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师事件，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转天涯杂谈
第一部分：对范老师的评价
一、伦理（道德）层面：
圣贤的道德：利他或自利利他。是社会推崇的、学习的。
普通人的道德：自利但不损他人利益。是社会的底线
普通以下的道德（缺德）：损人利己，比如沾别人小便宜，但损人利己如果较严重，可能就触犯了法律。所以，这一项与法律有交叉，看事情的严重程度。
这件事情，从道德层面来说，争议会比较大，有人认为范美忠是自私自利但没有损害他人利益，有人认为他当时损害了他人利益。很多人都在这个角度辩论，我就不再多言了。
二、理论（哲学）层面：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天职的概念，如果一个人把工作当成上帝托付给他的任务，他会产生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所以，西方的职业精神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这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道德。这一点有信仰的人很容易理解，而没有信仰的人是难以理解的。商业社会，是以利益交换为原则，强调责任与权利的对等，不强调奉献；但军队、Z/F机构、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机构。是不能纯粹以利益交换为原则的。责任应该大于权利。否则，军队、Z/F机构、医院、学校就全部社会化、产业化，于是军队就变成了职业杀手（出多少钱去杀多少人，打仗之前还得先对每一次战斗的报价进行商业谈判，那就太可笑了，虽然一些国家有雇佣军，但毕竟不是主流）。po.lice说：“我一个月就两千块钱，靠，两千来块钱就值得让我们去玩命？”这些大老板一年赚几千万几个亿，应该他们去做po.lice才对。所以，西方的利益交换原则并不是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通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否则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罗斯福为什么要采用凯恩斯的理论？所以，把军队、Z/F、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机构也完全按责任与权利对等的原则，我认为是片面的，百家争鸣中，与西方思想最接近的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毕竟“兼相爱”是在前面。这个社会只能做到80%责任与权利对等，想绝对做到范老师所说的责任权利对等，我想是不可能的。
你否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对了一半，因为中国没有信仰，几千年信奉儒家，孔子是先师至圣，于是把这个桂冠给了老师，让老师背负了双重的责任，其实，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是佛教里面的和尚、基督教的牧师，但老师有辅助的功能，虽然不是教授，但也该是个助教。所以，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我认为老师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助理”工程师。
范老师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可能认为缺少个体的独立、自由，就没有所谓的整体、集体利益。中国二千多年来是王权统治（王权我认为不等于主权），忽视人权。我认为人权与主权应该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使用，如果一个国家在战争或动荡灾乱时期，主权应该大于人权。这个时候，如果国家的主权出问题了，损害的是整个国家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时候是大河有水小河才满。而在和平稳定时期，应该是人权大于主权，这时候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每个公民独立、自由、富裕了，整个国家才富强，是一种正向的关系。
再深化一点，中国几千年来，处于战争、天灾人祸期占多，贞观之治等和平时期毕竟少，人民饱受天灾人祸、战争之苦，非常想在和平统一的国度里过几天太平日子，这是中国人最低的要求了，这个要求至少比战争、天灾的日子强。所以，宁为治世狗，不做乱世人，体会颇深，所以，集体无意识当中，已经形成了主权大于人权的牢固思维。随着中国和平稳定的日子延续，人们对于人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人是不知足的。
关于为何不生在美国，我认为7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传统思想到西方思想的过渡，很多人在不同的时期都这样抱怨过，但后来看到战乱的非洲、朝鲜、伊拉克，我想如果会全方位比较的人，应该很庆幸自己没有生在这些国家。
再继续深化，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主权大于人权，这其实与我们的思维模式有关，西方人受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思维影响很深，中国人受道家的辩证思维影响很深，这两者的思维方式是相反的，一个重量变到质变，一个只重质变。我总结了一下，人的思维方式按大类分有三种：直觉（灵感）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而抽象思维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推类逻辑（像郭松民在辩论时打兔子等的比喻就是推类逻辑，只可惜是乱用）、因明逻辑。中西方今天的文化，与这些思维方式的不同有很大关系，如果中国是墨家的思想传下来为主流的话，工业革命就很有可能出现在中国了。具体我就不细说了，否则，又是一篇很长的文章。
三、法律层面（责任、义务）
保护未成年学生是老师的责任，老师当时是监护人。
关于责任：我认为可以分两种，一是例行日常工作担负的责任，一是例外工作担负的责任。
比如一个企业，有一个总经理，他的例行日常工作是保证企业的产品质量、效率、成本、产品有竞争力。他的日常责任就是这些，如果这些做不到，他就不合格该下岗了。
但是，他仅仅只有这些责任吗？如果企业发生火灾，他就得组织指挥灭火，组织员工疏散，不能说：我只负责经营，至于发生火灾，不属于我的责任，我可以先跑掉。
如果死了三个员工以上，总经理就得坐牢的。因为，生产经营是他例行的80%的工作职责，而20%的例外事件管理也属于其职责范畴。不能把例行职责当成全部职责，如果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没有例外事件，一个组织还需要管理者吗？
假如，如果当时范老师一个人先跑出来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组织学生逃离，导致学生们被压死了，范老师可就是违法了，就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了。（至于这方面的具体法律可以自己去查。）
四、机制层面：
如果出了一个事件，不去从机制上检讨改善，那一个组织是很难进步的。从此次地震延伸开来看，我们国家的培训不够，缺少危机管理意识。我看过一篇文章，在欧美的学校，小学就会对学生进行危机管理的课程，比如同学溺水了、煤气中毒子、火灾时该怎么办，都会进行培训教育。日本是地震高发区，但死亡人数少，就是因为其培训教育得当。在欧美一些大企业，三个高管是不能同坐一架飞机，因为这样风险太高，他们都考虑得很人性化。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韩国一飞机失事，但在训练有素的乘务员的指挥下，2分钟所有人员全部安全撤出，而在中国，每次我正常下飞机，没有10分钟也下不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侥幸心理严重，总认为这种倒霉事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所以疏于防范风险，缺少危机管理意识。一出现问题，把责任人处分了、重判了就完了，很少去检讨制度上、流程上存在什么问题。缺少预防机制，一味的救火式管理。
在企业里，消防训练、安全训练等等是不时要宣传和培训的。范老师在没有接受培训的情况下，出于一种恐惧的本能跑出来，可以理解（但不表示认同，就像可以理解同性恋，但但不代表认同同性恋一样）。但是如果范老师接受了培训，还这样一个人先跑出来，那绝对是要开除了。
五、心理层面：潜意识中，范老师还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学生，其基督教信仰也未进入灵魂深处。
六、范老师言辞：
我想范老师的文章想表达的是：如果当时只能救一人出去，他肯定先救他的小孩，而不是他的母亲。
我想，每个亲人在自己心目中份量不一样，有的人是母亲在自己心目中排第一，有的人是父亲排第一，有的人是配偶排第一，有的人是小孩排第一。如果有几个小孩，可能心目中还是宠爱有别的。所以，先救谁很正常。
在中国几千年扭曲的孝道教育下，居然出现了汉代郭巨埋儿敬母这样极度扭曲人性的“孝”，如果我是郭巨的母亲，我会气得自杀，这哪里是孝？
自己吃粥，父母也吃粥；自己吃肉，父母也吃肉；因为如果为了孝敬父母而自己过得不好，父母会心疼子女，鱼刺海参他们也吃不下，这不是真孝，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一家人平等，管他吃肉还是吃野菜，大家同甘共苦才是最真诚的“孝”。
不管范老师说什么，都可以拿出来辩论，但不可因言获罪，除非他违纪违法，否则，我们岂不是倒退到“文字狱”的恐怖时代了。
第二部分：对郭评论员的评价
看到郭评论员在《一虎一席谈》上的表现，以及看了他的博客，我觉得太恐怖了，我觉得就差喊：“打倒范美忠”了。
个人觉得郭评论员：
一、 个人道德修养很差，文革遗风非常严重
二、 学术水平很差
三、 辩论技巧很差
四、 臆测妄想严重（以我对心理学的了解，感觉其似乎有妄想症和迫害症）
伏尔泰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看了郭评论员，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就像个独裁专制的暴君。
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泼妇骂街式的全国性电视辩论，只能用一个词“精彩绝纶”来形容。《一虎一席谈》怎么找到这样一个差劲的人去辩论。即使真理在他面前，都会被他弄成歪理。
感觉郭评论员的人文素质很差，所以就不多评价。
第三部分：对《一虎一席谈》辩论过程的评价
范老师一开始在摸不准郭评论员斤两的情况下，以一个申辩者的弱势姿态来辩论，他尊重每一个对手，即使在郭评论员臆测他“他先跑是怕学生挡他的路”这种毫无根据的话，他也是很细致的去解释。这样，他不断的赢得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的心理分数。这种训练应该和他平时教学当中，不断能平等与学生辩论有关，因此训练出其强大的辩论心理素质。
而郭评论员刚好相反，一开始咄咄逼人，以皇帝审判罪臣的心态，想一招就击倒对方，他的假设前提是错的，他认为这个根本不需要辩，全国人民肯定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还给胡一虎先套了一个大帽子“如果演播厅发生火灾，胡一虎一定不会自己先跑，相信胡一虎不是这样的人”。郭评论员总喜欢臆测别人的心理，很让人反感。
这个战略假设错了，后果肯定就出大问题了。而范老师没有，范老师先假设双方的观点都不是真理，要通过这个辩论的过程才能<
第一部分：对范老师的评价
一、伦理（道德）层面：
圣贤的道德：利他或自利利他。是社会推崇的、学习的。
普通人的道德：自利但不损他人利益。是社会的底线
普通以下的道德（缺德）：损人利己，比如沾别人小便宜，但损人利己如果较严重，可能就触犯了法律。所以，这一项与法律有交叉，看事情的严重程度。
这件事情，从道德层面来说，争议会比较大，有人认为范美忠是自私自利但没有损害他人利益，有人认为他当时损害了他人利益。很多人都在这个角度辩论，我就不再多言了。
二、理论（哲学）层面：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天职的概念，如果一个人把工作当成上帝托付给他的任务，他会产生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所以，西方的职业精神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这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道德。这一点有信仰的人很容易理解，而没有信仰的人是难以理解的。商业社会，是以利益交换为原则，强调责任与权利的对等，不强调奉献；但军队、Z/F机构、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机构。是不能纯粹以利益交换为原则的。责任应该大于权利。否则，军队、Z/F机构、医院、学校就全部社会化、产业化，于是军队就变成了职业杀手（出多少钱去杀多少人，打仗之前还得先对每一次战斗的报价进行商业谈判，那就太可笑了，虽然一些国家有雇佣军，但毕竟不是主流）。po.lice说：“我一个月就两千块钱，靠，两千来块钱就值得让我们去玩命？”这些大老板一年赚几千万几个亿，应该他们去做po.lice才对。所以，西方的利益交换原则并不是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通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否则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罗斯福为什么要采用凯恩斯的理论？所以，把军队、Z/F、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机构也完全按责任与权利对等的原则，我认为是片面的，百家争鸣中，与西方思想最接近的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毕竟“兼相爱”是在前面。这个社会只能做到80%责任与权利对等，想绝对做到范老师所说的责任权利对等，我想是不可能的。
你否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对了一半，因为中国没有信仰，几千年信奉儒家，孔子是先师至圣，于是把这个桂冠给了老师，让老师背负了双重的责任，其实，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是佛教里面的和尚、基督教的牧师，但老师有辅助的功能，虽然不是教授，但也该是个助教。所以，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我认为老师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助理”工程师。
范老师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可能认为缺少个体的独立、自由，就没有所谓的整体、集体利益。中国二千多年来是王权统治（王权我认为不等于主权），忽视人权。我认为人权与主权应该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使用，如果一个国家在战争或动荡灾乱时期，主权应该大于人权。这个时候，如果国家的主权出问题了，损害的是整个国家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时候是大河有水小河才满。而在和平稳定时期，应该是人权大于主权，这时候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每个公民独立、自由、富裕了，整个国家才富强，是一种正向的关系。
再深化一点，中国几千年来，处于战争、天灾人祸期占多，贞观之治等和平时期毕竟少，人民饱受天灾人祸、战争之苦，非常想在和平统一的国度里过几天太平日子，这是中国人最低的要求了，这个要求至少比战争、天灾的日子强。所以，宁为治世狗，不做乱世人，体会颇深，所以，集体无意识当中，已经形成了主权大于人权的牢固思维。随着中国和平稳定的日子延续，人们对于人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人是不知足的。
关于为何不生在美国，我认为7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传统思想到西方思想的过渡，很多人在不同的时期都这样抱怨过，但后来看到战乱的非洲、朝鲜、伊拉克，我想如果会全方位比较的人，应该很庆幸自己没有生在这些国家。
再继续深化，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主权大于人权，这其实与我们的思维模式有关，西方人受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思维影响很深，中国人受道家的辩证思维影响很深，这两者的思维方式是相反的，一个重量变到质变，一个只重质变。我总结了一下，人的思维方式按大类分有三种：直觉（灵感）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而抽象思维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推类逻辑（像郭松民在辩论时打兔子等的比喻就是推类逻辑，只可惜是乱用）、因明逻辑。中西方今天的文化，与这些思维方式的不同有很大关系，如果中国是墨家的思想传下来为主流的话，工业革命就很有可能出现在中国了。具体我就不细说了，否则，又是一篇很长的文章。
三、法律层面（责任、义务）
保护未成年学生是老师的责任，老师当时是监护人。
关于责任：我认为可以分两种，一是例行日常工作担负的责任，一是例外工作担负的责任。
比如一个企业，有一个总经理，他的例行日常工作是保证企业的产品质量、效率、成本、产品有竞争力。他的日常责任就是这些，如果这些做不到，他就不合格该下岗了。
但是，他仅仅只有这些责任吗？如果企业发生火灾，他就得组织指挥灭火，组织员工疏散，不能说：我只负责经营，至于发生火灾，不属于我的责任，我可以先跑掉。
如果死了三个员工以上，总经理就得坐牢的。因为，生产经营是他例行的80%的工作职责，而20%的例外事件管理也属于其职责范畴。不能把例行职责当成全部职责，如果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没有例外事件，一个组织还需要管理者吗？
假如，如果当时范老师一个人先跑出来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组织学生逃离，导致学生们被压死了，范老师可就是违法了，就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了。（至于这方面的具体法律可以自己去查。）
四、机制层面：
如果出了一个事件，不去从机制上检讨改善，那一个组织是很难进步的。从此次地震延伸开来看，我们国家的培训不够，缺少危机管理意识。我看过一篇文章，在欧美的学校，小学就会对学生进行危机管理的课程，比如同学溺水了、煤气中毒子、火灾时该怎么办，都会进行培训教育。日本是地震高发区，但死亡人数少，就是因为其培训教育得当。在欧美一些大企业，三个高管是不能同坐一架飞机，因为这样风险太高，他们都考虑得很人性化。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韩国一飞机失事，但在训练有素的乘务员的指挥下，2分钟所有人员全部安全撤出，而在中国，每次我正常下飞机，没有10分钟也下不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侥幸心理严重，总认为这种倒霉事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所以疏于防范风险，缺少危机管理意识。一出现问题，把责任人处分了、重判了就完了，很少去检讨制度上、流程上存在什么问题。缺少预防机制，一味的救火式管理。
在企业里，消防训练、安全训练等等是不时要宣传和培训的。范老师在没有接受培训的情况下，出于一种恐惧的本能跑出来，可以理解（但不表示认同，就像可以理解同性恋，但但不代表认同同性恋一样）。但是如果范老师接受了培训，还这样一个人先跑出来，那绝对是要开除了。
五、心理层面：潜意识中，范老师还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学生，其基督教信仰也未进入灵魂深处。
六、范老师言辞：
我想范老师的文章想表达的是：如果当时只能救一人出去，他肯定先救他的小孩，而不是他的母亲。
我想，每个亲人在自己心目中份量不一样，有的人是母亲在自己心目中排第一，有的人是父亲排第一，有的人是配偶排第一，有的人是小孩排第一。如果有几个小孩，可能心目中还是宠爱有别的。所以，先救谁很正常。
在中国几千年扭曲的孝道教育下，居然出现了汉代郭巨埋儿敬母这样极度扭曲人性的“孝”，如果我是郭巨的母亲，我会气得自杀，这哪里是孝？
自己吃粥，父母也吃粥；自己吃肉，父母也吃肉；因为如果为了孝敬父母而自己过得不好，父母会心疼子女，鱼刺海参他们也吃不下，这不是真孝，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一家人平等，管他吃肉还是吃野菜，大家同甘共苦才是最真诚的“孝”。
不管范老师说什么，都可以拿出来辩论，但不可因言获罪，除非他违纪违法，否则，我们岂不是倒退到“文字狱”的恐怖时代了。
第二部分：对郭评论员的评价
看到郭评论员在《一虎一席谈》上的表现，以及看了他的博客，我觉得太恐怖了，我觉得就差喊：“打倒范美忠”了。
个人觉得郭评论员：
一、 个人道德修养很差，文革遗风非常严重
二、 学术水平很差
三、 辩论技巧很差
四、 臆测妄想严重（以我对心理学的了解，感觉其似乎有妄想症和迫害症）
伏尔泰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看了郭评论员，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就像个独裁专制的暴君。
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泼妇骂街式的全国性电视辩论，只能用一个词“精彩绝纶”来形容。《一虎一席谈》怎么找到这样一个差劲的人去辩论。即使真理在他面前，都会被他弄成歪理。
感觉郭评论员的人文素质很差，所以就不多评价。
第三部分：对《一虎一席谈》辩论过程的评价
范老师一开始在摸不准郭评论员斤两的情况下，以一个申辩者的弱势姿态来辩论，他尊重每一个对手，即使在郭评论员臆测他“他先跑是怕学生挡他的路”这种毫无根据的话，他也是很细致的去解释。这样，他不断的赢得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的心理分数。这种训练应该和他平时教学当中，不断能平等与学生辩论有关，因此训练出其强大的辩论心理素质。
而郭评论员刚好相反，一开始咄咄逼人，以皇帝审判罪臣的心态，想一招就击倒对方，他的假设前提是错的，他认为这个根本不需要辩，全国人民肯定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还给胡一虎先套了一个大帽子“如果演播厅发生火灾，胡一虎一定不会自己先跑，相信胡一虎不是这样的人”。郭评论员总喜欢臆测别人的心理，很让人反感。
这个战略假设错了，后果肯定就出大问题了。而范老师没有，范老师先假设双方的观点都不是真理，要通过这个辩论的过程才能<
主要还是国人的信仰缺失下的危机导致的泛自由泛道德，范跑跑是个泛不道德的提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