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收藏”观念的一次概念史的考察，它通过对古今收藏历史的追踪进行一次观念的历险。在形式上，它是一系列提问的结果，由几个简单的问题组成，而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则构成了关于“收藏“的理论或者说哲学。其实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问自己，它对每个”收藏者”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追问的话，那么，关于“收藏”的观念问题的探索就可能把我们引向对于人性深度的人类学考察。
一.什么是“收藏”?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收藏?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很简单：收藏就是“收藏”，把东西收起来藏起来就是收藏。可是当我们从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入手，提问一下关于“收藏”这个词的不同说法时，就会发现，中国与其它国家在这个词上有不同的观念。
1.收集与收藏
比如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它同样是用汉字，但它用的不是这个字，日文里边它用的是“收集”。在西文里面，基本上是“collection”这个词，英文与法文都用这个词，它的意思也是“收集”。进一步说，“collection”这个词有两个来源：首先是“colle”，在法文中这个词是“有粘性的东西”或“胶水”的意思，即把其它东西通过“粘连”的方式连接起来;其次，它来源于“cueillir”，即“采集”。那么，所谓的“collection”，它的意思无非是“粘连”或“采集”的结果以及结果的整体。这个词引申到人身上就变成了“集体”(法文：collectivité;英文：collective)1。对这些国家的人来说，“收藏”就是“收集”，把很多东西收拢到一块儿。
但这个词在中文里有一个特点，它除了“收”之外还有一个“藏”字。当我们要了解我们民族的收藏观念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这个词背后的观念是什么?怎么收，收起来干嘛?
这个词在中文里除了“收集”之外，还有一个“藏匿”的意思，这在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比如说有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本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这在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抱负，希望自己的著作《史记》能够传给后人，永垂不朽，可为什么要藏之名山呢?在司马迁的例子上，这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受到汉武帝的迫害，害怕会殃及自己的著作，所以要把它藏起来。可是我们发现，在中国好东西要把它藏起来，是一个重要的习惯。比如在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创建了一个图书馆，是用来藏书的，叫做“秘阁”。本来它是内府的一个档案机构、一个藏书的机构。后来有一个词叫“秘书”，来自于汉代的“秘书监”——就是指专门掌管这个“秘阁”的一个机构。但这些档案是别人不能看的。后来“秘阁”就成了一个部门的别称，是尚书省的一个别称。我们知道，2003年上海博物馆用重金从美国收了一套《淳化阁帖》，也引起了一些真伪问题的争论。《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也就是公元922年刻的，把历代的法书名帖都刻印了出来。它正式的名字叫做《淳化秘阁法帖》，因为这些法帖都是宋太宗自己的私人收藏。
另外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关于唐太宗的。因为他酷爱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设计从辩才和尚那里把它骗到手，由于他太宝爱这幅名帖了，以至于在他临终前要求太子高宗把《兰亭序》当作陪葬品殉葬昭陵。换句话说，在唐太宗的“收藏”观念中，一件好东西的真正价值，是在坟墓里、在永不见天日的状态里体现出来的。
这样，我们一下就能看出来中西之间的“收藏”有很大的不同。西文包括日文里边没有“藏”的意思。这里涉及到收藏的目的和价值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把重要的艺术品、档案材料和纪念物收罗起来，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把它作为一个线索来谈这个问题。
2.私人收藏
那么什么是“收藏”呢?尹吉男先生在中央电视台《记忆》栏目建议作一个节目，叫《我们家的传家宝》。传家宝显然是一个收藏，它对我们家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它不见得是一件宝贝——从它的经济价值来说。比如说文革期间有一出样板戏叫《红灯记》，里边的故事围绕着一盏红灯展开，这个红灯显然是一个传家宝，是要代代相传的——从爷爷传给父亲李玉和，再传给李铁梅。这个红灯其实不过是一个号子灯、一盏铁路工人用的柴油灯，但对这个家庭来说，它却是革命的象征，是不惜以生死许之的价值。它后来成为文革期间最著名的一出样板戏。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儿童在家里可能有一个抽屉，藏着他自己的东西。成人则可能是一个箱柜，放着家庭的收藏。再进一步，有收藏爱好的人可能会在家里专门辟一个空间(如博古架或收藏室)，摆放他的藏品。刚才说的皇帝的收藏也是一种收藏，从汉代一直到明清就这么延续下来，这种内廷的、后府的收藏是非常惊人的，比如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靠的是清廷的收藏。严格意义上说，皇帝的收藏与家庭的收藏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类收藏，我们把它叫做“私人收藏”。换句话说，收藏者收藏这些藏品的目的主要不是给别人看的。它们是作为传家宝，作为某个家庭的象征而一代代传下去的——至于皇帝，则是一个朝代延续的象征。
那么，还有另外一类收藏也就很清楚了，就是“公共收藏”。
3.公共收藏
什么是“公共收藏”?这里首先涉及到“公共性”。什么是“公共性”?公共性就是普遍性，它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个东西的价值，这就是公共性。我们先不谈收藏什么东西，也不谈怎么收藏，首先谈这个公共性体现在哪儿，收的这个东西放在哪儿?这就有一个空间观念出现了：公共收藏首先是一个公共空间的问题，而私人收藏是一个私人空间的问题。这是一个场所的问题，我们得有一个地方放这些东西。皇帝的内廷是别人进不去的，皇帝的宫廷叫“紫禁城”，英文叫“the forbidden city”，法文也是这个意思，叫“la cité interdite”，都是禁止入内的意思。这是一般人、老百姓不能进入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空间是公共空间，比如说天安门两边有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是以前孔庙和太庙的所在地。孔庙显然不是皇帝私人的，全国都有，重要的城市都会有，甚至小县城里都会有。太庙供奉清朝皇族的共同祖先，也不是皇帝一个人的。还有，比如说像祠堂，是属于比如王氏宗族的、李氏宗族的祠堂。它供奉的是整个宗姓共同的祖先。到了家庭里，每个家庭还有一个牌位，摆放这个牌位的地方叫中堂，这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它用来祭祀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的价值。当然还包括名山大川里佛道的庙，里边有很多香客，尤其是到了宗教节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它是针对所有人的，“普渡众生”。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空间的差别。
如果把它放到世界范围内考虑的话，差别就更清楚了。公共空间首先是宗教的，比如希腊的巴台农神庙。我们知道希腊建筑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中楣，上面有装饰的部分。它的雕塑为什么会在这里面发展?在多利安风格的神庙里边，开始时它的饰板是空的，后来渐渐有了浮雕;到了爱奥尼亚风格的神庙里，中楣就被雕刻了一系列连成一体的浮雕饰带。这在巴台农神庙就看得很清楚——它是多利安风格的神庙中罕见的既有饰板又有饰带的神庙。这些浮雕是菲迪阿斯和他的学生雕刻的，之所以要有这些浮雕，是因为民众要绕着神庙游行;在走的时候，浮雕就把宗教的神话、民族的故事呈现给大家看，有一个教育作用。如果我们了解一点希腊艺术的话，就会知道，从古风时期开始，随着祭坛的外移，希腊神庙建筑的中心有一个从内部向外部空间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是一个视觉化的过程，神庙的柱式系统、浮雕、比例——总之，一切外观因素获得了本质的意义2。在中世纪的教堂也发生了这么一个过程。它很有可能是我们后来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展示艺术品、也就是博物馆制度形成的一个有力因素。在希腊神庙里它主要收藏的是供奉物，是民众，老百姓拿来供神的，比如希腊艺术史上的叫“库罗斯”的男性裸体雕像，它主要是由民众或者一个团体奉献给神的。而在教堂里边，中心会围绕另外一些东西——也是供奉物——展开，这种形态在中国的龙门、云冈石窟都有的，也就有一个赞助人付钱让工匠去做一个艺术品，做一个崇拜对象，放在那儿——为了自己的灵魂得救。而在西方基督教的历史中，它关注的焦点是圣母、耶稣与历代圣徒留下的遗迹。当然还有很多公共空间，比如说Z/F所在地、广场、交通要道等等，这在希腊罗马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样式。广场里会有纪念碑、雕像、方尖碑，等等。这些都是公共空间，里边要放东西，这是一个民族或者一群信徒的共同价值的集中体现。还有图书馆、档案馆，这在中国汉代就已经有这些东西了，但有一点不一样;在西方，图书馆是一个公共空间。比如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化时期，就已经有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在罗马的市中心有一个广场，这个地方比现在低一点，里边有图拉真纪功碑，周围有许多废墟，这个地方在两千年前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包括图书馆;图书馆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看的，它与西方现代的图书馆是一脉相承的。这样一些地方是公共空间，它不是由某一个人私人占有的。
那么，公共空间跟私人空间的差别究竟在哪儿呢?刚才我们谈到了“收藏”的观念，显然，公共空间的收藏一定是要给人看、一定是要陈列的;当然它也会藏，也有库房、圣殿什么的，但圣殿一定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把它亮出来，把它亮给所有信徒看，这样才能保持它产生的意义有更大的共享性。这有点像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所说的脱衣舞女的表演，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脱衣与脱光之间的过程中——若完全脱光以后，她就完全没有魅力了。在遮掩和裸露之间，在它们交界的地方，是最有魅力的，因为这是两种意义交汇的场所。同样，藏起来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展出。而私人空间的收藏主要不是为了给大家看、不是为了陈列的，因为这是私人的东西，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族的东西，没必要给外人看3。这里面就涉及到文化遗产的两个维度——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我们不要有这么一种观念：私人空间就不好，公共空间就好，因为在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里边都会有这两种空间存在，只不过说在
一.什么是“收藏”?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收藏?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很简单：收藏就是“收藏”，把东西收起来藏起来就是收藏。可是当我们从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入手，提问一下关于“收藏”这个词的不同说法时，就会发现，中国与其它国家在这个词上有不同的观念。
1.收集与收藏
比如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它同样是用汉字，但它用的不是这个字，日文里边它用的是“收集”。在西文里面，基本上是“collection”这个词，英文与法文都用这个词，它的意思也是“收集”。进一步说，“collection”这个词有两个来源：首先是“colle”，在法文中这个词是“有粘性的东西”或“胶水”的意思，即把其它东西通过“粘连”的方式连接起来;其次，它来源于“cueillir”，即“采集”。那么，所谓的“collection”，它的意思无非是“粘连”或“采集”的结果以及结果的整体。这个词引申到人身上就变成了“集体”(法文：collectivité;英文：collective)1。对这些国家的人来说，“收藏”就是“收集”，把很多东西收拢到一块儿。
但这个词在中文里有一个特点，它除了“收”之外还有一个“藏”字。当我们要了解我们民族的收藏观念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这个词背后的观念是什么?怎么收，收起来干嘛?
这个词在中文里除了“收集”之外，还有一个“藏匿”的意思，这在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比如说有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本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这在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抱负，希望自己的著作《史记》能够传给后人，永垂不朽，可为什么要藏之名山呢?在司马迁的例子上，这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受到汉武帝的迫害，害怕会殃及自己的著作，所以要把它藏起来。可是我们发现，在中国好东西要把它藏起来，是一个重要的习惯。比如在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创建了一个图书馆，是用来藏书的，叫做“秘阁”。本来它是内府的一个档案机构、一个藏书的机构。后来有一个词叫“秘书”，来自于汉代的“秘书监”——就是指专门掌管这个“秘阁”的一个机构。但这些档案是别人不能看的。后来“秘阁”就成了一个部门的别称，是尚书省的一个别称。我们知道，2003年上海博物馆用重金从美国收了一套《淳化阁帖》，也引起了一些真伪问题的争论。《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也就是公元922年刻的，把历代的法书名帖都刻印了出来。它正式的名字叫做《淳化秘阁法帖》，因为这些法帖都是宋太宗自己的私人收藏。
另外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关于唐太宗的。因为他酷爱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设计从辩才和尚那里把它骗到手，由于他太宝爱这幅名帖了，以至于在他临终前要求太子高宗把《兰亭序》当作陪葬品殉葬昭陵。换句话说，在唐太宗的“收藏”观念中，一件好东西的真正价值，是在坟墓里、在永不见天日的状态里体现出来的。
这样，我们一下就能看出来中西之间的“收藏”有很大的不同。西文包括日文里边没有“藏”的意思。这里涉及到收藏的目的和价值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把重要的艺术品、档案材料和纪念物收罗起来，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把它作为一个线索来谈这个问题。
2.私人收藏
那么什么是“收藏”呢?尹吉男先生在中央电视台《记忆》栏目建议作一个节目，叫《我们家的传家宝》。传家宝显然是一个收藏，它对我们家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它不见得是一件宝贝——从它的经济价值来说。比如说文革期间有一出样板戏叫《红灯记》，里边的故事围绕着一盏红灯展开，这个红灯显然是一个传家宝，是要代代相传的——从爷爷传给父亲李玉和，再传给李铁梅。这个红灯其实不过是一个号子灯、一盏铁路工人用的柴油灯，但对这个家庭来说，它却是革命的象征，是不惜以生死许之的价值。它后来成为文革期间最著名的一出样板戏。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儿童在家里可能有一个抽屉，藏着他自己的东西。成人则可能是一个箱柜，放着家庭的收藏。再进一步，有收藏爱好的人可能会在家里专门辟一个空间(如博古架或收藏室)，摆放他的藏品。刚才说的皇帝的收藏也是一种收藏，从汉代一直到明清就这么延续下来，这种内廷的、后府的收藏是非常惊人的，比如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靠的是清廷的收藏。严格意义上说，皇帝的收藏与家庭的收藏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类收藏，我们把它叫做“私人收藏”。换句话说，收藏者收藏这些藏品的目的主要不是给别人看的。它们是作为传家宝，作为某个家庭的象征而一代代传下去的——至于皇帝，则是一个朝代延续的象征。
那么，还有另外一类收藏也就很清楚了，就是“公共收藏”。
3.公共收藏
什么是“公共收藏”?这里首先涉及到“公共性”。什么是“公共性”?公共性就是普遍性，它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个东西的价值，这就是公共性。我们先不谈收藏什么东西，也不谈怎么收藏，首先谈这个公共性体现在哪儿，收的这个东西放在哪儿?这就有一个空间观念出现了：公共收藏首先是一个公共空间的问题，而私人收藏是一个私人空间的问题。这是一个场所的问题，我们得有一个地方放这些东西。皇帝的内廷是别人进不去的，皇帝的宫廷叫“紫禁城”，英文叫“the forbidden city”，法文也是这个意思，叫“la cité interdite”，都是禁止入内的意思。这是一般人、老百姓不能进入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空间是公共空间，比如说天安门两边有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是以前孔庙和太庙的所在地。孔庙显然不是皇帝私人的，全国都有，重要的城市都会有，甚至小县城里都会有。太庙供奉清朝皇族的共同祖先，也不是皇帝一个人的。还有，比如说像祠堂，是属于比如王氏宗族的、李氏宗族的祠堂。它供奉的是整个宗姓共同的祖先。到了家庭里，每个家庭还有一个牌位，摆放这个牌位的地方叫中堂，这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它用来祭祀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的价值。当然还包括名山大川里佛道的庙，里边有很多香客，尤其是到了宗教节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它是针对所有人的，“普渡众生”。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空间的差别。
如果把它放到世界范围内考虑的话，差别就更清楚了。公共空间首先是宗教的，比如希腊的巴台农神庙。我们知道希腊建筑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中楣，上面有装饰的部分。它的雕塑为什么会在这里面发展?在多利安风格的神庙里边，开始时它的饰板是空的，后来渐渐有了浮雕;到了爱奥尼亚风格的神庙里，中楣就被雕刻了一系列连成一体的浮雕饰带。这在巴台农神庙就看得很清楚——它是多利安风格的神庙中罕见的既有饰板又有饰带的神庙。这些浮雕是菲迪阿斯和他的学生雕刻的，之所以要有这些浮雕，是因为民众要绕着神庙游行;在走的时候，浮雕就把宗教的神话、民族的故事呈现给大家看，有一个教育作用。如果我们了解一点希腊艺术的话，就会知道，从古风时期开始，随着祭坛的外移，希腊神庙建筑的中心有一个从内部向外部空间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是一个视觉化的过程，神庙的柱式系统、浮雕、比例——总之，一切外观因素获得了本质的意义2。在中世纪的教堂也发生了这么一个过程。它很有可能是我们后来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展示艺术品、也就是博物馆制度形成的一个有力因素。在希腊神庙里它主要收藏的是供奉物，是民众，老百姓拿来供神的，比如希腊艺术史上的叫“库罗斯”的男性裸体雕像，它主要是由民众或者一个团体奉献给神的。而在教堂里边，中心会围绕另外一些东西——也是供奉物——展开，这种形态在中国的龙门、云冈石窟都有的，也就有一个赞助人付钱让工匠去做一个艺术品，做一个崇拜对象，放在那儿——为了自己的灵魂得救。而在西方基督教的历史中，它关注的焦点是圣母、耶稣与历代圣徒留下的遗迹。当然还有很多公共空间，比如说Z/F所在地、广场、交通要道等等，这在希腊罗马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样式。广场里会有纪念碑、雕像、方尖碑，等等。这些都是公共空间，里边要放东西，这是一个民族或者一群信徒的共同价值的集中体现。还有图书馆、档案馆，这在中国汉代就已经有这些东西了，但有一点不一样;在西方，图书馆是一个公共空间。比如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化时期，就已经有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在罗马的市中心有一个广场，这个地方比现在低一点，里边有图拉真纪功碑，周围有许多废墟，这个地方在两千年前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包括图书馆;图书馆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看的，它与西方现代的图书馆是一脉相承的。这样一些地方是公共空间，它不是由某一个人私人占有的。
那么，公共空间跟私人空间的差别究竟在哪儿呢?刚才我们谈到了“收藏”的观念，显然，公共空间的收藏一定是要给人看、一定是要陈列的;当然它也会藏，也有库房、圣殿什么的，但圣殿一定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把它亮出来，把它亮给所有信徒看，这样才能保持它产生的意义有更大的共享性。这有点像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所说的脱衣舞女的表演，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脱衣与脱光之间的过程中——若完全脱光以后，她就完全没有魅力了。在遮掩和裸露之间，在它们交界的地方，是最有魅力的，因为这是两种意义交汇的场所。同样，藏起来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展出。而私人空间的收藏主要不是为了给大家看、不是为了陈列的，因为这是私人的东西，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族的东西，没必要给外人看3。这里面就涉及到文化遗产的两个维度——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我们不要有这么一种观念：私人空间就不好，公共空间就好，因为在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里边都会有这两种空间存在，只不过说在
看晕了 [s: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