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拿大]DANIEL A.BELL(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编译


想像一下，在刚发生“9·11”恐怖袭击后，如果美国纽约的一位教授要学生辩论，是把捐赠的钱物用来救助袭击遇难者的亲属，还是救助海外的战争受害者，他很有可能被当场踢出教室。


四川特大地震是一场大悲剧，但它可能有助于驱散一种广为流传的荒诞说法：中国新一代学生是物质主义的、自私的。


自2004年以来，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我发现几乎所有学生都有为社会出力的冲动力。当听到数百名清华学子到红十字会献血站外通宵排队捐血和捐赠物资时，我毫不惊讶。还有人远赴灾区参与援助。


如今我希望事件可以驱散另一种错误的印象：年轻的中国人是仇外的民族主义者，不辨好坏地为自己的国家欢呼。


清华历来被认为政治倾向保守，我的多数同事和很多学生都是GCD员。然而那里的气氛一点儿也不保守，最受欢迎的讲师往往是那些针砭时弊的讲师。在班上，学生的问题常常很尖锐。


在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几天后，我准备讲授美国当代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即“公平的正义”理论，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乃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正因为公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所以剥夺个人自由、歧视他人、以多数为名迫害少数或坐视个人间的命运差距，都违反了正义)。当时，地震死亡人数已很庞大，国家情绪变得沉痛。在上课之前，4名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质疑我讲授的“抽象”理论与现实的相关性，要求我使用更具体的例子。


最后我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很好的例子。根据罗尔斯的理论，国家应首先考虑境遇最差的社会成员。但“社会”的实质是什么呢？国家的义务是否应扩大到边界之外？例如，缅甸飓风死亡人数比中国地震死亡人数还多，中国是否该帮助缅甸，哪怕这意味着减少对中国自身的援助？


当我上完课后，学生们出人意料地很沉默，甚至令我感到某种程度的敌意。最后，一名学生表示：“中国Z/F当然应该首先帮助中国人。”我问“为什么呢”，另一个学生答道：“这是很显然的，受难的是中国人。”“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我有点不耐烦了，“给我一些理由。”一位学生发言了：“没有任何全球机构会根据罗尔斯的公平理论来分发援助。中国民众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对他们有特别义务。即使国家想帮助缅甸民众，它也不可能为此做很多事情。”


我回答说，缅甸Z/F妨碍援助抵达民众手中，而中国Z/F可以对它发挥一些影响力。一位学生表示，这种自由主义理论可能不适合中国。在过去，下课时一向礼貌的学生会在鼓掌表示感谢。但这次没有掌声。


我意识到自己刚刚走过一个“敏感领域”：中国电视报道中满是死亡和灾难、士兵在泥泞中跋涉帮助灾民的画面；该国领导人的每一次讲话，首先谈的就是对灾民的关心。于是，我向这个班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为我的“冥顽不灵”和“错误的例子”道歉，并补充说：“清华学生为支持地震灾民做的事情非常令人敬佩，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在两场悲剧之间作出选择。”


清华的一名学生这样回答：“您并没有冥顽不灵地举了一个错误例子，我们只是对民族和国家有着很清楚而强烈的认同感。”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关心更邻近的民众是很自然的事情，特别是在灾难时期，但首先需要一段时间去抚平本国当下的伤痛。我喜欢中国人，但很显然我对他们的观点仍然不够敏感。


或者这只是时间问题。想像一下，在刚发生“9·11”恐怖袭击后，如果美国纽约的一位教授要学生辩论，是把捐赠的钱物用来救助袭击遇难者的亲属，还是救助海外的战争受害者，他很有可能被当场踢出教室。但一年后，这就已经成为一个能被讨论的话题了。我想问题在于一年之后，我的学生和我是不是就能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全球责任了。


(编者注：其实中国在缅甸飓风灾难发生后，已向缅甸灾区多次提供物资和款项)

[s:323] 非常同意~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