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东访谈--主动避开“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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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8/07/12 06:01:40 by
时间：2008年3月24日
地点：北京将台路枫林时尚酒店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屡有“相似”或“撞车”事件发生，并频频引发学术界讨论。但我认为这类事件其实各不相同，并无统一的模式，应该条分缕析地具体对待。你认为呢？
刘向东（以下简称刘）：我相信有些作品是这样的。但是，先不说角度、途径的不同，仅从表面来看，我发现，国内外艺术家作品之间相似的很多，这种相似的程度甚至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虽然我们不忍心说是“抄袭”，但我觉得不能用“撞车”这个词简单地来描述。而且，尽管有些作品彼此的角度和主题不同，我们撇开内涵，精神，思想，观念这些不谈，表面的相似性那么多，我觉得在形式上就是创造力萎缩的一种表现。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资讯发达的时代，有的人平时看杂志、网络或其它媒体，有可能把别人的作品消化成自己的某种记忆，然后会在不经意或潜意识状态下，突发创作意识。例如，文学家刘心武写了篇文章，说是他晚上在梦中写了首诗，结果写出来发表后，被人家笑掉牙，因为那是一首唐诗。作为《人民文学》主编他居然不知道，这有可能是平时读了后忘记了，梦中以为是他自己写的。但是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如果在发表作品之前在网上或通过其它渠道搜索一番，看有没有撞车或刚才我说那个现象的话，会比较好。
杜：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气质、个性、认识论、方法论外化的一个产物，有些作品虽然看似形态相似，但如果全面地考量和索隐，其具体指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否是“撞车”，有待商榷。对此你如何看？
刘：我们可以推导一下，一个作品和另一个作品表面上相似的程度有百分之九十，有人可以说这个不是抄袭，因为有百分之十或百分之零点几的不一样。这个世界那么丰富，特别是我们的历史那么悠久，我们有很多故事和题材可以加以利用，为什么大家都挤在一起去弄一样的东西呢？我不是说这样不行，而是说这样令人生疑：为什么不避开呢？
表面的形式是指向主题的，不能说表面的形式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相似了还说主题不一致，因为所有符号和图式都是指向它的内涵、精神、思想、观念。不可能把它的形式与其内涵，精神，思想，观念分离开来。假如主题和角度不一样，我觉得不可能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相似。
杜：有些作品，汲取或挪用了相同的文化资源，该如何甄别其高下、优劣乃至真伪呢？
刘：如果有人从深度方面挖进去，使观念更新或者主旨深入，让形式重新组合，从思想或观念到图式上都应该有别于他人。也就是说，观念和手段、形式都一样需要与别人拉开距离。而不应在其图式与别人撞车后才说：“我的观念和你的不一样。”谁相信啊！网络那么发达，大家都借用，但是有时候在表面图式上我们要有所区别，一定要避开以前的艺术家，一定要避开“撞车”。
抄袭就更不用说了。抄袭者要反省。现在有一种情况，据我个人估计，他不怕别人骂他抄袭，但他就是不回应，因为越骂他越出名，然后又反咬一口或者说自己不知情。你越骂他，就越从反面起到宣传作用。
杜：文化资源是共享的，而非只能由某人独占。进一步设想，是最先“发现”者重要，还是持续、深入推进者重要？
刘：这个无所谓重要不重要。如果觉得前面的发现者有历史贡献，当然是很重要的。后面的发掘更深、更完善，同样很重要。这个是历史学家的问题，历史会作出判断的。
杜：有些作品，关注的是同一题域，而且形态也相似，但其切入角度、立场、态度不同。进而言之，即使断章取义地孤立看时相似度很高，但其作品的文脉、所处的语境又可能有所不同。这类作品，你认为是“撞车”吗？
刘：那没问题啊。比如大家都可以表现文革、后殖民，但是当有人在同样的主题里用了某种构图、光线、色彩、观念，后来者应该采取不同的角度。如果相似度有百分之八、九十，那就是重复劳动，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一定要浪费在上面呢？比如说像徐冰、谷文达、朱青生和我，都差不多同时做过错字方面的作品（虽然我和朱青生的错字作品都没有发表），但我们并无所谓。我觉得徐冰、谷文达、吴山专他们的错字作品虽然有很多相同，但其内涵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他们的作品起码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差距，这个是可以容忍的。比如：吴山专的《红色幽默》有种幽默，谷文达的作品有点倾向于书法，徐冰的作品有点强调它的荒谬性。
杜：虽然文化资源是人所共享的，但如果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屡屡发生资源方面的“撞车”，我个人认为它暴露出创作者们所关注视域的局限，以及探究问题的浮泛。因为，中国的文化资源如此广博、繁杂，如果视域更宽广，探究更深入、具体、微观的话，“撞车”的可能性也就更小。你认为呢？
刘：我个人认为，王广义的《大批判》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形式。我也觉得很可惜：这个手段被王广义拿去用了。文革的宣传画是民族的共同资源，但王广义用这种手段弄得很出名后，我再去弄，就应该避开了。我也知道王广义做《大批判》其实仍有缺陷和余地，因为他对当下的文化没有多大的批判性，但尽管王广义没把他的作品做彻底，我也有意避开了，不去弄。
杜：如果大家都不满足于灵机一发式地找“点子”，或文化机会主义式地频频“转向”，而是从自身的体验和认知体系出发，寻找个人化的切入点，长期、持续地进行“文化研究”式创作，是否很多“撞车”、“模仿”、“抄袭”的纠葛就会减少呢？
刘：会减少！即使是别人的作品比你做的早，你完全是英雄所见略同的“撞车”，但你也有责任通过上网等去搜索一下，主动避开。比如说，别人的电灯已经发明了，你还要国家投资一个亿让你再研究一遍。
杜：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至今，仅凭浮光掠影地攫取浅表性的文化资源，已经越来越令人望之生厌乃至视觉疲劳。那么，作为艺术家，你认为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呢？
刘：大部分的艺术家是为了赚钱，没有文化理想，只把艺术当作发财的手段。这种机会主义跟风很严重，哪种风格畅销他就换哪种，有点像大芬村，都在画《蒙娜丽莎》，画了几万张，因为好卖嘛。
转自:[url]http://blog.artron.net/indexold.php?uid-6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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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曦云（以下简称杜）：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屡有“相似”或“撞车”事件发生，并频频引发学术界讨论。但我认为这类事件其实各不相同，并无统一的模式，应该条分缕析地具体对待。你认为呢？
刘向东（以下简称刘）：我相信有些作品是这样的。但是，先不说角度、途径的不同，仅从表面来看，我发现，国内外艺术家作品之间相似的很多，这种相似的程度甚至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虽然我们不忍心说是“抄袭”，但我觉得不能用“撞车”这个词简单地来描述。而且，尽管有些作品彼此的角度和主题不同，我们撇开内涵，精神，思想，观念这些不谈，表面的相似性那么多，我觉得在形式上就是创造力萎缩的一种表现。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资讯发达的时代，有的人平时看杂志、网络或其它媒体，有可能把别人的作品消化成自己的某种记忆，然后会在不经意或潜意识状态下，突发创作意识。例如，文学家刘心武写了篇文章，说是他晚上在梦中写了首诗，结果写出来发表后，被人家笑掉牙，因为那是一首唐诗。作为《人民文学》主编他居然不知道，这有可能是平时读了后忘记了，梦中以为是他自己写的。但是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如果在发表作品之前在网上或通过其它渠道搜索一番，看有没有撞车或刚才我说那个现象的话，会比较好。
杜：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气质、个性、认识论、方法论外化的一个产物，有些作品虽然看似形态相似，但如果全面地考量和索隐，其具体指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否是“撞车”，有待商榷。对此你如何看？
刘：我们可以推导一下，一个作品和另一个作品表面上相似的程度有百分之九十，有人可以说这个不是抄袭，因为有百分之十或百分之零点几的不一样。这个世界那么丰富，特别是我们的历史那么悠久，我们有很多故事和题材可以加以利用，为什么大家都挤在一起去弄一样的东西呢？我不是说这样不行，而是说这样令人生疑：为什么不避开呢？
表面的形式是指向主题的，不能说表面的形式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相似了还说主题不一致，因为所有符号和图式都是指向它的内涵、精神、思想、观念。不可能把它的形式与其内涵，精神，思想，观念分离开来。假如主题和角度不一样，我觉得不可能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相似。
杜：有些作品，汲取或挪用了相同的文化资源，该如何甄别其高下、优劣乃至真伪呢？
刘：如果有人从深度方面挖进去，使观念更新或者主旨深入，让形式重新组合，从思想或观念到图式上都应该有别于他人。也就是说，观念和手段、形式都一样需要与别人拉开距离。而不应在其图式与别人撞车后才说：“我的观念和你的不一样。”谁相信啊！网络那么发达，大家都借用，但是有时候在表面图式上我们要有所区别，一定要避开以前的艺术家，一定要避开“撞车”。
抄袭就更不用说了。抄袭者要反省。现在有一种情况，据我个人估计，他不怕别人骂他抄袭，但他就是不回应，因为越骂他越出名，然后又反咬一口或者说自己不知情。你越骂他，就越从反面起到宣传作用。
杜：文化资源是共享的，而非只能由某人独占。进一步设想，是最先“发现”者重要，还是持续、深入推进者重要？
刘：这个无所谓重要不重要。如果觉得前面的发现者有历史贡献，当然是很重要的。后面的发掘更深、更完善，同样很重要。这个是历史学家的问题，历史会作出判断的。
杜：有些作品，关注的是同一题域，而且形态也相似，但其切入角度、立场、态度不同。进而言之，即使断章取义地孤立看时相似度很高，但其作品的文脉、所处的语境又可能有所不同。这类作品，你认为是“撞车”吗？
刘：那没问题啊。比如大家都可以表现文革、后殖民，但是当有人在同样的主题里用了某种构图、光线、色彩、观念，后来者应该采取不同的角度。如果相似度有百分之八、九十，那就是重复劳动，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一定要浪费在上面呢？比如说像徐冰、谷文达、朱青生和我，都差不多同时做过错字方面的作品（虽然我和朱青生的错字作品都没有发表），但我们并无所谓。我觉得徐冰、谷文达、吴山专他们的错字作品虽然有很多相同，但其内涵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他们的作品起码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差距，这个是可以容忍的。比如：吴山专的《红色幽默》有种幽默，谷文达的作品有点倾向于书法，徐冰的作品有点强调它的荒谬性。
杜：虽然文化资源是人所共享的，但如果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屡屡发生资源方面的“撞车”，我个人认为它暴露出创作者们所关注视域的局限，以及探究问题的浮泛。因为，中国的文化资源如此广博、繁杂，如果视域更宽广，探究更深入、具体、微观的话，“撞车”的可能性也就更小。你认为呢？
刘：我个人认为，王广义的《大批判》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形式。我也觉得很可惜：这个手段被王广义拿去用了。文革的宣传画是民族的共同资源，但王广义用这种手段弄得很出名后，我再去弄，就应该避开了。我也知道王广义做《大批判》其实仍有缺陷和余地，因为他对当下的文化没有多大的批判性，但尽管王广义没把他的作品做彻底，我也有意避开了，不去弄。
杜：如果大家都不满足于灵机一发式地找“点子”，或文化机会主义式地频频“转向”，而是从自身的体验和认知体系出发，寻找个人化的切入点，长期、持续地进行“文化研究”式创作，是否很多“撞车”、“模仿”、“抄袭”的纠葛就会减少呢？
刘：会减少！即使是别人的作品比你做的早，你完全是英雄所见略同的“撞车”，但你也有责任通过上网等去搜索一下，主动避开。比如说，别人的电灯已经发明了，你还要国家投资一个亿让你再研究一遍。
杜：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至今，仅凭浮光掠影地攫取浅表性的文化资源，已经越来越令人望之生厌乃至视觉疲劳。那么，作为艺术家，你认为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呢？
刘：大部分的艺术家是为了赚钱，没有文化理想，只把艺术当作发财的手段。这种机会主义跟风很严重，哪种风格畅销他就换哪种，有点像大芬村，都在画《蒙娜丽莎》，画了几万张，因为好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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