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新潮”的遭遇

——从尤伦斯美术馆开馆展“’85新潮”说起

吕澎

“’85新潮”是一个含含糊糊的历史概念，大致说来，就是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5、86年美术现象的一个历史代名词。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引发了对这个名词的重新思考，有批评家、艺术家说，难道不应该把70年代末的“星星”和几乎同时的“伤痕美术”纳入进“’85新潮”的问题之中吗？难道“’85新潮”就是这展览中的三十几个人的事吗？难道这个展览不存在明显的学术和操作缺陷吗？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而我关注的是“’85新潮”的遭遇。
无论怎样，80年代的现代艺术——被归纳为“’85新潮”、“’85美术运动”等等——仅仅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事实上，她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美术机构的认同。当政治上的质疑被提出来的时候，那些被称之为“现代主义者”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总是遭到批评，他们的展览与活动总会遭遇关闭与禁止的可能。1984年的反对“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接受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思潮——“’85新潮”就在其中——的批判，“’85新潮”在80年代的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立脚的空间，而只能通过一些拐弯抹角的词汇来陈述，这个事实非常简单和清晰地说明了“’85新潮”在这个时期的遭遇；真正的同情者仅仅是部分与“’85新潮”的参与者有同样年龄和同样知识背景的人。经历过80年代的人都知道，现代主义虽然有“思想解放”这个合法的背景，但是，究竟实质上有多少的现实的合法性是值得认真分析的。那个时候，为了寻求知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可以相互联系和介绍，以作为现代主义革命道路上的同志，社团、群体之所以如雨后春笋，就在于大家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与支持。所以，即便存在着事实上的私利与个人目的，可是，用理想主义来概括那个时期人的精神状态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好在那个时期的人还活着，冷静地回忆一下是一定会有类似感受的。这样的状况大致保持到1989年的“现代艺术展”，之后，就是战役结束后的状况了：当初指挥作战的人——不止一两个——已经离去，四处有一些没有熄灭的硝烟，黄昏中能够远远看到几个相互掺扶的人朝着夕阳而去，人们散去了——不是“一哄而散”而是不情愿，遥远的地方断断续续有几丝古老的笛声。
20世纪90年代，大家不再讨论80年代的问题，无心、无意、无地方、无条件，甚至无心情，因为生存问题更为严峻地摆在了“’85”战士的面前。他们已经没有了80年代那样自由展览的条件，这倒不仅仅是因为“现代主义”又遭质疑，关键是，艺术家们没有更充分的物质条件从事他们的艺术——张培力在一个摇摇欲坠的阁楼里画“健美”让我记忆犹新。1992年的经济大潮给予了一种明显的提示，之前1991年1月出版的《艺术·市场》的观点得到了次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支持，使得“广州双年展”成为可能，现代主义——那个时候还几乎没有人用“当代艺术”这个词汇——在金钱的支持下获得了某种合法性，至少，检查展览作品的文化局官员的意识形态标准没有能够将王广义等8个艺术家的现代主义从墙上取下来，原因很简单，300元的报名费必须退还给艺术家——如果一定要将他们的作品从墙上取下来的话。艺术家和批评家受够了“金钱对灵魂具有腐蚀作用”的教育，也就当然对随之而来的“金钱”有了几分钟的警惕，可是，生活与肉体本身告诉他们：金钱是个好东西。渐渐地，市场成为支持现代主义的主要力量，伴随着本质主义哲学的死亡，伴随着对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失望，“85新潮”中的核心价值观被市场和后现代主义所消解。90年代的十年，是陈旧意识形态与现代主义的本质观同时失效的十年，在体制本身没有意愿和能力支持新艺术——渐渐被说成是“当代艺术”——的情况下，只有市场越来越成为新艺术的伙伴。1993年的“后89中国新艺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次重要的开端，之后，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腾飞，当代艺术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重要内容。这个十年，“’85新潮”的战士带着他们的武器不是参加进“当代”的游戏——无论他或她在新的游戏中居于什么角色，就是彻底站在游戏场的外面感叹。在批评界，更年轻的批评家希望成为时代的英雄，他们对“’85新潮”本身就不存在着眷念，何况有一个思想、观念要进步的人类基本要求。所以，他们在文字中对“’85新潮”所表示出来的语气和姿态经常是轻蔑的和不屑一顾的，他们似乎真的以为90年代的当代成果——如果有成果的话——真的与80年代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甚至突然暴露出陈旧的艺术观点认为艺术才刚刚开始。简单地说，“’85新潮”在90年代没有成为需要重视的一部分，“’85新潮”历史几乎没有合法性，仅仅几个批评家的回顾性的文字，完全不足以使“’85新潮”合法化。
翻越20世纪之后，艺术的丰富性成为普遍的事实，潮流与运动似乎真的消失了。艺术从来没有像新世纪这样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市场与相应的意识形态在迅速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体现在每一分钟的生活中。由于市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85”意志的力量，历史的力量，“’85新潮”有了通过展览的方式被重新审视和看待的机会。这就有了尤伦斯美术馆的开馆展览“’85新潮”的实现。按照“’85”早期的思维逻辑，费大为用三年甚至更多时间策划的这次“’85新潮”展览应该是一次狂欢，至少是一次美好的聚会。可是，除了“’85”部分战士在小范围里有难得的饭局外，“’85新潮”的成员完全没有借此机会构成一个欢聚的整体。在众多意见甚至漫骂中，作为“’85新潮”的重要成员栗宪庭也告诫人们：小心学术中隐藏西方霸权。更多难听的话不适合在这里表述，总之，“’85新潮”的成员没有狂欢，甚至都没有在一起好好说几句温馨的话，甚至在一个城市里的“战友”也都没有能够在展览中见面。金钱不是问题，自由不是问题，联络不是问题，意识形态的钳制也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一个多少可以狂欢的时机为什么没有发生狂欢？在一个可以不仅仅是客气地握手的时机为什么不可以更多地说几句过去？在80年代，“’85新潮”遭受着陈旧意识形态标准的否定；90年代，“’85新潮”被学术和市场严重忽视；新世纪，“’85新潮”的遭遇是多重性的；除了前面的情况以及被简单地转化为的商品以外，“’85新潮”在今天不是被理解为少数个人的事情，就是被认为是西方人的一种菜肴——11月2日晚宴中因为值得思考的疏忽而没有使用中文翻译似乎加强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今天的问题比昨天更多，“政治上的正确性”很难判断，可是，我最关心的是，那个所谓的“’85新潮”为什么在有机会狂欢的时候而没有欢欣？为什么“’85新潮”战士的老脸表现出内心充满复杂性？需要断然提醒的是，尽管有包括大多数来自西方国家700多位的精英——暂时这么说吧——参加的晚宴，尽管展览中的作品有难得的充分，“’85新潮”仍然没有获得合法化的地位，看上去好像仍然是市场和西方支持着“’85新潮”，在一个被称之为开放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是由一个西方人在中国开设的美术馆而不是中国国家美术馆在中国举办“’85新潮”的展览，这难道还不说明所有问题吗？这里难道没有共同对待的问题吗？的确，历史关注合法性，可是，我们也很容易问：谁的合法性？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背景下，中国哪一个企业能够有勇气、有能力、有智慧、有意志将这段“’85新潮”的历史呈现出来，而不怕犯学术上的、政治上的、市场上的、江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尤伦斯夫妇、费大为为“’85”战士做了一件难得、具有历史意义的好事。有人会说展览中的作品大多数是尤伦斯夫妇收藏的，可是为什么不去想一想：中国的“尤伦斯”——如果说有的话——为什么不早早用可爱的金钱去购买这些作品呢？
年轻的时候，总是听到老年人说：“以后你们年龄增长了，（对人生）慢慢就知道了。”一秒钟之后，年轻人就不再去理会老年人的这类唠叨了。可是，每个人在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时候，尤其是拥有了丰富甚至坎坷的经历之后，如果他真有悟性，就的确可以感受到宽容、无私、理解是何等的重要。古人也有这样的话：人越老，道德越微。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人生观如果修炼不够，老来品质、品格都会下降。与“’85新潮”有关的艺术家和人士都已年过半百，有些人接近六十岁了。按照古人的另一个逻辑，天命已知，人生可以从容了。可是，展览一开始，我们还是感受到了江湖的风雨——仍然看到了有些学术词汇下潜藏着的阴暗心理，文明社会是如此地有力量和有魅力，以至太多的人也难以摆脱这个社会的游戏，宽容、理解、无私仍然显得十分难得。
“’85新潮”时不到十岁的李昱现在是《HI艺术》的主编，她的本期话题是“谁的’85？”我的回答有点大而无当但却是发自内心的：’85是时代的、大家的，也是历史的。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不过是“’85新潮”中少数几个说明问题的代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应该支持所有有助于总结’85历史的人和事，如果高名潞、栗宪庭等“85”战士能够在文献上支持费大为，“’85新潮”展览将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与完整性，宏观地讲，历史就是那么一点事儿，可是我们都应该将其讲出来，按照古训，个人是不重要的。在未来，如果还有可能为“’85新潮”举办完整展览的，只能是最终承认“’85新潮”的国家，可是，这完全不是一个金钱上的问题。
最后，我倒有点感觉是：在经过了乱哄哄的纪念之后，对“’85新潮”的研究也许会真正开始。

“’85新潮”的遭遇

——从尤伦斯美术馆开馆展“’85新潮”说起

吕澎
这完全不是一个金钱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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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与金钱的纠纷，并不是艺术与金钱的纠纷，许多艺术家便是死在这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