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赌同源
文／李零
人类有两大劣根性，一是嗜赌，一是嗜毒，放之则不可收，而禁之又不能绝，很令人头疼。但卜、赌同源(同数术有关)，药、毒一家(同方技有关)，它们对理解方术却是很好的例子。
这里先讲卜和赌的关系。
在《方术四题之一》中我已经指出，数术的主体是占卜，而占卜又有三大类型、许多门派。
这些不同形式的占卜，有些使用工具，有些不使用工具；有些是随事而卜，有些是按固定的程序推演，显得很不一样。比如：式占用式，龟卜用龟，筮占用策，都是随事而卜并使用工具；而择日就没有工具，全靠查日书(古代的“黄历”)，什么日子好，什么日子坏，都是事先规定。它们流行的程度也不一样，历代官方控制较严，主要是那些带“高科技”色彩因而形式也比较复杂的占卜(如占星和式法中的某些种类)；而民间偏爱的则是那些速成立决、简便易行的占卜(如择日和测字算命)。
在古代的各种占卜中，有些形式复杂的占卜常常予人以“科学”外貌，让人觉得好像“人机对话”，似乎有一种真实的计算过程包含在内(而且更迷人的是，它还让你觉得冥冥之中若有神助，好像“人神对话”)。
而占卜也确有数学原理，特别是与概率有关的原理。
所以古人认为占卜也是一种“算”，而且是更重要的“算”(即“内算”)。例如古代兵家有“先计而后战”的成说(见《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权谋类小序)，他们所谓的“计”，也叫“庙算”，其实就是拿一堆小棍(算、筹、策)，按“五事七计”比较敌我，视双方得算之多寡以定胜负(《孙子·计》)，它和易算在形式上就很相像(两者都用筹策，都是预测)。
我国古代的算术书如《算经十书》，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是和占卜有关。例如著名的《孙子算经》就有推算生男生女的口诀(我家乡的农民，有人会背这个口诀)。但“相像”并不等于“相同”，仔细比较，你会发现，哪怕是最复杂的占卜，在道理上也很简单，其实和杯类型的占卜(用小竹板掷地，视其正反俯仰，以定吉凶，类似球赛开场前抛硬币定场地)并没有两样。例如六壬式用“转位十二神”，视其转位加临以定吉凶，就和我们玩的击鼓传花是一个道理；算卦也和小孩玩的“剪刀、锤子、布”差不多。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拿人为的随机组合模拟天道人事的随机组合，再现“机运”。
杯类型的占卜，从形式上看，好像很简单，但它已经包含其他占卜的基本原理。例如第一，它是出于(或“迫于”)行动需要或心理需要做出的选择。比如一个人“临歧而哭”，如果不打算“坐以待毙”，就一定得拿个主意出来，不管哪条道，先挑一条出来，哪怕是“误入歧途”，“一条道走到黑”。所以古人说占卜是用来“决嫌疑，定犹与(豫)”(《礼记·曲礼上》)。第二，它是在行动之前预卜未来，带有预测的形式。近来人们多说占卜是“预测学”，但这种“预测”并不是周密计算、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只不过是撞大运、走着瞧，往往都带有猜谜射覆、押宝赌胜的性质(猜谜射覆，本来就属于占卜；而押宝赌胜则属赌博)，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猜测学”。第三，它以正反俯仰定吉凶，正可代表猜测的基本类型。因为任何猜测都有两种可能，即“中”或“不中”；即使机率分配复杂化，出现多种可能，也还是跳不出这两大类。卜辞多取“对贞”，筮家常言“覆变”，古人喜欢讲一正一反、一阴一阳，工对如诗的“辩证法”，我想都与此有关。这是所有占卜共同的特点。占卜的复杂化，主要是配数配物的复杂化，机率分配的复杂化，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主要是一个“猜”字。其所谓“神机妙算”、“亿(臆)则屡中”，只是猜中的机会比较多(比一般的人多)，它和科学家追求的“可重复性”和“必然<IMG=BB97212901>律”正好相反，要的就是“不重复”和“或然性”。科学不允许例外，而它的例外却很多，往往都是一次不灵再占，这种方法不行就换另一种，各种方法交替进行、反复进行。这样一来，当然彼此撞车的事也就很多，少不了要编造各种解释自圆其说(读者可参看《左传》、《国语》中的占卜事例)。
对了解占卜，赌博是最好的钥匙。例如在《中国方术考》中，我曾讨论过古代六博和式占的关系，指出“赌博”这个词，所谓“博”和六博有关，而六博又是模仿式占，说明占卜和游戏、游戏和赌博有密切关系。最近，尹湾汉墓出土了一批数术类简牍，其中有一件木牍，上面画着博局图，看上去同普通的博局没有两样。但这个图上标有六十甲子，下面所录是择日之辞，显然又同占卜有关。这对我们的看法是进一步证明。
赌博和游戏有关，这在全世界是普遍现象。比如在我们的语言中，“赌”指押钱，“博”指游戏。所谓“赌博”就是押钱赌胜的游戏。同样，西语中的“赌博”也是这个意思，并且他们的“赌博”(gamble)和“游戏”(game)还是同源词。现在我们讲的“游戏”，范围很广，有些是拿动物斗着玩，如斗鸡、斗蟋蟀、赛狗、跑马、斗牛皆是；还有些是人类本身的竞斗，如各种力量型、速度型和对抗型的比赛，以及棋牌类的斗智。这些游戏，除了“坐山观虎斗”式的斗鸡、斗蟋蟀，凡是有人参加(哪怕只是作“御手”)，几乎都可归入“体育运动”。体育比赛在现代是人类宣泄感情的重要渠道(“宣泄”<catharsis>这个词既有“排泄”、“发泄”之义，也有“净化”、“升华”之义)。虽然大家都说“奥运精神”是和平、友谊的象征，但参赛选手和观众却往往走火入魔，每每是拿比赛当假想战争，狂泄其爱国热情。大家对体育那么投入，除去对竞力斗智有瘾，还有一大刺激，就是对机运的追求(人们对对抗性越强、结果越难预料的比赛兴趣越大，比如足球)。无论你在它上面押不押钱，赌博心理都少不了。更何况很多体育项目(如拳击、赛马)，特别是棋牌类型的游戏，它们和赌博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古人禁赌很凶，如朱元璋是以“解腕卸脚”为罚，但止不住。其中一大麻烦就是禁赌不能禁游戏，或禁某些游戏不禁另一些游戏(如庾翼禁樗蒲不禁围棋，薛季宣禁蒲博不禁比武)。所以罚归罚，过不了多久，又是接龙斗虎、呼卢喝雉，风头更健。同样，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比如中国大陆和台湾，设赌都是非法，但两地都不禁彩票(其实彩票才是正宗的赌博)，搓麻赌牌家家有之，赌风比公开设赌的美国还甚(美国只禁小孩入赌场)。
在人类的各种游戏中，赌博是最靠运气的一种。它和专门捕捉机遇的占卜有缘，这一点也不奇怪。比较二者不难发现，它们对概率的设定，对机运的追求，从工具到方式到心理都酷为相似。比如杯类似骰宝，式占类似轮盘赌，抽签问卦也和摸彩票是一个道理。今人或用扑克算命，古人也拿赌具测运。例如《晋书》载慕容宝与韩黄、李根樗蒲，“曰：‘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于是三掷尽卢”，就是以赌为卜。赌博是一种金钱搬运术。它之所以吸引人，让你心甘情愿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放到别人口袋里，原因是它也可能把别人口袋里的钱乖乖送到你的口袋里；赢了固然可能输，输了也还可能赢——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赌场为了吸引人，对胜率的设定有一套学问，输得太多没人来，赢得太多没钱赚，奥妙是使输赢相济，产生“周而复始的间歇性刺激”，令赌客着迷，“<SPS=1254>目贾勇”，“旁若无人”，“花甲老人也似脱缰野马”。赌客输赢无常，没有永久的赢家。永久的赢家只有庄家。《东坡志林》说：“绍兴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企头’。道人亦善鬻术矣，戏语得千金，然未尝欺少年也。”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但为什么还是有人乐此不疲？我想除去人们对金钱的贪欲，还在于它对人类竞争的模仿相当逼真，抓住了人性的弱点。我们在上面讲占卜没有“可重复性”，然古今中外信之者众，这和赌博是同一个道理。它们都是利用人类固有的“机会主义”。
“卜、赌同源”不仅对了解古代很重要，就是对了解现代也有帮助。因为即使是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现代，人类也并未告别占卜，仍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古老思维。例如现在要问刮风不刮风、下雨不下雨，我们有以卫星云图为据的天气预报，比殷墟卜辞不知强了多少。但要预报地震呢，把握就不那么大，至少是不敢二十四小时一报。其他测不准，又等不了，少不了连蒙带猜的事还很多，比如股市行情、战争长短、足球胜负，所谓预测，虽然有点根据，但和占卜也差不了多少。
足球胜负难以预测，原因主要在于它的预测对象是人：人的心眼太活，人与人的对抗变量太多(即使分级分组，也得靠抓阄)。其实人类的大部分社会行为都多多少少与之相似。比如军事学家在这方面就比较坦率，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势》)，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战争论》)。政治家虽然脸皮比较重要，但也常常是拿赌气不服输也不认错当“坚毅性格”。况且现代社会作为商业社会本身就有赌博性。美国人经常说他们的经济学家是糟糕的天气预报员。同样，民主社会的选票有时也像彩票。这些都使社会科学，特别是带应用和预测性质的社会科学仍大有巫风。
现代历史学家都很重视史实积累中的因果关系，这与古代占卜也有相通之处。古代史、卜同源。我们读《左》《国》一类古书，当不难发现，古代的史官都擅长占卜，好作预言，史实与谶言经常互为经纬。他们记史虽然是以“现在”作观察点，向上追溯，主要是“向后看”，这和占卜都是“向前看”好像不一样。但史家讲“前事不忘”，下文是“后事之师”；占家貌似“三年早知道”，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两者同样都有“瞻前顾后”的性质。古代的史册和占卜记录都要存档。史家讲今之某事，总是喜欢追述前因，说是“昔者如何”，好像文学家巧设的伏笔。他那个“昔者”就是从旧档里面翻出。同样，史家讲预言，也有不少是从过去的占卜记录倒推。例如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卜辞通常是由前辞、命辞、占辞、验辞而构成。所谓“验辞”就是以后事覆验前占。这样的“验”本身就是因果链。《左传》讲懿氏卜妻敬仲，预言陈氏之大。《史记》载太史儋见秦献公，预言周秦分合。这些几百年
文／李零
人类有两大劣根性，一是嗜赌，一是嗜毒，放之则不可收，而禁之又不能绝，很令人头疼。但卜、赌同源(同数术有关)，药、毒一家(同方技有关)，它们对理解方术却是很好的例子。
这里先讲卜和赌的关系。
在《方术四题之一》中我已经指出，数术的主体是占卜，而占卜又有三大类型、许多门派。
这些不同形式的占卜，有些使用工具，有些不使用工具；有些是随事而卜，有些是按固定的程序推演，显得很不一样。比如：式占用式，龟卜用龟，筮占用策，都是随事而卜并使用工具；而择日就没有工具，全靠查日书(古代的“黄历”)，什么日子好，什么日子坏，都是事先规定。它们流行的程度也不一样，历代官方控制较严，主要是那些带“高科技”色彩因而形式也比较复杂的占卜(如占星和式法中的某些种类)；而民间偏爱的则是那些速成立决、简便易行的占卜(如择日和测字算命)。
在古代的各种占卜中，有些形式复杂的占卜常常予人以“科学”外貌，让人觉得好像“人机对话”，似乎有一种真实的计算过程包含在内(而且更迷人的是，它还让你觉得冥冥之中若有神助，好像“人神对话”)。
而占卜也确有数学原理，特别是与概率有关的原理。
所以古人认为占卜也是一种“算”，而且是更重要的“算”(即“内算”)。例如古代兵家有“先计而后战”的成说(见《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权谋类小序)，他们所谓的“计”，也叫“庙算”，其实就是拿一堆小棍(算、筹、策)，按“五事七计”比较敌我，视双方得算之多寡以定胜负(《孙子·计》)，它和易算在形式上就很相像(两者都用筹策，都是预测)。
我国古代的算术书如《算经十书》，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是和占卜有关。例如著名的《孙子算经》就有推算生男生女的口诀(我家乡的农民，有人会背这个口诀)。但“相像”并不等于“相同”，仔细比较，你会发现，哪怕是最复杂的占卜，在道理上也很简单，其实和杯类型的占卜(用小竹板掷地，视其正反俯仰，以定吉凶，类似球赛开场前抛硬币定场地)并没有两样。例如六壬式用“转位十二神”，视其转位加临以定吉凶，就和我们玩的击鼓传花是一个道理；算卦也和小孩玩的“剪刀、锤子、布”差不多。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拿人为的随机组合模拟天道人事的随机组合，再现“机运”。
杯类型的占卜，从形式上看，好像很简单，但它已经包含其他占卜的基本原理。例如第一，它是出于(或“迫于”)行动需要或心理需要做出的选择。比如一个人“临歧而哭”，如果不打算“坐以待毙”，就一定得拿个主意出来，不管哪条道，先挑一条出来，哪怕是“误入歧途”，“一条道走到黑”。所以古人说占卜是用来“决嫌疑，定犹与(豫)”(《礼记·曲礼上》)。第二，它是在行动之前预卜未来，带有预测的形式。近来人们多说占卜是“预测学”，但这种“预测”并不是周密计算、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只不过是撞大运、走着瞧，往往都带有猜谜射覆、押宝赌胜的性质(猜谜射覆，本来就属于占卜；而押宝赌胜则属赌博)，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猜测学”。第三，它以正反俯仰定吉凶，正可代表猜测的基本类型。因为任何猜测都有两种可能，即“中”或“不中”；即使机率分配复杂化，出现多种可能，也还是跳不出这两大类。卜辞多取“对贞”，筮家常言“覆变”，古人喜欢讲一正一反、一阴一阳，工对如诗的“辩证法”，我想都与此有关。这是所有占卜共同的特点。占卜的复杂化，主要是配数配物的复杂化，机率分配的复杂化，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主要是一个“猜”字。其所谓“神机妙算”、“亿(臆)则屡中”，只是猜中的机会比较多(比一般的人多)，它和科学家追求的“可重复性”和“必然<IMG=BB97212901>律”正好相反，要的就是“不重复”和“或然性”。科学不允许例外，而它的例外却很多，往往都是一次不灵再占，这种方法不行就换另一种，各种方法交替进行、反复进行。这样一来，当然彼此撞车的事也就很多，少不了要编造各种解释自圆其说(读者可参看《左传》、《国语》中的占卜事例)。
对了解占卜，赌博是最好的钥匙。例如在《中国方术考》中，我曾讨论过古代六博和式占的关系，指出“赌博”这个词，所谓“博”和六博有关，而六博又是模仿式占，说明占卜和游戏、游戏和赌博有密切关系。最近，尹湾汉墓出土了一批数术类简牍，其中有一件木牍，上面画着博局图，看上去同普通的博局没有两样。但这个图上标有六十甲子，下面所录是择日之辞，显然又同占卜有关。这对我们的看法是进一步证明。
赌博和游戏有关，这在全世界是普遍现象。比如在我们的语言中，“赌”指押钱，“博”指游戏。所谓“赌博”就是押钱赌胜的游戏。同样，西语中的“赌博”也是这个意思，并且他们的“赌博”(gamble)和“游戏”(game)还是同源词。现在我们讲的“游戏”，范围很广，有些是拿动物斗着玩，如斗鸡、斗蟋蟀、赛狗、跑马、斗牛皆是；还有些是人类本身的竞斗，如各种力量型、速度型和对抗型的比赛，以及棋牌类的斗智。这些游戏，除了“坐山观虎斗”式的斗鸡、斗蟋蟀，凡是有人参加(哪怕只是作“御手”)，几乎都可归入“体育运动”。体育比赛在现代是人类宣泄感情的重要渠道(“宣泄”<catharsis>这个词既有“排泄”、“发泄”之义，也有“净化”、“升华”之义)。虽然大家都说“奥运精神”是和平、友谊的象征，但参赛选手和观众却往往走火入魔，每每是拿比赛当假想战争，狂泄其爱国热情。大家对体育那么投入，除去对竞力斗智有瘾，还有一大刺激，就是对机运的追求(人们对对抗性越强、结果越难预料的比赛兴趣越大，比如足球)。无论你在它上面押不押钱，赌博心理都少不了。更何况很多体育项目(如拳击、赛马)，特别是棋牌类型的游戏，它们和赌博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古人禁赌很凶，如朱元璋是以“解腕卸脚”为罚，但止不住。其中一大麻烦就是禁赌不能禁游戏，或禁某些游戏不禁另一些游戏(如庾翼禁樗蒲不禁围棋，薛季宣禁蒲博不禁比武)。所以罚归罚，过不了多久，又是接龙斗虎、呼卢喝雉，风头更健。同样，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比如中国大陆和台湾，设赌都是非法，但两地都不禁彩票(其实彩票才是正宗的赌博)，搓麻赌牌家家有之，赌风比公开设赌的美国还甚(美国只禁小孩入赌场)。
在人类的各种游戏中，赌博是最靠运气的一种。它和专门捕捉机遇的占卜有缘，这一点也不奇怪。比较二者不难发现，它们对概率的设定，对机运的追求，从工具到方式到心理都酷为相似。比如杯类似骰宝，式占类似轮盘赌，抽签问卦也和摸彩票是一个道理。今人或用扑克算命，古人也拿赌具测运。例如《晋书》载慕容宝与韩黄、李根樗蒲，“曰：‘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于是三掷尽卢”，就是以赌为卜。赌博是一种金钱搬运术。它之所以吸引人，让你心甘情愿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放到别人口袋里，原因是它也可能把别人口袋里的钱乖乖送到你的口袋里；赢了固然可能输，输了也还可能赢——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赌场为了吸引人，对胜率的设定有一套学问，输得太多没人来，赢得太多没钱赚，奥妙是使输赢相济，产生“周而复始的间歇性刺激”，令赌客着迷，“<SPS=1254>目贾勇”，“旁若无人”，“花甲老人也似脱缰野马”。赌客输赢无常，没有永久的赢家。永久的赢家只有庄家。《东坡志林》说：“绍兴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企头’。道人亦善鬻术矣，戏语得千金，然未尝欺少年也。”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但为什么还是有人乐此不疲？我想除去人们对金钱的贪欲，还在于它对人类竞争的模仿相当逼真，抓住了人性的弱点。我们在上面讲占卜没有“可重复性”，然古今中外信之者众，这和赌博是同一个道理。它们都是利用人类固有的“机会主义”。
“卜、赌同源”不仅对了解古代很重要，就是对了解现代也有帮助。因为即使是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现代，人类也并未告别占卜，仍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古老思维。例如现在要问刮风不刮风、下雨不下雨，我们有以卫星云图为据的天气预报，比殷墟卜辞不知强了多少。但要预报地震呢，把握就不那么大，至少是不敢二十四小时一报。其他测不准，又等不了，少不了连蒙带猜的事还很多，比如股市行情、战争长短、足球胜负，所谓预测，虽然有点根据，但和占卜也差不了多少。
足球胜负难以预测，原因主要在于它的预测对象是人：人的心眼太活，人与人的对抗变量太多(即使分级分组，也得靠抓阄)。其实人类的大部分社会行为都多多少少与之相似。比如军事学家在这方面就比较坦率，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势》)，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战争论》)。政治家虽然脸皮比较重要，但也常常是拿赌气不服输也不认错当“坚毅性格”。况且现代社会作为商业社会本身就有赌博性。美国人经常说他们的经济学家是糟糕的天气预报员。同样，民主社会的选票有时也像彩票。这些都使社会科学，特别是带应用和预测性质的社会科学仍大有巫风。
现代历史学家都很重视史实积累中的因果关系，这与古代占卜也有相通之处。古代史、卜同源。我们读《左》《国》一类古书，当不难发现，古代的史官都擅长占卜，好作预言，史实与谶言经常互为经纬。他们记史虽然是以“现在”作观察点，向上追溯，主要是“向后看”，这和占卜都是“向前看”好像不一样。但史家讲“前事不忘”，下文是“后事之师”；占家貌似“三年早知道”，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两者同样都有“瞻前顾后”的性质。古代的史册和占卜记录都要存档。史家讲今之某事，总是喜欢追述前因，说是“昔者如何”，好像文学家巧设的伏笔。他那个“昔者”就是从旧档里面翻出。同样，史家讲预言，也有不少是从过去的占卜记录倒推。例如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卜辞通常是由前辞、命辞、占辞、验辞而构成。所谓“验辞”就是以后事覆验前占。这样的“验”本身就是因果链。《左传》讲懿氏卜妻敬仲，预言陈氏之大。《史记》载太史儋见秦献公，预言周秦分合。这些几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