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北京双城：强悍与柔软
来源：新民周刊 刘莉芳(特约记者)
8月12日，北京奥运开幕式后的第4天，开闭幕式焰火总设计师蔡国强来到故乡泉州。
这里是蔡国强爆破艺术的起点。上世纪80年代，鞭炮生意在泉州很火，很多家庭都有鞭炮作坊。蔡国强在那时迷上了火药。那时，他还是一个只会点火，不会灭火的毛头小子；现在，他已是一个以整个北京城为舞台的爆破艺术家。
此行，蔡国强与4天前的奥运开幕式呼应，要创作一幅火药草图《历史足迹：为北京奥运作的计划》。所谓火药草图，就是在特殊的纸上爆破留下痕迹。7年前，蔡国强为APEC上海峰会做完焰火之后几个月，创作了14幅火药草图，在去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中以7424万元创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
对于火药草图，泉州人并不陌生。2006年，蔡国强在泉州的闽台缘博物馆创作了一幅世界上最大的火药壁画《大榕树》，榕树盘根错节并且苍老的老树根盘绕在壁画上。
《历史足迹》的创作场地设在《泉州晚报》一楼。从早上7点开始，《泉州晚报》的正门封闭，只有东侧的一扇小门进出。现场人山人海，保安不苟言笑地清退每个没有证件的观众。蔡国强的太太，同是画家的吴红红一身便利打扮，帮蔡国强接听手机，张罗现场志愿者及时补上灭火。
《历史足迹》长33米，宽4米，横贯整个一楼大厅。画上，一块块北京建筑模板，如天安门、国家大剧院、故宫、水立方等，在中轴线上依次展开。在中轴线的上方，29个大脚印模板依次排列。
蔡国强赤脚走在纸上，表情严肃，时不时在某个建筑旁洒下一些黑色火药。此时他洒的火药多少将决定这件作品的爆破力度和作品呈现的浓淡。没有修补的可能，他只有一次点火与爆炸的机会。
在33米长的纸上，蔡国强来回反复审视。他的脚下是他自己创作生涯中最长的火药草图，也是一座虚拟北京城。太太吴红红说，蔡国强从小的梦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放没有人看的焰火大会、放风筝。这个梦想被《纽约客》著名艺术评论家Peter Shjeldahl在采访中挖到了，他很满意文章中的这个细节，认为呈现了真实的蔡国强。
晚上6点多，终于洒完火药。草图上覆了一层蜡纸，接着盖上几层硬纸板，然后在上面均匀地压上砖头。
用一只普通的打火机，蔡国强点燃了草图一侧的火引子。立刻，一阵浓浓的白烟从纸板下蹿了起来，顶起纸板，扑腾着跑完整条画卷。整个燃烟的过程持续了仅仅6秒！
平静之后，开窗开门通风。蔡国强的助手凭经验判断一一揭起燃烧充分的建筑模板。蔡国强亲手掀起天安门的模板。下面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天安门，“很好！”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在画卷边上赞道。此次，范迪安作为嘉宾在现场观摩作品，他评说，“火药就像国画用墨一样，一定要掌握它的轻重。这件作品很有价值。”
《历史足迹》将悬挂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楼大厅。这也是蔡国强为全球个人巡展北京站特意做的作品。8月19日至9月2日，蔡国强个展“我想要相信”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国内第一次整体展示蔡国强的作品，也是中国美术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展览。2月，该展在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首站展览。纽约古根海姆撤掉了包括毕加索在内所有名家作品，用全馆呈现蔡国强的80 多件作品。
柔软的北京
《新民周刊》：为什么在奥运开幕之后仅4天，就做了《历史足迹》这幅火药草图？
蔡国强：本来是不急的。因为我的个展8月1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我想做一件和北京、和奥运有关的作品，所以就赶着这股劲做了。《历史足迹》是关于一座城市、一个盛典的记忆。据说奥运会开幕式有40多亿观众收看。如果他们以后看到这件草图，就会想起这场开幕式，从另一角度体验艺术家做这个计划的想法。
《新民周刊》：但是《历史足迹》并不“实”，不是对北京、奥运的描红。
蔡国强：我其实摸不准这件草图。如果火药的用量多，我知道作品会很好看、很激烈，但此时此地，这样做是不是对？所以，我想表现轻而巨大的城市。它是梦幻、超现实的。如果用电脑般详细地“描红”北京城，没有多大意思。
草图上的那些建筑好像模仿了北京建筑，但又不像是北京城。它很杂。如果我用火药描出一个个建筑，也可以炸出有棱有角的建筑，但那样太精准了，像建筑设计图纸，没有梦幻的感觉。
所以我撒火药的时候很控制，很小心。和做“大榕树”不同，“大榕树”很激烈，喷火，而《历史足迹》用烟熏，火都闷在里面。最后的效果还不错。脚印很实，脚印下面的建筑都很“轻”，像在梦里。
《新民周刊》：《历史足迹》上的北京城让我觉得非常柔软，为什么做一个柔软北京？
蔡国强：因为奥运会太轰轰烈烈了，这件作品再强悍也强不过奥运会。我不可能让纸上的大脚印和开幕式上的“大脚印”保持一样的比例，只能做一个柔软的北京。
“我想要相信”
《新民周刊》：你的北京个展紧接着奥运，一定会引起轰动。
蔡国强：最大的舞台、最大的火永远是奥运会。最大的热点永远是奥运开幕式。咱们在一开始就知道了。
《新民周刊》：你为什么把全球巡回个展的主题定为“我想要相信”？
蔡国强：我的故乡泉州有看风水的习俗。我从小就对宇宙好奇，对看不见的世界很有兴趣。我觉得艺术可以出入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
2002年9月6日晚上9点，我在意大利北部小城Trento的坟场中做了一件焰火作品。当地人上坟都会献上白色和蓝色的菊花。那天晚上，我就放了漫天的白色和蓝色的菊花焰火，一直放了3分半钟。燃放于坟场，我不让人来看。这是专门做给在坟场里安息的人们的。我在坟墓边，一点都不怕。
第二天，我离开酒店去机场。路上有陌生的当地人向我走来，对我说，嗨，昨晚我妈妈一定很高兴。很多当地人都来感谢我。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让他们很高兴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地下的母亲一定能看见焰火。至少，我想要相信。这样想使我感到享受、安慰。否则我们就太苦了。
《新民周刊》：“我想要相信”这句话出自美国电影《X档案2·我想要相信》，你看过《X档案》吗？
蔡国强：我没有看过《X档案》，之前也不知道这句话被《X档案》用过。我们向《X档案》所属的公司买版权。他们同意我们使用。公司老板默多克的太太邓文迪是我的好朋友。她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天天在一起玩。
《新民周刊》：有评论说你的个展之所以红，是因为打着东方符号吸引西方人。
蔡国强：作为艺术家，我个人并没有什么集体主义，不参加任何流派。当别人扎堆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个人。同时，我这个人做的事情也是普通人做的(事情)，与大家同乐乐。
我根本没有靠中国符号吸引西方人。在我之前，古根海姆做过“中华5000年文明艺术展”，展品是国内100多家博物馆里最好的藏品。但是展览没有那么多的人看。而我一个小小的艺术家，为什么观众人山人海，这是因为我的作品有大众性。普通人觉得有趣，有创造力，能理解，应该带他的女朋友、孩子来看。
《新民周刊》：纽约个展时，你希望和美国观众产生怎样的共鸣？
蔡国强：我的作品里有好玩、幽默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世界。比如“9·11”之后，美国民众纷纷谴责恐怖主义，我用9辆汽车做了一件自杀爆炸的作品《不合时宜：舞台一》。“汽车们”都处在自杀爆炸过程中。美国人怀疑这件作品是好还是坏？其实我并不是在说好坏，而是在反观。
在中国文化中，我们更多地讨论世界的矛盾，提出矛盾，让人们看到矛盾，而不像西方的理性主义——艺术就要解决问题。艺术家不是解决矛盾的。
拿在手上太烫，放下又舍不得
《新民周刊》：在艺术圈里，你一直不扎堆，无论是八五美术浪潮，还是官方美协机构，你一直是一个人。这次为什么会参与奥运，和一群人共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你是怎么考虑的？
蔡国强：“集体的人”经常是一群特别的人。个人经常是很共性，关怀生命，感受幸福、自由、理想、悲伤。这种个人是真实的，是全人类共有的。
以前，我长期在国内的时候不是那么有集体主义。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到国外，和当地民族、文化有很多共通点，不会因为离开中国现代艺术这个圈子，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新民周刊》：西方在解读你的作品时一直有双面性，比如《草船借箭》，西方先是批它反西方，后者又肯定这是件重要作品。
蔡国强：一直都这样。后来我做的《不合时宜：舞台一》让美国人很不舒服。但是他们还是花了几百万美元做这件作品。拿在手上太烫，放下又舍不得，对艺术家来说，这才是好的处境。要是人家对你总是客客气气的，你就完蛋了。
《新民周刊》：早年你从上戏毕业去日本后，日本人对你就是很客气的，没什么批评。
蔡国强：现在日本还是这样，今年10月我会做一个作品《黑焰火》，在广岛原子弹轰炸的纪念地的上空，放很多黑色焰火。这会让日本人很难受。他们一方面很想看这件作品，另一方面很怕看到。我并不想碰他们的伤疤，其实我也是在抚摸自己的伤疤。我不把他们当作外人，也不想借这个作品嘲笑他们。这是我们人类自己的问题。
《新民周刊》：在当代艺术界新出的“四大天王”排名中，你是第一位。你对这个排名怎么看？
蔡国强：这是不对的，没有意义，对国内美术界和年轻艺术家都没有意义。“四大天王”中，可能没有一个人会为了这个称号而高兴。
《新民周刊》：三四年前，你计划在泉州建一座当代艺术馆，并请“老爵爷”诺曼·福斯特设计。现在艺术馆的进度如何？
蔡国强：福斯特8月9日上午从美国飞到我家开会，他的方案越做越细，每个展厅都有了方案。只是我这边还没有很大的进展。
艺术家是靠不住的，随心所欲的。当他认为非做不可的时候，怎么着也会做出来。但可有可无的时候，他就晃来晃去。建一座美术馆有太多的事情，应该有一个制作人专心公关，有一个工程师负责材料和建筑。艺术家怎么管得了这些事？
汶川地震后，我的作品《天上来的鳄鱼》<
来源：新民周刊 刘莉芳(特约记者)
8月12日，北京奥运开幕式后的第4天，开闭幕式焰火总设计师蔡国强来到故乡泉州。
这里是蔡国强爆破艺术的起点。上世纪80年代，鞭炮生意在泉州很火，很多家庭都有鞭炮作坊。蔡国强在那时迷上了火药。那时，他还是一个只会点火，不会灭火的毛头小子；现在，他已是一个以整个北京城为舞台的爆破艺术家。
此行，蔡国强与4天前的奥运开幕式呼应，要创作一幅火药草图《历史足迹：为北京奥运作的计划》。所谓火药草图，就是在特殊的纸上爆破留下痕迹。7年前，蔡国强为APEC上海峰会做完焰火之后几个月，创作了14幅火药草图，在去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中以7424万元创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
对于火药草图，泉州人并不陌生。2006年，蔡国强在泉州的闽台缘博物馆创作了一幅世界上最大的火药壁画《大榕树》，榕树盘根错节并且苍老的老树根盘绕在壁画上。
《历史足迹》的创作场地设在《泉州晚报》一楼。从早上7点开始，《泉州晚报》的正门封闭，只有东侧的一扇小门进出。现场人山人海，保安不苟言笑地清退每个没有证件的观众。蔡国强的太太，同是画家的吴红红一身便利打扮，帮蔡国强接听手机，张罗现场志愿者及时补上灭火。
《历史足迹》长33米，宽4米，横贯整个一楼大厅。画上，一块块北京建筑模板，如天安门、国家大剧院、故宫、水立方等，在中轴线上依次展开。在中轴线的上方，29个大脚印模板依次排列。
蔡国强赤脚走在纸上，表情严肃，时不时在某个建筑旁洒下一些黑色火药。此时他洒的火药多少将决定这件作品的爆破力度和作品呈现的浓淡。没有修补的可能，他只有一次点火与爆炸的机会。
在33米长的纸上，蔡国强来回反复审视。他的脚下是他自己创作生涯中最长的火药草图，也是一座虚拟北京城。太太吴红红说，蔡国强从小的梦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放没有人看的焰火大会、放风筝。这个梦想被《纽约客》著名艺术评论家Peter Shjeldahl在采访中挖到了，他很满意文章中的这个细节，认为呈现了真实的蔡国强。
晚上6点多，终于洒完火药。草图上覆了一层蜡纸，接着盖上几层硬纸板，然后在上面均匀地压上砖头。
用一只普通的打火机，蔡国强点燃了草图一侧的火引子。立刻，一阵浓浓的白烟从纸板下蹿了起来，顶起纸板，扑腾着跑完整条画卷。整个燃烟的过程持续了仅仅6秒！
平静之后，开窗开门通风。蔡国强的助手凭经验判断一一揭起燃烧充分的建筑模板。蔡国强亲手掀起天安门的模板。下面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天安门，“很好！”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在画卷边上赞道。此次，范迪安作为嘉宾在现场观摩作品，他评说，“火药就像国画用墨一样，一定要掌握它的轻重。这件作品很有价值。”
《历史足迹》将悬挂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楼大厅。这也是蔡国强为全球个人巡展北京站特意做的作品。8月19日至9月2日，蔡国强个展“我想要相信”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国内第一次整体展示蔡国强的作品，也是中国美术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展览。2月，该展在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首站展览。纽约古根海姆撤掉了包括毕加索在内所有名家作品，用全馆呈现蔡国强的80 多件作品。
柔软的北京
《新民周刊》：为什么在奥运开幕之后仅4天，就做了《历史足迹》这幅火药草图？
蔡国强：本来是不急的。因为我的个展8月1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我想做一件和北京、和奥运有关的作品，所以就赶着这股劲做了。《历史足迹》是关于一座城市、一个盛典的记忆。据说奥运会开幕式有40多亿观众收看。如果他们以后看到这件草图，就会想起这场开幕式，从另一角度体验艺术家做这个计划的想法。
《新民周刊》：但是《历史足迹》并不“实”，不是对北京、奥运的描红。
蔡国强：我其实摸不准这件草图。如果火药的用量多，我知道作品会很好看、很激烈，但此时此地，这样做是不是对？所以，我想表现轻而巨大的城市。它是梦幻、超现实的。如果用电脑般详细地“描红”北京城，没有多大意思。
草图上的那些建筑好像模仿了北京建筑，但又不像是北京城。它很杂。如果我用火药描出一个个建筑，也可以炸出有棱有角的建筑，但那样太精准了，像建筑设计图纸，没有梦幻的感觉。
所以我撒火药的时候很控制，很小心。和做“大榕树”不同，“大榕树”很激烈，喷火，而《历史足迹》用烟熏，火都闷在里面。最后的效果还不错。脚印很实，脚印下面的建筑都很“轻”，像在梦里。
《新民周刊》：《历史足迹》上的北京城让我觉得非常柔软，为什么做一个柔软北京？
蔡国强：因为奥运会太轰轰烈烈了，这件作品再强悍也强不过奥运会。我不可能让纸上的大脚印和开幕式上的“大脚印”保持一样的比例，只能做一个柔软的北京。
“我想要相信”
《新民周刊》：你的北京个展紧接着奥运，一定会引起轰动。
蔡国强：最大的舞台、最大的火永远是奥运会。最大的热点永远是奥运开幕式。咱们在一开始就知道了。
《新民周刊》：你为什么把全球巡回个展的主题定为“我想要相信”？
蔡国强：我的故乡泉州有看风水的习俗。我从小就对宇宙好奇，对看不见的世界很有兴趣。我觉得艺术可以出入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
2002年9月6日晚上9点，我在意大利北部小城Trento的坟场中做了一件焰火作品。当地人上坟都会献上白色和蓝色的菊花。那天晚上，我就放了漫天的白色和蓝色的菊花焰火，一直放了3分半钟。燃放于坟场，我不让人来看。这是专门做给在坟场里安息的人们的。我在坟墓边，一点都不怕。
第二天，我离开酒店去机场。路上有陌生的当地人向我走来，对我说，嗨，昨晚我妈妈一定很高兴。很多当地人都来感谢我。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让他们很高兴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地下的母亲一定能看见焰火。至少，我想要相信。这样想使我感到享受、安慰。否则我们就太苦了。
《新民周刊》：“我想要相信”这句话出自美国电影《X档案2·我想要相信》，你看过《X档案》吗？
蔡国强：我没有看过《X档案》，之前也不知道这句话被《X档案》用过。我们向《X档案》所属的公司买版权。他们同意我们使用。公司老板默多克的太太邓文迪是我的好朋友。她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天天在一起玩。
《新民周刊》：有评论说你的个展之所以红，是因为打着东方符号吸引西方人。
蔡国强：作为艺术家，我个人并没有什么集体主义，不参加任何流派。当别人扎堆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个人。同时，我这个人做的事情也是普通人做的(事情)，与大家同乐乐。
我根本没有靠中国符号吸引西方人。在我之前，古根海姆做过“中华5000年文明艺术展”，展品是国内100多家博物馆里最好的藏品。但是展览没有那么多的人看。而我一个小小的艺术家，为什么观众人山人海，这是因为我的作品有大众性。普通人觉得有趣，有创造力，能理解，应该带他的女朋友、孩子来看。
《新民周刊》：纽约个展时，你希望和美国观众产生怎样的共鸣？
蔡国强：我的作品里有好玩、幽默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世界。比如“9·11”之后，美国民众纷纷谴责恐怖主义，我用9辆汽车做了一件自杀爆炸的作品《不合时宜：舞台一》。“汽车们”都处在自杀爆炸过程中。美国人怀疑这件作品是好还是坏？其实我并不是在说好坏，而是在反观。
在中国文化中，我们更多地讨论世界的矛盾，提出矛盾，让人们看到矛盾，而不像西方的理性主义——艺术就要解决问题。艺术家不是解决矛盾的。
拿在手上太烫，放下又舍不得
《新民周刊》：在艺术圈里，你一直不扎堆，无论是八五美术浪潮，还是官方美协机构，你一直是一个人。这次为什么会参与奥运，和一群人共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你是怎么考虑的？
蔡国强：“集体的人”经常是一群特别的人。个人经常是很共性，关怀生命，感受幸福、自由、理想、悲伤。这种个人是真实的，是全人类共有的。
以前，我长期在国内的时候不是那么有集体主义。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到国外，和当地民族、文化有很多共通点，不会因为离开中国现代艺术这个圈子，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新民周刊》：西方在解读你的作品时一直有双面性，比如《草船借箭》，西方先是批它反西方，后者又肯定这是件重要作品。
蔡国强：一直都这样。后来我做的《不合时宜：舞台一》让美国人很不舒服。但是他们还是花了几百万美元做这件作品。拿在手上太烫，放下又舍不得，对艺术家来说，这才是好的处境。要是人家对你总是客客气气的，你就完蛋了。
《新民周刊》：早年你从上戏毕业去日本后，日本人对你就是很客气的，没什么批评。
蔡国强：现在日本还是这样，今年10月我会做一个作品《黑焰火》，在广岛原子弹轰炸的纪念地的上空，放很多黑色焰火。这会让日本人很难受。他们一方面很想看这件作品，另一方面很怕看到。我并不想碰他们的伤疤，其实我也是在抚摸自己的伤疤。我不把他们当作外人，也不想借这个作品嘲笑他们。这是我们人类自己的问题。
《新民周刊》：在当代艺术界新出的“四大天王”排名中，你是第一位。你对这个排名怎么看？
蔡国强：这是不对的，没有意义，对国内美术界和年轻艺术家都没有意义。“四大天王”中，可能没有一个人会为了这个称号而高兴。
《新民周刊》：三四年前，你计划在泉州建一座当代艺术馆，并请“老爵爷”诺曼·福斯特设计。现在艺术馆的进度如何？
蔡国强：福斯特8月9日上午从美国飞到我家开会，他的方案越做越细，每个展厅都有了方案。只是我这边还没有很大的进展。
艺术家是靠不住的，随心所欲的。当他认为非做不可的时候，怎么着也会做出来。但可有可无的时候，他就晃来晃去。建一座美术馆有太多的事情，应该有一个制作人专心公关，有一个工程师负责材料和建筑。艺术家怎么管得了这些事？
汶川地震后，我的作品《天上来的鳄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