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悖离
　　　　
　　和啤酒青岛的一目了然不同，艺术青岛的地理属性和精神属性一直都很模糊，既缺少基本的价值认同，也没有相似的品质特征。对几乎所有和青岛曾经（包括今天一直持续着的）发生过联系的艺术家而言，青岛似乎仅仅是个确定、真实、感性、自然（包括殖民地文化）的地理概念，和经历有关，和艺术理想却并无直接关联。
　　匪夷所思的是，一方面，青岛是20世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前80年，中国所有发生过影响的新潮艺术运动，与青岛都没有紧密的联系。与这一事实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又确实有一些来自青岛和“在青岛”的艺术家，参与了中国前卫艺术的部分或完全过程，并在相当意义上标志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下状态。
　　也就是说，不论从地理属性还是精神属性上，艺术青岛从来就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形成一个开放的、稍具规模并具有自我循环和繁衍特征的群体。尽管20世纪80年代，有年轻的本土艺术家在青岛进行了种种具有先驱意味的个体实验和群体活动，但最终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独立的认知和表达，并很快销声匿迹。
　　这样，出离青岛的艺术家的自由生长和创造力的充分显现，与居留本土的青岛艺术家“围城”状态下短暂的“奇思妙想”，就形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现实比照。与此同时，不论是出离艺术家还是本土艺术家，在具有群体特性的地理属性和精神属性上，都很难找到共同点，这无疑加剧了现实的荒诞。
　　
　　出走的艺术家，许多人都具有个人示范性。如果试图在作为雕塑家的隋建国的创作图谱中寻找他和他的生长地的联系，必然徒劳无益。因为，你不大可能在这条轨道上看清楚一个真实的隋建国。尽管在他早期使用的材料上，有若干和经历有关的记忆符号。但这仅仅是个背景，而不是精神依托，更不是灵魂。在今天，通过他的作品无论怎样生发想象，都无法把他带出权力话语的核心地带。
　　类似的情形，又以不同的姿态发生在王音、刘大鸿、魏青吉和岛子身上。也许，在王音时常公开流露的“家乡”情绪的背后，“背叛”的语境同时也在裹挟着他。在他的几乎所有的创作中，青岛远不如他手中的物质性细节更实在。刘大鸿的疏离也很彻底，当朱大可从刘大鸿的“一种经过逻辑化整合的象征主义拼贴”，诊断出“显示资本主义市场和上海情欲的微妙关系”的时候，作为同样具有城市经验的青岛，实质上就已经被排除在了刘大鸿的视野之外了。比较而言，在广州的魏青吉和在北京的岛子身上还有某种模糊性，但这种模糊性源于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在出走后吸收到的营养，也与出生地无关。
　　我们发现，即便是乐于和画布上和青岛亲近的李明和周仕超，呈现出来的，也已经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达。或许，长时间逗留在日本的李明和生活在济南的周仕超，是青岛的出离者中间最恳于回望的。这些画面上透露出的信息，成为了许多可以作为样本解析的青岛籍艺术家真实表情的一部分。
　　
　　如果找一个和青岛本土艺术活动有过紧密联系，同时又成为了出离者的艺术家，赵德伟无疑最具代表性。赵以一种超出常人的坚忍，主导了青岛80年代的试验艺术活动，并让自己成为了这个符号性场景的终结者。但是，不论在青岛时期还是进入北京之后，赵德伟都在表达上警惕地和地理特征明显的青岛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悖谬的是：赵在青岛被青岛视为异乡者，在北京他又把北京视为异乡。
　　赵德伟80年代的同道和朋友邢维东、万里雅、梁克刚、姜永杰都先后成为了出离者，他们与赵的情况大致相同，尽管与赵相比，他们的土著烙印更为清晰。而依然固守本土的刘传宝和尤良诚，发生在晚近的另外一个不同也许更有意味，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在自己的出生及成长地“背朝大海”：一个试图直接剥离光怪陆离的城市病象，阐释对疏离化了的环境、情感、性别和交流的态度；一个则让屏蔽现实和个人记忆的马赛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隐喻。
　　实际上，“背朝大海”的故事还发生在杨越、祝万水、李世先、王伟业、单宏、孟红艳、大猫、于新、黄磊、都国桢这些艺术家身上，不论他们是不是身在青岛，也不论他们是用何种形式表达。
　　
　　如果说，一个没有青岛啤酒的青岛，必然是一个失去很多快乐的青岛。那么，一个拥有或者曾经拥有过一些没有相同的地理和精神属性的艺术家的青岛，会是青岛的幸运，还是不幸？
　　这个问题，肯定会横亘于所有和这个城市发生过联系的艺术家面前。
　　有关艺术与精神，青岛的意味究竟该是什么？在表面化的城市背后，是不是有些更重要的东西被遗忘了？当一个城市仅仅能够提供“容器”功能的时候，这个城市是不是同时也就失去了令人神往的想象力？在或机械化或市场化或规模化或时尚化的城市，究竟还有多少自由创造和思想的空间？在一些小众或不合时宜的艺术试验面前，城市是不是还可以表现得更开放、宽容、温和些？
　　问题的提出也许过于简单，但是问题本身和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来自: 台东镇 (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