两个功能: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当实用功能被去掉之后,剩下的也只有审美功能了。绘画作为艺术,而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它是一种对人性存在于当下社会中的一种推进。所以在我们当下整个社会的人文背景当中,我们有一个中心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不断拓展自由的空间或艺术的空间,以便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方向。传统和现当代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东西——一个是从一到无限大,另一个是从负一到负无限大,它们在方向上是完全相反的。我个人认为传统艺术是传统道德的外在形式的表现,而现当代艺术则是自由的外在的形式表现。

绘画艺术从文艺复兴开始就踏入了一个不断创造、不断突破的路径,是一个实现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理想和价值的一个过程。它不断地在突破,突破什么东西呢?突破过去既有的规范,这规范本质上就是宗教给予人的行为准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准则。因此这时的绘画艺术,其功能是伴随着西方文艺复兴“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展开和实践的,换句话就是绘画艺术的一大功能在于它有针对性地实现和拓展人本价值和人的生存空间。而今天的绘画艺术已经基本丧失或担负不起现代文明赋予它的这些功能了,该它突破和更新的内容与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有去功能性之后的审美性和趣味性,这就形成了西方的学院派和沙龙艺术。

绘画由当初承担教堂订制、肖像订制的实用功能到承担启蒙运动时的教化功能,再到大革命时期的宣教和媒体传播功能。后来摄影术出现,书籍印刷技术提高以及报纸的出现,使绘画艺术从前台退入后场,退到了艺术自身价值的探讨与实践,本质上是对人性自由价值的拓展和人类生存方式的探索,也可以说是高一个层面功能的实验,而这一功能对架上绘画而言经历了从塞尚以来的众多艺术流派,走到今天无疑也走入了最后。今天,里希特、罗伯特·雷曼、汤伯利等的作品就是例证。在进化论为价值主导的文化背景中,他们将绘画彻底推入了物极必返的境地。无论是在器物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其前沿性、开拓性功能已经被消耗殆尽,“架上绘画死亡”的声音已不绝于耳。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架上绘画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与积淀,在今天就毫无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了吗?我觉得完全不是,甚至觉得它会伴随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而重放异彩。这就需要我们能看到未来的价值主导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一时不易说清,但绘画做为一个积淀了几百年的艺术门类,其的内在审美与趣味是非常深厚和丰富的,仅凭这点就有太多的文章可做。历史上西方出现过学院绘画、沙龙绘画、印象派等,都是绘画回到自身趣味的表现。特别是中国的艺术传统,其文化底蕴和内涵是非常深厚的,如果能有机结合,将大有可为!

另外,我觉得现在所谓的艺术,其发展归宿未来一定会走入娱乐。绘画从手工作坊到艺术表达再到自娱自乐应该是一个规律。绘画艺术向外求和向内找都会流入娱乐。绘画走到自己的内心里面去,走到审美和趣味中去是一种娱乐。那么艺术呢?艺术往外走、朝前走,脱离标杆,越来越自由、个性,越来越不被他人理解,缺乏共鸣同样会流入自娱自乐的状态。现在你说当代艺术里面有什么很严肃的东西,应该也是有,但是站在进化论这个角度它没有娱乐来得这么彻底。

毛焰:我们这一代,包括陈(丹青)老师这一代,可能我们有一个事实,就是对于西方绘画的学习,从小时候一直到持续到今天,以后可能还会继续。

从学习的角度,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模仿。当然存在大量的模仿,但是我理解的更是一种学习,就是对西方从现实主义到当代艺术史的学习。我个人有这种经历,小的时候学中国的芥子园画谱,学俄罗斯绘画,学习十七八世纪的绘画,再到中世纪,我觉得跨越了非常多不同门类风格的绘画。

无论怎么讲,经过30多年到了今天,我们实际上所有呈现出来的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奇特的类似于化学混合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还在延续,也就是说,绘画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可能从现实的原因去理解绘画的未来怎么样、现实怎么样,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绘画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事情,它是一个历史的东西,到今天它一直在延续。当然,它不见得非常具有普遍性,因为艺术家个人有不同的发展,不同的努力,应该说还在变化发展过程当中吧。

刘野:我觉得讨论绘画这是个特别大的题目,很难一两句话说清楚。有时候,因为每个人的位置和立场不一样,它会相当南辕北辙。其实有时候我没有太想起来我自己是一个画家,这也是我对于今天绘画和过去画家特别不同之处的理解。我注意到今天作为一个画家是需要和其它艺术形式之间形成关系的,比如电影、音乐、设计等等,我觉得这是今天绘画一个特别大的可能性和特点。

所以如果是单独探讨绘画,这个事情可能越说越胡涂了。其实绘画也没有那么悲观,当然也不像过去起那么唯一的一个作用。古典时期只有绘画作为视觉表达的方法,今天视觉表达多了。所以画家本身要把这个事情放在相对合适的位置,不要野心太大,要虚心地认真地观察其它艺术形式,包括我刚才说的电影、音乐、设计等等,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绘画的一个总的方向。

当然如果单独对待每个艺术家,问题就不一样了。我发现很多画家同时也做一些录像、行为艺术,比如说(赵)半狄,我觉得他所说的放弃绘画,倒不一定真的是放弃了绘画,他的电影、摄影、行为,是他绘画的延续,我能看到在他的作品里,作为一个非常有天分的画家的素质。今天他从形式上又回归绘画,但是我觉得今天他的绘画,又带来一些他前十年其它艺术形式给他的滋养。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我希望的,如果他的绘画能表现出他这十几年其它艺术语言形式对他的滋养,这对他更有意义,这也是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形式的画家,本身也应该注意的一个方向。

刘小东: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挺难回答的,每一个要回答起来都得是一篇论文。我觉得在座的都是“右派”,而能正确回答问题的都是左派;这里的“左”“右”跟政治没关系,就是西方意义上的右倾,我们叫“专断”。我觉得每一个从事实践的工作人员都是“极右”分子。其实今天在座的几位,就是因为有这样“极右”心态才成就了作为艺术家的今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作为一个画家的艺术家更“右”,我是这么体会的:他们的审美极其狭隘、极“右”、极刁钻,除了它自己的绘画,别的都看不上,他的生活作风、生活选择也都是特别坚定。这是一个真正画家的心声,所以画家很难做别的,因为不允许审美之外的东西生存。画家能画得这么好的都是“极右分子”。下一轮讨论,我希望再“右”一点,再狠一点。

陈丹青:没有绘画这件事,只有画家。30年来,艺术家转型也好,不转型也好,和绘画本身没有关系。一个人画得不好,不是因为绘画走不下去了,而是他没才能;一个人画得好,不是因为绘画对,而是他有才能。

论坛这五个问题,不是问题,而是预设了几项立场,要来核对画家。第一个问题我不同意——“当代绘画不可能是个人主义的,一定是建立在历史包袱下”——情况正好相反,绘画只剩个人主义了。而且从来只有个人主义。诸位坐在这里,都是牛逼的画家,正因为总算找到了个人的风格。可是论坛的问题假设了一个立场:你个人主义是不行的,你身上永远有个历史包袱。这让我想起年轻时代,我们永远被提醒“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个人化的语言是否建立在对以往绘画语言的借鉴和编排上”,是的,我一辈子在模仿,如果没有西方,我们的绘画不可想象。刚才说过了,借鉴也好,编排也好,还看你有没有才能。赵半狄把绘画的阀门关掉了,二十年后打开,他还是画得好;另外一个人关掉阀门,就坏了,画不好了。问题得落实到每个人,没有同构性。

关于“绘画语言的借鉴编排过程中如何选择之前的绘画元素”,老生常谈。“沉重的绘画历史是否会切断跟其它议题,比如社会议题,比如平媒造成的新的观看图像方式的关系”,当然切断了,因为绘画根本无法承载现代问题,绘画作为媒介,本身就老旧的,过时的。我们总会被评论说:“这画跟时代有关系,那画跟时代没关系”——我们永远被提醒跟时代的关系,如果被认为没关系,你就是错的。这一套,我从小听到现在。

第四个问题,中国绘画一直在试着补课,但根本补不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同意最后一个问题——绘画当前受大众关注是由于其“金融证券”的交易属性。的确是这样,只有买家需要绘画。此外绘画没有反转局面的可能,但对每个艺术家来说,这个答案都不一样。

刘小东:绘画不太讨好观众,绘画只讨好绘画本身,只讨好会画画的人。当代艺术,比如说新媒体展览,门票高的比电影票贵,但还是很多人会看,每个人无论有没有知识储备,进去都挺嗨。绘画不一样,我特别嫉妒画得好的人,特别嫉妒赵半狄,他(《在那个早晨》中的)红墙距离怎么那么准,但我觉得他的构图太完美了,有点没劲。

王兴伟:绘画的核心还是当你面对一幅画的时候,你是被吸引的。

吸引人的眼睛的,不一定完全是文化因素,它更本质上依靠的还是一种视觉能量。很多艺术家都在若干年前达到了能量极限。而现在大家还都坐在这里,我们自己都在努力,但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们还在不在那样的强度上,但是我们会争取。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不能走回去,但是我们争取在现在的情况下达到能量的饱和度,这种能量饱和度是画能吸引人的直接原因。刚才听到陈老师说什么没什么能够吸引他,我觉得挺灰心的。


陈丹青:绘画在西方人那里,已经没什么话要说了。他们震撼我的是当代艺术,是影像、多媒体……反而是中国的画家,哪怕不出名的画家,有时能感动我,因为中国与西方不在一个语境,中国画家似乎还有话说,还在寻找怎么说。

1979年到现在,出了很多好画家,远远超过前代,超过我们这代。但当代艺术起来,绘画变得政治上不正确,无法得到平实看待。如果和“当代艺术”分开看,这30年出现的新绘画,是60多年来最有意思的绘画,有若干画家非常珍贵,但是他们“不正确”,正在被边缘化。主流意识对绘画居高临下。

王兴伟:现在衡量画的价值往往用比较,跟西方进行价值比较,我觉得比较只能产出差别,不能产出价值。价值不是比较出来的,它需要重新创造理论,去使这个东西的价值得到体现,价值是一种人为的。

陈丹青:你说得对,话语权不在画家这里,话语权要么来自假定的西方,要么在价格。绘画是有待认领的身份。我当然希望不靠西方评价,由我们自己来评价,但本土谁来评价?本土的评价系统是谁?如果有,服人吗?

赵半狄:这个年代只有有能力的画家有绘画的尊严。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怀疑精神,绘画哪怕它在西方体系下说追求观念,很多情况下什么画都不画,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些画家不太会画。

冷军:里希特不断地拓展绘画的空间与概念,最后脱离了绘画,也许这就是他最想要的。他想突破,是在自由的理念上,探究怎么样把自由这个东西,充分地用一种外在的形式表达出来。因为自由和人本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的价值核心,自由衍生出来是什么,衍生出来就是创造行为。

西方绘画的人文起点很低,它的从业人员一般都是工匠,他们对绘画在当时不可能有什么理解,只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劳动,制作大于描绘,更疏于表达,绘画的功能不是抒情,只是一门吃饭的手工活,因此画面缺乏绘画独立的性质与品格。而中国就不同了,中国主体从业人员从来都是业余的,他们主要职业是文人和官员,作画不为生存,而是直接抒发自己精神情感,这就需要直接表达的方式,书法、写意、篆刻应运而生。因此“写”今后将成为中国绘画一个重要的方式和衡量标准。

刘小东:我插一句,一个画家现在要学习什么呢?我看了赵半狄《中国Party》的现场录像后有个感触,我没想到他在现场面对弹琴女孩画两笔抽象颜色就结束了。而这就是赵半狄经过当代艺术和别的跨界以后,知道该干什么。五六十个人端着酒,围着看他画画其实就是Party,你要真画鼻子、画眼睛一年也画不完,他就索性不画了,所以很有趣。今天的画家要“右”,同时要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刘野说的挺对的,各行业你要知道人家玩儿什么,才能当个好画家。

喻红:关于今天论坛提出的这五个问题,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媒体会提的问题,对于画家来说这问题基本不存在。因为绘画本身就是为眼睛而存在的,为了观看而存在,它不像装置艺术或者影像,绘画真的是需要反复看的,其中的素描功底、技巧都很重要,每一个细节的抓人、动人性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绘画跟其它媒介没有直接的可比性。比如说看一个装置展览,你可以看手机上的一张照片就可以了解艺术家要说什么,但看一个绘画展览,必须身临其境。这就使绘画变得特别奢侈,变得像一个门坎很高的场合。但是这也没有任何关系,还是有人喜欢画画,所以绘画这个事情就一直这样发生着。

田霏宇:其实我们的这场讨论都是围绕形式感的东西、从一个画家的立场展开的,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所引起的讨论,也反映了我们各自作为创作者、作为画家、作为艺术家的判断和见解。尽管艺术家会对研讨会的形式本身提出置疑,但大家都真正分享了他们对艺术本身、对自身创作的感受。

赵半狄:我还是认为形式感非常重要,它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艺术王国是存在的,除了现实世界,我们还可以打开另外一个世界,它是通往世界的一个维度,我很珍惜这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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