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毒一家
文／李零
中医和西医很不一样，但两者都很看重药(西语的医、药是同一词，都是medicine)。在西语中，来自希腊—拉丁文的“药”这个词(pharmakon)是个含义复杂的词，同时兼有“医药”(medicine)和“毒药”(poison)两重含义。例如德里达就曾借用这个词讲书面语对口语的毒化作用。同样，英语中的drug也是双关语(药或毒品)，一方面药店在卖，一方面po.lice在抓。
“药”和“毒”密不可分，这点在中国也一样。比如中国的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就是本之“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的传说(见《淮南子·修务》)，它把药分为上、中、下药，也是按毒性大小来划分(后世本草皆遵其体例)。还有古书讲“毒药”，如《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周礼·天官·医师》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也多半是药物的泛称。
当然，古人所说的“毒”在含义上和今天还有所不同。我们今天讲的“毒药”，一般是指对人体有害，足以致残致死的药物；所谓“毒品”，也是指有“成瘾性”或“依赖性”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古书中的“毒”字与“笃”字有关(见《说文》)，往往含有厚重、浓烈、苦辛之义。例如马王堆帛书《十问》有所谓“毒韭”，其“毒”字就是指作为辛物的韭菜气味很浓，而不是说它有毒。孙诒让解释上引《周礼》，也以为“毒药”一词应分读，即使连读，也不过是“气性酷烈之谓，与《本草经》所云有毒无毒者异”。
不过，古书所谓“毒”虽较今义宽泛，但却未必排斥其如同今义的狭窄用法。因为古书除以浓烈苦辛解释“毒”字，还有毒害之训。例如“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这样的“毒”恐怕就不是葱韭之类可比，参考《说文)可知，应指“害人之草”。虽然中国的本草向以无毒为上，有毒为下，但良医活人，多藉猛药，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很多正是以毒药入方，通过配伍、剂量和炮制方法控制其毒性，猛、毒的界限并不好分。孙诒让力分毒、药，专主宽义，实于研究有很大不便。
《冠子·环流》说“积毒为药，工以为医”，人类的药物知识很多都是来源于中毒。原始民族日遇毒物(毒草、毒菌、毒蛇之类)，往往都有很丰富的毒药学知识，尤其是在动植物丰富的地区(例如古代的楚越之地，就以毒蛊之术而出名)。他们以箭毒射杀猎物，用麻醉药物(如鸦片)止痛，用精神药物(如古柯)解乏，并利用其致幻作用施展巫术和作催欲剂等等，这是药学的一种普遍背景。中国的药，西方的药，原来往往都与毒药有关，并兼神药、春药等多重含义，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
“药”和“毒”有关，不仅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例如各国药典都对医用毒药和毒品有管制规定，承认毒药、毒品也是“药”。现在联合国的各种禁毒公约，也是一上来先承认毒品在医学上“不可或缺”，然后才大讲其“危害之烈”，限定其“防杜”只是“滥用”而已。现代毒品，据这些禁毒公约讲，不但危害个人健康，还和卖淫、洗钱，以及官员贿赂和恐怖活动有关，简直是“万恶之源”。它的药品清单，种类很多，有不少是医学上的再创造，但著名的“三大毒品”，大麻、鸦片、可卡因，都很有来头，可以说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贡献”。它们当中，提取可卡因的古柯是西半球的产物(秘鲁和玻利维亚一带)，和中南美的古文明有关;鸦片、大麻则流行于东半球，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印度和我们，全都有份。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这句话，讲毒品那是最合适。
研究中国的毒药和毒品，好像还没有人写出过专史。近年来，为了同国际接轨，我国对中药里的毒药和毒品也做了管制规定，有人还编了相应的工具书，如郭晓庄主编《有毒中草药大词典》(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和杨仓良主编《毒药本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但它们都是以医用为主，很少涉及历史问题。我对医学是外行，这里不揣浅陋，讲点读书后的感想。
中国的毒品，有些同国外交叉，或者干脆就是外来之物，如：
(一)大麻。在世界上栽种甚广，我国也是自古有之，不但食用，还用于纺织、造纸和医药，为主要农作物之一。最近我在香港读过一篇《大麻考》(江润祥、关培生《杏林史话》，中大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它说“中国对大麻，不仅栽种最早，认识最深，且能充分加以利用”，很让我们骄傲。但它说“至于今日世间有以大麻作瘾品者，则未见之中国典籍”，却把我们摘得过于干净。事实上，《神农本草经》早就讲过，麻，即大麻的种子，“多食令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大麻考》引之，正好把这段删掉)。我国宋以来的“蒙汗药”，方中也有这种东西。这些功用就都和它作为瘾品的特性有关。
(二)鸦片。原产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小亚和南欧一带，是典型的西方毒品。这种毒品因鸦片战争在我们这儿大出其名，但其传入不始于清，也不始于明。据《旧唐书·西戎列传》，唐乾封二年(六六七年)“拂王波多力”曾“遣使献底也伽”，这种公元七世纪由拜占庭传入的药物(《唐本草》等书也作“底野迦”)，乃西语theriaca的译音，本来是一种和蜜制成混杂多种成分的“万能解毒药”，即内含鸦片。鸦片自明传入，是由欧洲水手再次传入。这次传入，改食为吸，是加进了美洲的传统(抽烟是美洲的传统)，把我们害得不轻。所以一说毒品，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它。
(三)洋金花。学名Datura stramoniurn，也叫曼陀罗花(译自希腊—拉丁语和梵语)或押不芦(译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是欧洲、印度和阿拉伯国家认为的“万能神药”，除作外科手术的麻醉剂和止痛剂，还作春药和治癫痫、蛇伤、狂犬病。古罗马人常以此物作阴谋手段，如弗龙蒂乌斯(Sextus Jukius Frontinus)的兵书《谋略》(Strategemation)，就有以曼陀罗酒胜敌的战例。印度也有强盗、妓女用它于黑道。中国的外科手术源远流长，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俞跗术，《冠子·世贤》的扁鹊术，还有华佗的麻沸散，在医学史上都很有名。中国早期的外科手术是用什么作麻醉药？麻沸散是不是像宋人推测就是这种药(见周密《癸辛杂识》)？还值得研究(案：“麻沸”见《汉书·王莽传》，据注是“如乱麻而沸涌”之义，后世“麻醉”之“麻”与之有关)。但这种药从宋代就已传入(从阿拉伯国家传入)，是没有问题的(见《岭外代答》《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书)。它不仅是小说《水浒传》中所谓“蒙汗药”的主药，文革期间为备战需要而开发“中麻”(“中药麻醉”的简称)，“中麻”的主药也是洋金花。
不过，中国的毒药和毒品，最有特色，恐怕还得属乌喙和丹药、五石。
我们先说乌喙。乌喙有附子、乌头、天雄等异名，本来是以生长年头而定，现在多统称为乌头，学名叫Aconitum carmichaeli。这本来是一种箭毒类药物，小说《三国演义》讲“关云长刮骨疗毒”，关羽所中毒箭就是使用“乌头之药”(当然《三国志》可没这么说)。乌喙含乌头碱，有剧毒，但在早期医方中使用很广泛，号称“百药之长”(《太平御览》卷九九○引《神农本草经》逸文)。据马王堆帛书和阜阳汉简，古人不仅用乌喙治各种疾病，还拿它当兴奋剂和春药，也是一种“万能神药”。不但人吃，马也可以吃，据说吃了以后可以“疾行善走”，作用类似现在体育丑闻揭露的那种药。张仲景的《寒食散方》，其中第二方叫《紫石寒食散方》，其中就配有附子。关于乌喙，我在《中国方术考》中有讨论，可参看。
丹药、五石和乌喙不同。乌喙是“草木之药”，同上面讲的世界性毒品相似，主要是利用植物中的生物碱。而丹药、五石则属“金石之药”，即矿物或用矿物炼成的化学制剂。它们是我国更有特色的东西。
中国的丹药是以朱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炼制的汞制剂，当然有毒；而炼丹的石材，最重要的是五石，也是有毒之物。两者同属炼丹术的大范畴，和中国的冶金史和化学史有密切关系。中国早期的人为什么会对这样的毒药感兴趣，乍看好像至愚极昧，迷信得很，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些都是“高科技”，不但得有专门人材(李少君一类方士)，还得有科研经费、科研设备(丹房鼎炉、本金本银和各种石药)，非大富大贵之人不能置办，也非大富大贵之人“不配吃”。治天文学史的伊世同先生说“迷信是古人对真理的狂热追求”。古人不仅迷信天文，也迷信药，那劲头就和五四以来我们崇拜“赛先生”一样。比如葛洪，读书最多，在当时那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就崇拜“金丹大药”。
关于中国炼丹术的起源，我在《中国方术考》中也有讨论，指出它是一种“人体冶金术”。中国的“金石之药”，原来多是冶金的材料，古人把它们从工厂搬到实验室再搬到人体，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第一，这些东西结实耐用，什么长寿的家伙都比不过；第二，它们都是治外伤的药(小时候我们涂的红汞也是这类药)，活着可以“防腐”，死了也可以“防腐”。所以朱砂、水银一直是我们的防腐剂。古人服丹求寿就是来自这种观念。另外，古代的“神药”多与服毒之后飘飘然的感觉有关(古人叫做“通于神明”)，致幻作用它也少不了。中国的炼丹术在秦汉魏晋时期大红大紫，只是到唐代，吃死一大批皇帝，然后才有所收敛(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要讲毒品，这是头号毒品。
和炼丹有关，我们还应讲一下“五石”和与“五石”有关的“五石散”。炼丹的“五石”，古书有些不同说法，恐怕应以葛洪所述最可靠。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葛洪所说“五石”是丹砂、雄黄、白、曾青、慈石(《抱朴子·金丹》)，对照《周礼·天官·疡医》可知，实与治外伤的“五毒”大同小异(“五毒”除慈石皆有大毒)，不同之处只是把曾青换成了石胆(二者都是绿色铜矿)。这五种矿石，朱砂是赤色，雄黄是黄色，白是白色，曾青(或石胆)是青色，慈石是黑色，应当就是古书提到的“五色石”(如《淮南子·览冥》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之说，并且古代还常常用这类矿石作颜料)。
“五石散”也叫“寒石散”，从魏晋到隋唐，服者相寻，杀人<
文／李零
中医和西医很不一样，但两者都很看重药(西语的医、药是同一词，都是medicine)。在西语中，来自希腊—拉丁文的“药”这个词(pharmakon)是个含义复杂的词，同时兼有“医药”(medicine)和“毒药”(poison)两重含义。例如德里达就曾借用这个词讲书面语对口语的毒化作用。同样，英语中的drug也是双关语(药或毒品)，一方面药店在卖，一方面po.lice在抓。
“药”和“毒”密不可分，这点在中国也一样。比如中国的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就是本之“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的传说(见《淮南子·修务》)，它把药分为上、中、下药，也是按毒性大小来划分(后世本草皆遵其体例)。还有古书讲“毒药”，如《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周礼·天官·医师》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也多半是药物的泛称。
当然，古人所说的“毒”在含义上和今天还有所不同。我们今天讲的“毒药”，一般是指对人体有害，足以致残致死的药物；所谓“毒品”，也是指有“成瘾性”或“依赖性”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古书中的“毒”字与“笃”字有关(见《说文》)，往往含有厚重、浓烈、苦辛之义。例如马王堆帛书《十问》有所谓“毒韭”，其“毒”字就是指作为辛物的韭菜气味很浓，而不是说它有毒。孙诒让解释上引《周礼》，也以为“毒药”一词应分读，即使连读，也不过是“气性酷烈之谓，与《本草经》所云有毒无毒者异”。
不过，古书所谓“毒”虽较今义宽泛，但却未必排斥其如同今义的狭窄用法。因为古书除以浓烈苦辛解释“毒”字，还有毒害之训。例如“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这样的“毒”恐怕就不是葱韭之类可比，参考《说文)可知，应指“害人之草”。虽然中国的本草向以无毒为上，有毒为下，但良医活人，多藉猛药，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很多正是以毒药入方，通过配伍、剂量和炮制方法控制其毒性，猛、毒的界限并不好分。孙诒让力分毒、药，专主宽义，实于研究有很大不便。
《冠子·环流》说“积毒为药，工以为医”，人类的药物知识很多都是来源于中毒。原始民族日遇毒物(毒草、毒菌、毒蛇之类)，往往都有很丰富的毒药学知识，尤其是在动植物丰富的地区(例如古代的楚越之地，就以毒蛊之术而出名)。他们以箭毒射杀猎物，用麻醉药物(如鸦片)止痛，用精神药物(如古柯)解乏，并利用其致幻作用施展巫术和作催欲剂等等，这是药学的一种普遍背景。中国的药，西方的药，原来往往都与毒药有关，并兼神药、春药等多重含义，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
“药”和“毒”有关，不仅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例如各国药典都对医用毒药和毒品有管制规定，承认毒药、毒品也是“药”。现在联合国的各种禁毒公约，也是一上来先承认毒品在医学上“不可或缺”，然后才大讲其“危害之烈”，限定其“防杜”只是“滥用”而已。现代毒品，据这些禁毒公约讲，不但危害个人健康，还和卖淫、洗钱，以及官员贿赂和恐怖活动有关，简直是“万恶之源”。它的药品清单，种类很多，有不少是医学上的再创造，但著名的“三大毒品”，大麻、鸦片、可卡因，都很有来头，可以说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贡献”。它们当中，提取可卡因的古柯是西半球的产物(秘鲁和玻利维亚一带)，和中南美的古文明有关;鸦片、大麻则流行于东半球，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印度和我们，全都有份。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这句话，讲毒品那是最合适。
研究中国的毒药和毒品，好像还没有人写出过专史。近年来，为了同国际接轨，我国对中药里的毒药和毒品也做了管制规定，有人还编了相应的工具书，如郭晓庄主编《有毒中草药大词典》(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和杨仓良主编《毒药本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但它们都是以医用为主，很少涉及历史问题。我对医学是外行，这里不揣浅陋，讲点读书后的感想。
中国的毒品，有些同国外交叉，或者干脆就是外来之物，如：
(一)大麻。在世界上栽种甚广，我国也是自古有之，不但食用，还用于纺织、造纸和医药，为主要农作物之一。最近我在香港读过一篇《大麻考》(江润祥、关培生《杏林史话》，中大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它说“中国对大麻，不仅栽种最早，认识最深，且能充分加以利用”，很让我们骄傲。但它说“至于今日世间有以大麻作瘾品者，则未见之中国典籍”，却把我们摘得过于干净。事实上，《神农本草经》早就讲过，麻，即大麻的种子，“多食令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大麻考》引之，正好把这段删掉)。我国宋以来的“蒙汗药”，方中也有这种东西。这些功用就都和它作为瘾品的特性有关。
(二)鸦片。原产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小亚和南欧一带，是典型的西方毒品。这种毒品因鸦片战争在我们这儿大出其名，但其传入不始于清，也不始于明。据《旧唐书·西戎列传》，唐乾封二年(六六七年)“拂王波多力”曾“遣使献底也伽”，这种公元七世纪由拜占庭传入的药物(《唐本草》等书也作“底野迦”)，乃西语theriaca的译音，本来是一种和蜜制成混杂多种成分的“万能解毒药”，即内含鸦片。鸦片自明传入，是由欧洲水手再次传入。这次传入，改食为吸，是加进了美洲的传统(抽烟是美洲的传统)，把我们害得不轻。所以一说毒品，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它。
(三)洋金花。学名Datura stramoniurn，也叫曼陀罗花(译自希腊—拉丁语和梵语)或押不芦(译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是欧洲、印度和阿拉伯国家认为的“万能神药”，除作外科手术的麻醉剂和止痛剂，还作春药和治癫痫、蛇伤、狂犬病。古罗马人常以此物作阴谋手段，如弗龙蒂乌斯(Sextus Jukius Frontinus)的兵书《谋略》(Strategemation)，就有以曼陀罗酒胜敌的战例。印度也有强盗、妓女用它于黑道。中国的外科手术源远流长，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俞跗术，《冠子·世贤》的扁鹊术，还有华佗的麻沸散，在医学史上都很有名。中国早期的外科手术是用什么作麻醉药？麻沸散是不是像宋人推测就是这种药(见周密《癸辛杂识》)？还值得研究(案：“麻沸”见《汉书·王莽传》，据注是“如乱麻而沸涌”之义，后世“麻醉”之“麻”与之有关)。但这种药从宋代就已传入(从阿拉伯国家传入)，是没有问题的(见《岭外代答》《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书)。它不仅是小说《水浒传》中所谓“蒙汗药”的主药，文革期间为备战需要而开发“中麻”(“中药麻醉”的简称)，“中麻”的主药也是洋金花。
不过，中国的毒药和毒品，最有特色，恐怕还得属乌喙和丹药、五石。
我们先说乌喙。乌喙有附子、乌头、天雄等异名，本来是以生长年头而定，现在多统称为乌头，学名叫Aconitum carmichaeli。这本来是一种箭毒类药物，小说《三国演义》讲“关云长刮骨疗毒”，关羽所中毒箭就是使用“乌头之药”(当然《三国志》可没这么说)。乌喙含乌头碱，有剧毒，但在早期医方中使用很广泛，号称“百药之长”(《太平御览》卷九九○引《神农本草经》逸文)。据马王堆帛书和阜阳汉简，古人不仅用乌喙治各种疾病，还拿它当兴奋剂和春药，也是一种“万能神药”。不但人吃，马也可以吃，据说吃了以后可以“疾行善走”，作用类似现在体育丑闻揭露的那种药。张仲景的《寒食散方》，其中第二方叫《紫石寒食散方》，其中就配有附子。关于乌喙，我在《中国方术考》中有讨论，可参看。
丹药、五石和乌喙不同。乌喙是“草木之药”，同上面讲的世界性毒品相似，主要是利用植物中的生物碱。而丹药、五石则属“金石之药”，即矿物或用矿物炼成的化学制剂。它们是我国更有特色的东西。
中国的丹药是以朱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炼制的汞制剂，当然有毒；而炼丹的石材，最重要的是五石，也是有毒之物。两者同属炼丹术的大范畴，和中国的冶金史和化学史有密切关系。中国早期的人为什么会对这样的毒药感兴趣，乍看好像至愚极昧，迷信得很，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些都是“高科技”，不但得有专门人材(李少君一类方士)，还得有科研经费、科研设备(丹房鼎炉、本金本银和各种石药)，非大富大贵之人不能置办，也非大富大贵之人“不配吃”。治天文学史的伊世同先生说“迷信是古人对真理的狂热追求”。古人不仅迷信天文，也迷信药，那劲头就和五四以来我们崇拜“赛先生”一样。比如葛洪，读书最多，在当时那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就崇拜“金丹大药”。
关于中国炼丹术的起源，我在《中国方术考》中也有讨论，指出它是一种“人体冶金术”。中国的“金石之药”，原来多是冶金的材料，古人把它们从工厂搬到实验室再搬到人体，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第一，这些东西结实耐用，什么长寿的家伙都比不过；第二，它们都是治外伤的药(小时候我们涂的红汞也是这类药)，活着可以“防腐”，死了也可以“防腐”。所以朱砂、水银一直是我们的防腐剂。古人服丹求寿就是来自这种观念。另外，古代的“神药”多与服毒之后飘飘然的感觉有关(古人叫做“通于神明”)，致幻作用它也少不了。中国的炼丹术在秦汉魏晋时期大红大紫，只是到唐代，吃死一大批皇帝，然后才有所收敛(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要讲毒品，这是头号毒品。
和炼丹有关，我们还应讲一下“五石”和与“五石”有关的“五石散”。炼丹的“五石”，古书有些不同说法，恐怕应以葛洪所述最可靠。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葛洪所说“五石”是丹砂、雄黄、白、曾青、慈石(《抱朴子·金丹》)，对照《周礼·天官·疡医》可知，实与治外伤的“五毒”大同小异(“五毒”除慈石皆有大毒)，不同之处只是把曾青换成了石胆(二者都是绿色铜矿)。这五种矿石，朱砂是赤色，雄黄是黄色，白是白色，曾青(或石胆)是青色，慈石是黑色，应当就是古书提到的“五色石”(如《淮南子·览冥》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之说，并且古代还常常用这类矿石作颜料)。
“五石散”也叫“寒石散”，从魏晋到隋唐，服者相寻，杀人<
长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