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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公寓12号空间”位于北京建国门外外交公寓，恰好是上世纪80年代北京“业余”现代艺术家们进行所谓“秘密”展览的所在地。当年许多不可公开的“非法”展览就在此处举办，因而它先天具有历史所赋予的象征性意义，即它的非主流、体制外、边缘、非法性以及挑战性的意义。然而，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市场化之后，这些意义已经成为了久远而模糊的记忆。而“外交公寓12号空间”的突然出现，令那一艰难时期的亲历者，以及渴望以非商业、非主流和体制外进行纯粹艺术创作与交流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独立于主流与体制思考、创作、交流的希望。

外交公寓12号成为一个展览空间实属偶然，该空间是一位与当代艺术无关的人士彭晓阳承租的，目的在于筹建网站。彭晓阳是一个细腻而聪明的人，善于与人交往和把握机遇。他的第一个合作者是从事摄影和当代艺术策展工作的年轻人冯兮，而他的父亲就是备受尊重已经离世的北京“业余”现代艺术家代表人物老冯（冯国栋）。2016年是老冯去世十周年纪念日，冯兮征得彭晓阳同意，在外交公寓12号举办了一个回顾性的老冯的个人展览。于是，第一个展览在这个公寓里产生了，“外交公寓12号空间”因此得名，彭晓阳据此成为该空间的创始人且在日后深度涉足当代艺术界，空间建立后延请了戢大卫担任策展人、冯兮任职艺术总监。

令人感慨的是，30年前的这里就是老冯和北京“业余”现代艺术家们频繁出没的地方，“外交公寓12号空间”与他们当年举行“秘密”展览的地方仅有一楼之隔。这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又好像是某种注定的抉择。老冯以一位非主流、体制外、边缘等桂冠于一身的艺术家身份，无意中率先奠定了“外交公寓12号空间”的艺术价值观。人们站在巡回播放老冯生前往事的纪录片前，深深被他骨头里的那种对权利的不屑以及纯粹的艺术态度打动。许多艺术家虽然与老冯类型不同，但却同属于与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另类，其内在都充满了对主流与体制的质疑和挑战。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在不知不觉中无可避免地以挑战主流价值标准的言行，与其初衷相反的悖论性地渐入了主流。但是那些尚未完全丧失的欲在主流权利标准之外存在的意愿，时刻等待和寻找着某种体制外的存在条件，以自我质疑和自我批判的方式重获自由。

在观看老冯的展览时不禁令人联想，假如老冯的展览不是在这个小空间、低成本、小制作和展览条件极为业余的公寓里进行，而是在大空间、高成本、大制作和专业的美术馆里举办，那又将如何？答案是：一定不如现在好，不及现在纯净和更为接近老冯的状态与气质。因为，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空间，其内在承接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挑战性能量，这种能量来自于非主流的艺术家，而老冯在这里进行的展览首次释放和提供了这种能量，并十分清晰地预示了“外交公寓12号空间”未来获取此种能量的方向。

继老冯展览之后，“外交公寓12号空间”邀请到张伟做它的第二个个人展览，而张伟的个人展览承接了与该空间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上世纪70、80年代，体制外的中国现代艺术家几乎没有任何展览机会，张伟的家就是一群非主流北京业余艺术家们的交流场所，在他的家里举办过多次所谓“秘密”的小型展览。他为甘愿边缘不与主流同流合污的挑战性艺术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交流机会，且以此建立起了另类艺术家们彼此依存的精神联系。他早在1985年就与美国记者何末乐一起，在外交公寓组织了北京“业余”现代艺术家与美国波普代表艺术家劳申伯格本人到场的艺术交流活动。他是那一严峻时期“公寓艺术”的组织者以及交流空间的提供者。时隔30余年，机遇再次让他重回“公寓艺术”空间这一故地，而物是人非的今天，“外交公寓12号空间”将今天的艺术家状态与昔日的艺术精神性重叠在了一起，且以它狭小的面积，低廉的成本，业余的展示条件以及有限的预约交流模式，过滤掉了那些它所拒绝承受的奢侈与多余，仅能容纳非此不可产生的精神性艺术呈现在这里。它是对上世纪80年代“公寓艺术”纯粹性与精神性的重现与延续，又是“公寓艺术”思维方式与艺术呈现方法论的探索性发展。而张伟在“外交公寓12号空间”举行的个人展览，有着非他不可产生的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双重象征性意义。

显然，“外交公寓12号空间”的价值趋向最终落到了其非主流这一点，即它的并非专业和近乎于家庭模式的展览硬件条件，亲近的人际交流，以及与此对应的并非主流模式的艺术思维方式与呈现方法。它所选择的艺术家并不局限于曾经有过“公寓艺术”经验的艺术家，因为在主流展览体制之外，存在着许多边缘但独具纯粹性和实验性精神与能力的艺术家，而“外交公寓12号空间”则要努力寻找到他们，实现其在主流展览空间不可实现的构想。

在今天的主流展览模式中，并不缺乏高成本、大空间、大制作、大形态、大推广的展览，而“外交公寓12号空间”却没有因为与其相反而失去交流的意义。正是它先天具有的在各个方面小而又小的独特性，反而因其硬件条件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生存条件的相同，而有机会在它自觉到这一点的情况下，重现那一时期非主流的公寓艺术呈现方式的特殊性。正是基于针对而非迎合主流的艺术思想与创作，才会产生非在逐利的纯粹性，而精神性就萌生于纯粹性之中，其逻辑关系是：纯粹性导致精神性，精神性产生深刻性。

展览是一种交流形式，在纷杂的展览模式中，能够脱颖而出的展览均有着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均与其它展览呈现方式相区别。“外交公寓12号空间”策展人的职责仅在于选择艺术家，而对于布展则不介入不干预。这使得空间项目的实施不受限于策展人的个人经验，而是由艺术家独立完成，这构成了该空间展览呈现内容与方式因不同艺术家而异的多元化。“外交公寓12号空间”策展人以消解布展权利的方式，赋予了艺术家可将展览作为作品进行创作的权利。事实上，此时的策展人并没有真正放弃其实际拥有的价值判断，而是在以放弃权利的方式行使了放弃权利的权利。这是一种非此不可凸显艺术家展览思维方式与展览呈现方法的价值判断，这意味着，在该空间举办展览的艺术家均要将公寓的劣势硬件转换为不可替代的优势条件，使其负载非此不可呈现的艺术观念以及相应的独特呈现方法。

这就是“外交公寓12号空间”存在于今天的理由。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公寓艺术”基于现代艺术展览的“非法性”，现代艺术进入公寓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就呈现方式而言，当年在公寓里展出的作品仍然属于公寓外展览呈现方式的作品。而“外交公寓12号空间”则明确地将“非此（公寓）不可呈现”作为其空间的独特呈现方法论与学术定位，应邀艺术家需面对它所具有的两个语境思考和创作，一个是历史性的，另一个是物理性的，即非公寓空间不可呈现的。换言之，一个是内容意义的，另一个是语言意义的，但都是非此（公寓）空间不可呈现的。这种对于作品乃至作品呈现方式均要体现“非此空间不可呈现”属性的要求，无疑对艺术家是一个超验于以往展览经验的挑战，同时也为实验性的艺术家提供了实践机会。目前，已经在“外交公寓12号空间”实施的艺术家个人项目，均不是公寓外展览模式的缩小版。正因如此，该空间以及其中的艺术家个人展览，才拥有了专属于“公寓艺术”方法论层面的独特性，产生了不同于非公寓展览模式的交流意义。

2016年底，空间创始人彭晓阳又承租了一个地缘与空间都十分独特的展览场地，创建了一个新的展览空间且将其命名为“掩体”。据此需要，冯兮被委任为“掩体”主持人而不再担任“外交公寓12号空间”艺术总监。改建后的“外交公寓12号空间”策展人改为“主持人”，其职权除了拥有对艺术家及其作品方案提案权外，增加了管理空间日常运行的职责，戢大卫被委任为“外交公寓12号空间”建制改革后首任主持人。彭晓阳对这两个彼此独立的非营利空间进行了根本性的建制改革，通过建立理事会和学术小组，将其社会化和公共化。

就空间选项方面，“外交公寓12号空间”学术小组成员以及小组长，均没有对艺术家及其作品选择的个人决策权，而是以少数服从多数无记名投票方式选择艺术家，确定其作品方案。而艺术家的作品方案一经确定，空间主持人与学术小组均不得对其方案的个性化实施进行干预（因不可抗力不可实施的方案除外）。

在“外交公寓12号空间”完成了其初始阶段以后，它的使命并没有终止。继老冯和张伟个人展览之后，它成功组织实施了王鲁炎、王友身、顾德新、李永斌、倪海峰的个人展览，其后的应邀艺术家正在积极准备着作品方案。它正在筹划2017年度朱加等艺术家的个人展览，持续性地与不同类型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一起，深入挖掘并非局限于上世纪80年代“非法性”语境中“公寓艺术”的内在与外延，不断探索其新的可能。

“外交公寓12号空间”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挑战性、实验性的艺术家，以及渴望进行区别性艺术交流的观众。它凭借着正在进行的非此空间不可呈现的展览释放出的能量，将自己一步步推到中国当代艺术展览舞台的前台，逐渐拥有了从庞大的展览语境脱颖而出的机会。它将无可避免地置身于诸多方向的判断与选择中，每向前迈出一步都将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它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初露锋芒所具有的内在能量延续下去？如何在今后的展览项目中不丧失其针对性？如何避免从不同于以往的独立性判断演变为与既有经验的趋同？如何将自身硬件条件的劣势转化为不可替代的优势？如何保持独特、避免沦为平庸？这些都是它在展览语境中何以独树一帜的关键性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在测试和考验着“外交公寓12号空间”的艺术价值观及其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