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一帮姥姥们在唠嗑

想起来有点意思，去年末，批评家贾方舟与杨卫，借助于某文化公司实力，以“以学术引领市场”为名，整出个2006年首届当代艺术文献展；今年末，他俩一个腾挪，又借助于宋庄艺术节，Z/F拨下上亿资金来打造所谓“文化产业园”机会，弄出个2007年首届批评家年会。也真要感谢当今的网络，他们那边“年会”刚结束，网络上一套挺完整的“记要”就出来了。个人出于好奇，（毕竟这是帮俺国今日艺术江湖里的牛人，个个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忽见这类人物扎堆在一起开年度会，就如忽闻当今俺国的青红帮头头们开年度会一样，谁不会被撩拨起兴趣呢。）于是点击进去观瞧；这一观瞧下来，奶奶呵，让俺煞是惊讶；因为这哪里象俺国，在官家话语里一向称作“泱泱大国”的艺术批评家们在自己年会上应有言说，一点都不像；倒像是一帮姥姥们相聚到一起的唠嗑。——对，姥姥们的唠嗑，满是陈芝麻烂事，满是翻来覆去的唠叨。
如此说，俺是不是冤枉他们了呢，那请大家看吧。
先看看他们郑重其事推出来的首届年会的“主题”。该主题就是《关于当代艺术意义再讨论》。这“再讨论”呢，凡是混迹过上世纪90年代艺坛的人都知道，即是当年邱志杰与易英关于当代艺术意义要不要力求明确的问题。那挡子争论都过去十多年了，且不说它到底有多少意义，真的产生过什么效应；姑且说它是有意义，有效的，但到了现在，这十多年时间流变，俺国的社会变化又是何其大，艺术变化又是何其大，它还有现实意义的？而且意义大到足够让其首届的批评家年会，据说又是盛会，作为唯一的主题性讨论的？这就让人疑惑，要么是咱们这帮号称批评家的群体，活在这世上太忙了，忙到不知自己专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了，要么他们太缺乏“问题意识”了。然而，批评家之所以为批评家，就在于他们是对俺们这时代、这社会以及自己专业面对的问题最敏感，最能找出问题症结、真相的；因为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可现在咱们看到这帮批评家 “问题意识”居然如此麻木迟钝，不以检陈芝麻烂问题为耻，反以为荣，那么，咱们是不是要问问：这一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联想到他们平日里忙个不停，以替人作品“写表扬信”为才能（美名曰“阐释”），以能够当呼风唤雨的“操盘手”为能耐，以到处赶场子出席为荣耀，那这帮人真应该罚打屁股二十下的。
关于十多年前的那场争论，其实而今回顾起来，更象是当年的《江苏画刊》炮制出来的“阳谋”，不过是吸引他们批评人士眼球的事，于艺术家实践并无多少关联。理由很简单，当初双方（后来又加入好几方）所操持的一套“语言学”玄话，绕口话，艺术家们谁都看不懂，也不想去看懂，如此，它何来影响艺术实践的？尽管那场争论，在会上有批评家把90年代中后期以来观念和装置艺术都归结于它，但他完全忽视了俺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路数，这路数从大里说，是俺国年青艺术家们学习和移植欧美当代艺术，或者说在国内填补空白的努力，只可能一步步地，到90年代中后期，正走到观念和装置的那步了。往小里说，则取决于当年那个瑞士大使希克的个人收藏偏好。他的收藏在那年头可是代表着西方世界的承认，是再荣耀不过的事。俺记得当年圆明园里正在画“艳俗”的那几个人，一谈起希克，那个表情是多么地心驰神往；以至于让俺至今都减不去对俺国当代艺术抱有“贱相”观。既使今日，那个希克的收藏偏好仍然强烈影响着俺国当代艺术现状，比如今年卡塞尔文献展里，俺国参展的全部作品，有人不是说了，几乎仍与希克脱不了干系，就象他的收藏展。再从另一方面说，争论一方的邱志杰他在那些年搞成的装置和观念作品，也不是那场争论的结果，因为这之前他早在努力移植着欧美当代艺术样式，当然美名其是“新媒体艺术”。有一点还可以假设，要是没有那样讨论，90年代中后期就不会出现观念和装置艺术了？答案无疑是正面的。至于艺术作品要显示的是意义明确，还是模糊的为好，这无论在当时希克收藏品里，还是今日的艺术实践里都存在，也都有好有不好的，谁能理得清？谁又会去做这样的厘清工作？那么，当年那场争论，意义何在？如真有意义的话，倒是为几个批评家自己“摆谱”有了点影踪，包括为“批评”的意义“摆谱”有了点影踪。
不知是否出于与俺上述一样的认识，尽管年会上那些批评家为此都说得不亦乐乎，偏偏当年争论的双方，邱志杰与易英二人并没有在场，看来他俩楞是不想出场。俺特赞赏他俩的此举，许多年过去了，新一荏的艺术人都上来了，再晒出这等云里雾里的事作唠嗑，岂不是有病？

接下来再请大家来看看，列入他们本年会上的三个议题——
1：批评家有谈论当代艺术的权利吗？
2：你作为批评家从什么角度，凭什么根据来谈论中国当代艺术呢？
3：批评家与展览、策划的关系如何？展览策划是否需要批评艺术？如何实现批评艺术？
这三个议题，大家读下来有什么感觉呢？嘴边都会泛起掩饰不住的笑意吧，这哪里是问题呢，几乎都是不足挂齿的，就象有谁在咱们面前提出，中国人有权利拿筷子吃饭吗一样，假冒伪劣的问题嘛。可要命的这类假冒伪劣问题，他们在这些年来，已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以不同方式絮叨过N次的；至少俺的耳朵里都灌进过多次了。可没想到这年会上，他们又郑重其事地作为“年会”讨论的大话题来唠叨。晚上，俺特意将他们这样议题发给一位写小说的朋友，他阅后很是惊讶回覆道：你们搞艺术批评的，怎么这样地弱智呢，那搞文学批评的一帮家伙是比你们的一帮强得多。
的确，这帮艺术批评家的“问题”意识居然如此，让俺想不到；这样的问题意识，不谈它的好笑处，正经地看待之，那也是离俺国的艺术现状，艺术活动太远，太隔阂了；远到、隔阂到不亚于官方美协理论部那些以“三个代表”为艺术指导原则的官话系统。有什么屁用！没什么屁用的上述的年会主题加上三个议题，却花了大钱开成如此堂堂批评家“年会”，俺们只能看作是一帮姥姥，而今“承蒙皇恩浩荡”，让她们到京郊的月亮河渡假村来唠嗑，还要给她们一笔几千元的“唠嗑费”，真是美了她们啦。只是到头来，作为冤大头的是宋庄那笔“文化基金”，冤大头呵，宋庄。
（尽管他们自己将这种唠嗑标榜为“雅集”，哈哈，姥姥们的雅集。——姥姥们的雅集么，自然啦，总要瞅着口袋里的钞票能否花拉花拉响。）
撇开他们年会上的“公共话题”，在他们的私人言说中，其实并不乏令人赞赏的“问题意识”；如其中吴鸿的发言，他倒是提出了很切实又尖锐问题的。
当下的艺术状态，凡有点头脑，有些感觉的艺术家或艺术人士，无不深切地感觉到，远不同于90年代了，那会儿官方也好，商家也好谁也不来管你，理你；你处于地下，独往独来中，心灵上创作上却是自由的。今天呢，当你从地下走上地面，官家的权力以及商家的资本力，随即如影随形，盯着你、咬着你，它们时隐时显、无形有形，还“胡萝卜加大棒”，棒死你与困死你齐上；你不想屈从，不想驯服吗，那等着瞧。
对此，不妨展开来说，而今京城搞艺术的人中公认的有一句话，即——卖画就是硬道理。尤其这句话获得以下论调支持：“象张晓刚、方力钧的画，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间流转，国际资本的钱都会乱扔的？”由于此说本出于一著名的批评家口中，这使得卖画的硬道理无形间变成艺术价值最高标准了。其标准之程度，让俺看到周围艺术人中凡谈到谁谁的画卖出多少多少价时，那表情一如当年艳俗那几人谈到希克的神情，令人好笑中透出一付贱。俺因此忍不住要在此发问，卖画真是硬道理的？一种被商业操纵的艺术，那怕这一商业是来自博物馆系统，或什么“基金会”的收藏，它与历史上的艺术寄生于宗教，附属于政治没什么二样。艺术的领地如果还可以被描述成如下——它是人类超越了功利性，追求人的精神与心灵自由的所在。那么，上述的“硬道理”论，只能说明一个急吼吼捞钱，急功近利的民族，一群人在以艺术名义捞钱而已。这几年，俺国诺大个艺坛，一年到头五花八门的展览，包括阔大如“双年展”，还剩下多少艺术具有一丁点艺术的自主性和实验性？
二是这二年随着朝廷“二手都要抓，都要硬”的强调，各种文化政策、规范逐一落实，艺术创作和活动很明显地受到制约。如果管理部门都按法制的规范办事，倒也应该；可俺国的现实往往是领导们脸色说了算，领导一瞧不顺眼，一皱眉头，所有粗暴措施都出来了，制约于是变成桎梏；变成了成为主流的唯美与抽象艺术以及象方力钧那种业已被国际承认的“光头”艺术外，其它的作品都不被欢迎。你要将此展览吗，那好，你那里被告知“断电”了；你买来蜡烛强行展览吗，那好，请你进局子去蹲几天。（其中的事例都不用举了吧）可艺术的创造与发展，归根到底就在于去冲破既有模式，就在于让各式各样不被欢迎的创作自由地产生出来，并自由地展示出来。而今却要面对这样种境况，一种政治与资本的力量两相进逼，个人艺术创新得小心翼翼或者自我阉割的境况；对此，每一个有头脑、多少良知未泯艺术人士都是不甘忍受，都在作抗争和努力，至少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批评家群体，现在按理也是最需要他们理性和知识的力量、道德和良知介入的时候，可是他们竟噤如寒蝉，甚至在自身的“年会”上连提出问题的能力都没有，让人扼腕的更在于，吴鸿他作为个人已经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了，依然无人会；在整个会场中，他的声音很冷落，那么还能指望他们什么？
当然也难怪，只是一帮姥姥在唠嗑，他尖锐的重大话题，哪有可能引起共鸣？




                                                                北门骞于2007、11、24于竦庄

那帮无聊的人

[s:304]老千好，还知道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