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诚恳地谢谢《美术》杂志的邀请。因我明天一早出差上海，不能出席会议，深感抱歉，兹作书面发言如下：



这是自90年代初以来的十几年中我第一次受到《美术》杂志这样的礼遇。我对《美术》杂志曾经有过一段很深的情感联系，从1961年我上大学期间开始订阅《美术》杂志，至今保存着《美术》连续30年的完整期刊。我从一个画家转向批评家生涯完全是由于《美术》的提携，甚至可以说，我就是在《美术》杂志的关注和培养下成长为一个批评家的。1982年3月，我应《美术》“征文”投稿，一个月后即得到采稿通知，5月文章发表出来，6月应邀参加了《美术》杂志主办的“全国美术理论讨论会”。1983年被借到《美术》编辑部工作半年，对于一个地方的业余作者而言，这样的经历是不会忘怀的，因为它整个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航道。此后，我经常收到他们的约稿函，每年在《美术》杂志都有文章发表。但到90年代初，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中，我和许多批评家朋友被《美术》编辑部的领导列入“另册”，被认为是思想有问题的人，不许再发表我们的文章。例如画家胡伟把我和他的一篇访谈给《美术》发表（内容是谈他的导师平山郁夫的），编辑部不允许出现我的名字，最后改为胡伟和记者的对话（见《美术》1992年第一期《用心灵扣开历史之门》）。从此，我和《美术》断绝往来，迄今已有16年之久。



我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美术》杂志在这十几年中，就是这样将一批重要的批评家（当然我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拒之门外，这个名单不必公布大家也会明白。这绝不是一个刊物与一两个人的恩怨，而是将批评界的一大批有足轻重的人物视为异己。一个涵盖全国的官方刊物，在这样长的时期内以这样一种排除异己的立场办刊，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声音出现（注），这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还是少有的现象。如果《美术》杂志是同仁刊物，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但它是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是中国美协的喉舌，在这样长的时期中，一直对不同意见采取封杀的态度，并且对这个问题从没有过反省，这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美术》要在今后作出改进，首先要改变这种局面，像它在80年代那样，以宽容的态度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创造一种多元并从的良好的艺术生态环境，否则，没有人愿意去看这本本应该阅读的刊物。



恕我直言，说的不对，请谅。







                                      贾方舟  2007、11、12 深夜　







　　注：例如《美术》编辑部曾经向朱青生约稿（谈关于行为艺术的文章），稿子还没发出，就组织批判文章，并加“编者按语”将朱文作为批判的靶子发表，这种“文革”式的做法竟然发生在21世纪初的《美术》杂志！